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是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作者以“宋元变革”为视角，从宋元之际士人精英的命运切入，展现了他们金榜题名后不得不面对“千人竞渡”、仕途升迁艰难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科举及第的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做官转为经商、教书、经营田产、出家等，流向开始多元化。书中案例鲜活，史料翔实，作者将宏观勾勒与个案考察结合，展示了宋元变革下社会转型的种种样相，探索了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的基础，从大历史视野将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上下连贯，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王瑞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科举考试的千人竞渡：古今罕见的高倍率竞争

随着两宋时期科举规模的扩大，科举制度的公平机制不断完善。科举考试带来的荣光，激励着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庶民与士人奔竞于科场。而实际上，能够在科举考试中成功的人，却少之又少。比如有些地方的解额，在北宋末和南宋前期的解额为68人，应试人数为3400多人。而至南宋开禧三年(1207)，应试人数达18000人，解额却降至54人，真可谓“千人竞渡”“万人奔竞”。可见宋代的“录取率”极低，古今罕见。——编者按

北宋开国，承袭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不过，在太祖朝，由于取士的人数过少，科举还不能成为官僚的主要生产源。仁宗朝李淑就说过：“皇朝开宝以前，岁取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这个数字与唐代科举每场取士人数相差无几。至太宗朝，伴随着宋朝江淮川广统一的完成，基于亟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宋朝政府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其中的深层原因是，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的实施。此后的两宋三百余年间，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一榜的正、特奏名进士、诸科便达3055人。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这些数字的总和，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都无法匹敌，士大夫政治的时代辉煌，实由科举制度肇基。

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科举制度的公平机制，打破了往日的贵族政治垄断，不仅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精英，还促进了社会流动，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柯睿格分析了南宋初期《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的和后期的《宝祐四年登科录》，前者登科者中父祖二代中全无做官的占56.3%，后者三代不仕者则达占57.9%。“取士不问家世”的政策实施，让从来与仕途无缘的普通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实，让宋真宗的《劝学诗》成为人们真切的感受。这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光荣与梦想，激励着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庶民与士人奔竞于科场。这在客观上也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与文化的繁荣。

然而，光明必然伴随着阴影。我无意于述说辉煌，想走到这辉煌的背后。科举造就了不少高官显宦，他们显现出耀眼的光芒。但科举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范进式的潦倒士人，却不大被人理会，像是阴影遮蔽下的无人知道的小草。因此，按近藤一成先生的说法，科举是每次都产生大量的落第者的制度。

前述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那么，每科考试的参加者人数是多少呢?对此，没有完整的数据，只能根据个别数据进行略约估计。北宋前期太祖朝的每举省试，参加者大约为2000人，但到了太宗即位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第一次开科，参加者就已倍增，达到5300人，而到了第三代皇帝真宗即位后的咸平元年(998)第一次开科时，参加者已猛增至２万人。这仅是参加礼部贡举，即省试的人数。按当时每100人解20人的规定计算，那么，真宗第一次开科时，各地的发解试的参加者就有10万人之多，而这一年的登科者，除了特奏名，只有200人，是全体参加者的１/500。这还是解额尚宽的北宋前期。为了缓解省试的压力，在咸平二年(999)便开始规定解额。尽管各地的解额有所不同，但根据欧阳修和汪藻在不同时期所说，大体是参加地方发解试人数的１/100上下。

关于这个数据，我手头还有一个旁证。这是在北宋熙宁年间到访的一个日本人的记录与观察。入宋僧人成寻在他的旅行记中写道：“予问司理官子秀才明州秀才来由，答云：明州、温州、台州秀才，并就台州比试取解，约五百来人已上取十七人，将来春就御试取三人作官。五百人秀才中只取三人作官，天下州军镇秀才廿万余人，春间御前比试只取三人给官，约千人取一也。”这里的“千人取一”,不管是出自明州举子之口，还是来自成寻的计算，都反映了北宋中后期的人们对当时科举倍率的事实认知。

降至南宋，领土减少了三分之一，而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未减反增，情况更为严峻，竞争更为激烈。特别是东南沿海各州郡发解试的参加者，“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周必大记载其家乡江西庐陵“平时应诏，率数千人试”，在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的解试，则“赴举者逾万人”。而据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知福州赵汝愚的奏疏透露，该州当年贡举之前的发解试“纳家保状”的报名者便达一万六千人，“而解额只六十二人，系二百七十方解一人”。而在这十年前的淳熙元年(1174)，福州“应诏者两万人”。又据朱熹说，有的州甚至是“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朱熹所言，有南宋末年写下的诗为证：“鹿鸣今日宴佳宾，六万场中一百人。”而台州在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竟接近“千取其一”的“人盛员窄”的状态。

然而科举参加者日增，乡试发解额却没有实质性的增加。比如江南西路吉州的解额，北宋末年应试人数约为4000人，解额为45人，到了南宋，应试人数常达万人，而迄至南宋末年，解额却一直停留在68人。比较45人，68人的确略有增加，但跟应试人数相比，在比例上则是不升反降。前面述及的福州状况也是如此。北宋末和南宋前期的解额为68人，应试人数为3400多人。而至开禧三年(1207)，应试人数达18000人，解额却降至54人。

不仅乡试发解额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省试录取名额从应试人数上看，比例也有了减少。北宋后期约为十取一，到了南宋，自孝宗朝以后则约为十六取一。当时，若是俯瞰科场，那是一幅万头攒动的悲壮景象。

透过以上的数据资料，舍去地域不均衡的因素，按北宋旧解额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这样保守地计算，南宋登科者五万一千人的背后，有着一百五十年间将近五千万人次落第于“孙山”。五千万人次，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这是一部真实却被人遗忘的“儒林外史”。

其实，科举之路从来都是如此艰难。北宋的富弼在一篇奏疏中就慨叹道：“自古取士，无如本朝路狭。”宋代的科举已经相当开放，无论是“工商杂类人”。还是“狞干黥吏之子”，皆可投牒自进，参加考试。那么，富弼为什么还说宋朝取士最为路狭呢?他具体解释说：

三代以往不复纪，列两汉而下，历南北朝及隋唐十余代，取士之法，各有科条。大率如贤良、孝廉、孝弟〔悌〕、力田、明经、秀才、进士，唐又添制举五十余科。此外又许藩镇辟召及诸色人荐举，亦许自荐拜官。历代求人，唯务广博。所以天下怀才抱器之士，无不牢笼收揽，尽为朝廷之所用也。国家取人，唯有进士、明经二科。虽近设制举，亦又取人不多。是三者，大抵只考文辞念诵而已。天下之士有大才大行而赋性不能为文辞就举试者，率皆遗之。

原来，富弼是说入官的方式过少。可以这样说，科举主要是为平民百姓走入仕途开辟的一条路，因为正七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均可通过荫补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弟入官，少数高级官员甚至可以荫补异姓亲属或门客入官。此外富裕家庭还可以钱财进纳补官。

不过，在士大夫政治支配下的宋朝政府，为了保持最优秀的人才永远处在高层，限制以荫补或进纳等方式入官人的升迁，使这些人很难跻身于中高级官员之列，只能游荡于低层。因此说，宋代门荫虽盛，实授小官，难以左右朝政。杨万里之长子杨长孺以荫补入官，杨万里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慨叹：“以门子而进，故堕在千官之底。”科举出身的荣耀与仕途升迁的需要，使不少以荫补等方式已经入官的人又去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取出身的名誉与进一步升迁的资格。万人奔竞，对科举一途趋之若鹜，使得科举之路变得异常拥挤不堪。鲁迅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这里，似乎可以将这句话反过来说，地上本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没有了路。就竞争激烈的科举来说，正可以这样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