■潘霁

最近看新闻，说201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达到4.30%，比上年增加了0.02个百分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总额4%的目标自1993年写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来，已是连续第二年实现这一目标。看到这则新闻，作为高校“青椒”（青年教师）的一员，一方面深切感受到这几年国家对教育愈发重视，对国家和民族的明天也更加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又不禁“杞人忧天”地担心起高校有钱后该怎么花。

根据多年来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求学从教的见闻，从一个高校普通青年教师的视角看来，我觉得我们的大学在“有钱”之后，尤其需要强调在花钱上做到“以人为本”——归根结底，个人以及个人之间通过交流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才是大学根本。

“以人为本”就要在分配国家投入的教育资源时，时刻把解放和发展“人”作为出发点和决策依据。这具体包含几层意思：首先要把高校中的师生从生存必然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其次要通过加大投入提高个人信息处理和知识创新能力；最后才是需要激发高校作为学术共同体整体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持续活力。

通过资源分配，把高校师生从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这是高校师生专注于知识创造和教书育人的前提。记得几年前，国内高校一般青年教师的月收入还不如刚刚“杀进”四大会计事务所的新鲜职场人起薪的一半。结果，一些怪现象就出现了。有些高校的同行为了能在上海买房，一周在校内可以上超过45课时的课，晚上常常还会被拉到各种校外的商业教育机构加班加点。有些所学专业不那么热门的同行，更是“破墙开店”各显神通，当时就有同行在学校周边开起了饭店，也有的合伙搞过水产养殖……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望高校提高教育质量并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无异于缘木求鱼。其间，不少初出茅庐的“青椒”在令人辛酸的忙碌中耗去了最好的时光。

对比之下，笔者曾工作过的新加坡高校，2011年时一名助理教授（相当于讲师职称）年薪一般在8-9万新元左右（约35-40万人民币），并且学校会一次性提供几千新币的安家费用和临时的过渡房，来保证青年教师入职后以最快速度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中去。如今我们自己国家的教育经费有了显著增长后，最明显的是青年教师巨大的生存压力有望像国外那样得到一定减轻。例如，我目前供职的学校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贴心”：最近学校针对青椒们推出了不少租金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过渡房，系里还准备给教授专业课的青年教师聘用研究生助教。类似这样的措施，把解放师生的创造力作为目的，比起单纯提供更多“赚外快”机会的开班办学之类又进了一步。

再来说资源的使用，这还要立足于增强师生对行业信息收集、加工、包装和发布的能力，并由此提高其创造力。互联网时代信息处理能力是创造力的基础，创造是人通往幸福的途径。凡能切实提高师生信息处理能力的投入都该理直气壮。

几年前我回到国内工作后，常听人指责国内某些高校只会造大楼，却不用心培养大师。这种指责让我想起美国的母校也曾在州政府预算“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不惜巨资造起自己的媒体融合实验室，并在教学上立即成了全校学生学习新技术环境中各类信息收集和处理方法的主阵地，为学生创建校园电视台的网上版提供了技术和人力支持。这个投资还被应用于公共服务方面，实验室为学校所在地区的媒体提供了大量媒体融合方面的培训和体验项目。在研究上，实验室主任利用后期校友赞助结合租赁和分期购买的方法，保证实验室能提供给研究者最新的传播技术和测量技术，供其始终在最前沿研究新技术的传播效果和使用情况。反正，这栋表面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两层小楼成了全校师生的“香饽饽”，没有人想到“造楼”会和“造大师”矛盾。

对比看来，很多时候国内对高校造大楼、还是造大师的质问，其实更多针对的是有些高校所建之楼让人觉得政绩和炫耀意味要多于为满足师生和社区信息需求服务之实际。事实上，无论是数据库和图书资料购买，图书馆大楼建设，还是各种实验室工程，只要是能最大效率使用资源，有效帮助师生获取领域内最新信息；不断试验掌握最新的信息处理和发布方法，这样的投入无论如何不能不算是花在了“刀刃”上。

同样重要的是，要把来之不易的资源用来有效激发高校作为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持续活力。要做到这点，就要积极通过空间和资源配置，促进实质性的学术思想交流。

言及此，我突然想到若干年前在美国一所高校参加的一次Brownbag学术讨论会。那天中午，系里6个研究生和两名助理教授按约定早早来到学院会议室，两名教授都带来了自家烘烤的饼干。大伙儿听一名教授和一名学生分别讨论了自己正在做的研究项目后，吃着西点自由地彼此“砸砖”。讨论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老师学生身份的区分在思想交流的火花中变得无关紧要。大部队散后还有一个教授和学生“转战”办公室商量进一步的合作。整个交流花费微乎其微，但让人聊得酣畅淋漓。

与之对比，我看到不少学校为了“突击花钱”，集中在年末召开各种规模浩大热闹非凡的“学术会议”。会上各路人马有些是讲完就撤，爱听不听；有些在讨论时避重就轻，精巧的拜年话层出不穷；更有些人以游山玩水、呼朋唤友为主业，而把学术交流放到一边。这样钱是花了，但对参与者来说实在乏味。

经历过这两种情况后，我觉得在国家投入大幅度增加后，尤其需要强调促进学术共同体可持续的实质性思想交流。例如，可以通过对学校空间的配置，切实促进高校师生间日常的学术交流。或有选择性地组织召开真正能形成深入有效交流和自由争论的会议。或是建立定期给师生已有知识系统带来冲击的讲座或讨论制度等。这些措施在出发点上都应该是为学术共同体本身的持续发展服务。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和国家对教育的日益重视，可以预见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在将来还会有所增加。在对高教系统的发展总体利好情况下，笔者觉得更有必要把怎么花好这些教育经费的问题与国家民族未来是否能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安身立命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治学者应当更单纯地做到“以人为本”，在不掺入杂念的情况下，更讲究实际地用好国家的教育经费，为我们民族未来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奠定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