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国庆档期,由于两部影片的上映,注定将赋予其特殊意义。两位第五代导演的佼佼者,张艺谋与陈凯歌——在这个档期中携各自的新作,展开了一场被期待已久的“华山论剑”。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重要代表,张艺谋与陈凯歌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在同一档期内展开“遭遇战”应属首次。在前些年的“我和我的”系列中,陈凯歌担任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导演,而张艺谋则担任了《我和我的家乡》的总监制,两位导演在同一系列影片中担任不同职位,可视为完成了一次隔空的艺术交锋。然而,由于职位的不同,难以形成直接的比较视角,因此并未引起更多的讨论。而在此次国庆档期,张艺谋的《坚如磐石》与陈凯歌的《志愿军:雄兵出击》的直接碰撞,则开启了第五代导演间首度的“德比大战”。
实际上,当张艺谋与陈凯歌的影片再次在银幕上交迭呈现之时,确然给人带来了睽违已久的熟悉感。在不少国人的记忆中,张艺谋和陈凯歌的作品,长久以来代表着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水准。尤其是世纪交汇的近20年间,在他们创新的影像语言、大胆的色彩运用、敢于探索的题材选择、深刻的社会文化剖析以及独特的叙事手法之中,观众逐渐开始关注到影片背后导演的个人风格和思想。第五代影人带着一种“电影小子”式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走入电影界,而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影人,可以说是“电影作者论”理念在中国电影领域的早期实践者和传播者。“电影作者论”强调导演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核心和独创性,并将导演视为电影的真正“作者”。借由这一观念,张艺谋和陈凯歌不仅展现了各自独特的电影语言和创作态度,而且也推动了对中国电影创作和导演角色的深刻反思与深度转捩。
#FormatImgID_1#“漫长的对决”
置于更为宽广的历史时间维度中审视,这次国庆档并非二人第一次争锋,在他们的近40年创作谱系中,陈、张似乎一直保持着某种互相颉颃的姿态,“巅峰对决”一直在进行。
陈凯歌的处女作《黄土地》,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叙述视角假托于近代革命历史的微观层面,实则以“黄土地”这一古老的文化象征,探讨新生的革命意识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张艺谋则在担任《黄土地》摄影师之后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抗日战争在这部影片中成为其承载世俗欲望表达的叙事背景。这种竞争意识的显著甚至体现在了两部影片片名上的“对仗”——“黄”与“红”之间形成的撞色,像是为第五代出世之热烈进行注解,象征着乡土与寻根符号的“土地”与“高粱”,似乎在标记他们创作中的鲜明主题。之后,他们分别通过《霸王别姬》与《活着》展现了对个体在特定历史时期命运的关注,陈凯歌以戏剧化的叙述和情感渲染展现了人物的悲剧命运,而张艺谋则以较为平实的叙述,呈现了家庭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存状态。
在探讨传统价值观时,他们以《英雄》和《荆轲刺秦王》来重复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中的忠义与对权威态度的微妙平衡,《和你在一起》与《千里走单骑》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艺术呼应,两位导演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和情感处理,探讨了父子关系中的默契与牺牲以及父爱的力量与温暖。
在更为宏观的产业拓展维度上,张艺谋与陈凯歌以不同的途径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化和创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张艺谋的《十面埋伏》通过国际合拍和跨国制作,探索了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的可能性;相对而言,陈凯歌的《无极》则通过集结中日韩一线大牌明星和制作班底,为电影产业的跨文化合作模式提供了实证研究的素材,从产业合作上看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对决?对手其实是自己
第五代导演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个历史阶段,电影的重心逐渐转向“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倡导电影与传统戏剧的“离婚”,以及探索电影媒介本身独特的表达可能。在那个翻新旧观念、尝试新表达的时期,第三、四、五代导演同台展现各自对电影语言的全新理解,将其具象化在影像的流转与光影的交错中。
特别是第五代导演,他们的年轻和锐利的洞察力使他们在探索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前卫精神,他们大胆追求创新,勇于标新立异,他们的电影语言呈现出独具匠心的“表现性和意象性”,与第四代导演的纪实主义倾向截然不同,呈现出泾渭分明的艺术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第五代导演的锐意进取,成为了当时许多影评人和电影创作者评价和追求的理想标准。这也让老一辈导演的成熟风格在比较中显得较为保守,以至于名导谢晋也未能摆脱被贴上“旧模式”标签的命运。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曾经明言:“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虽然我对此不完全赞同,但它确实揭示了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自己的过去,这个过程可能会贯穿一生。如果将这种视角应用于导演的创作生命中,可以深刻洞察到张艺谋和陈凯歌如何回应自己出道之初所面临的艰难议题。特别是在他们当前的作品中,这种回应的意义更为凸显。
张艺谋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因此他的作品常被视为在摄影和画面色彩的表现上更加出色。例如,在《黄土地》的摄影实践中,他将地平线高举至画幅上方甚至溢出画外,展现了独特的视觉张力;而在《英雄》中,通过色彩叙事及象征体系,他诠释了一个宏伟与细腻并存,冷静与热烈共融的古代政治舞台;转至《影》,他利用黑白对比展现了古朴与压抑的氛围。此外,他在多部作品(包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所展现的“张氏美学”,都突显了他在摄影上的创造力与独特的艺术感知。他甚至在表演领域也有所建树——1987年,他参演了吴天明执导的《老井》,并荣获了中国电影史上首个国际电影节的“影帝”奖项。然而,当时对张艺谋作为导演的评价,似乎并不如他在摄影和表演领域的成就那般辉煌。尤其是十多年前他执导的《三枪拍案惊奇》在公映后,口碑一度全面崩溃,权威媒体更是对其进行了“俗不可耐”的严苛评价。当时,人们甚至开始质疑张艺谋在电影叙事方面的能力。故而,我们可以观察到张艺谋近期的高产似乎带着一种迫切的证明欲,《悬崖之上》《满江红》《狙击手》以及最新的《坚如磐石》,它们都回归到了电影叙事最为核心的要素——“悬念”。这些近期作品所展现的,是一种质朴而鲜明、纯粹而热烈的美感,而这种美感的淋漓尽致恰来源于场面调度与叙事的巧妙安排。同时,它们也为那个自他出道以来一直困扰的问题——“张艺谋是否真正具备出色的电影导演才华?”——提供了回应。
相较于张艺谋倾向于通过影像直接呈现情感的浓郁,陈凯歌的电影则持续洋溢着“思想性”的底蕴,多数主题表达实际上深藏于文本之下,需透过较为复杂的解读系统方能得以理解——有些影片甚至需要专门设计一套异于常规的解释体系才能促进理解,例如至今仍颇具争议的《无极》(附带一提,陈凯歌在2005年该片上映时曾言“十年内没人能看懂”)。又如《道士下山》,影片以简单的故事线试图展现丰富而沉重的主题: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个人修行与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然而,其叙事却未能为深刻如彼的议题提供足够的纵深,使得意义的标枪在投向寻求现代生活与传统哲学的交汇、探索现代社会内外和谐的轨迹上轻盈而偏离。
有学者曾经以“物化”和“心化”,来指喻第五代导演通过电影实现“视觉解放”与“思想解放”的两条路径。从文本的内外层来划分,张艺谋显然更倾向于“物化”手段,强化文本表层的视觉感染力;而陈凯歌则偏向“心化”手段,力图加深文本潜层的情感冲击力。张艺谋突出了独特的传奇叙事及其张扬的写意风格,陈凯歌则注重哲理思辨的文化表达。因此,陈凯歌这种更具哲学家气质的、强调个人表达的影像范式,易于与主流话语产生较大的距离。当年《黄土地》在国外获得的赞誉,就被解读为外国人是借此强调“中国的贫弱与愚昧”。他的《霸王别姬》和《风月》等影片或多或少都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因此,逐步在主流叙事框架中探寻更为深刻的表达,就成为他艺术探索的重要环节。继《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之后,他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力图融合宏观、中观、微观的多层次叙述视角,实现了创作生涯的重要进阶。
这场国庆档的第五代的“巅峰之战”其实无关于胜负。他们只是在与自己波澜壮阔的过去进行“战斗”。无论两部影片在票房或口碑上的表现如何,其更深远的意义实际上在于标记了张、陈二导演长达近40年导演创作生涯的重要锚点。更为重要的是,它象征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五代导演作为中国电影重要代际的持续影响力和卓越的文化生命力。
作者:郑炀(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编辑:郭超豪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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