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秋日，捧读秀清研究员的新著《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感受到了盛夏酷暑之后吹拂的一股扑面凉风。

社会大众的知识、思想与文化大众化的关系，大众文化与“文化精英”“文化主流”的关系，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宗教信仰和大众文化的关系等等，多年来中外思想史研究界虽有涉及，却是没有热议乃至深入探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其中原因，恐怕人们还是主要将思想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少数精英人物身上，且主要依据对原有传世文献典籍的释读探究，缺乏对社会大众文化背景的宏观视野与新材料所展示典型的微观案例分析。

秀清此著，以“引言”入手，厘为七章，在诠释大众文化及敦煌文献在大众思想史研究中价值、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基础上，分别阐释唐宋时期敦煌文化的大众化特征、敦煌大众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及其数术文献、社会生活常识与规则、佛教与道教知识的大众化等，最后在“余论”中总结出敦煌大众文化的哲学基础及多元共存互补的特征，可谓论题鲜明、材料翔实、论述清晰、结论正确，是一本诠释敦煌大众文化的力作。其中贯穿了基本精神、主旨及概要的具体内容，似无需我再在此加以赘述，本文仅就自己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启示略示一二，以求教于秀清及各位方家。

《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

杨秀清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们在论述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的过程中，往往疏于对文化本质及源流的探究。例如“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早在《周易》中即言：“文明以止，人文也。”古文字中“止”者，脚印也，此言即是说人文是文明进步的足迹。又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人文化成天下，即是文化的本真、作用与意义。可见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缘于人文，它的本质是全民（“人”）所创造和赋予的文明内涵；它的源头即离不开“大众”的知识、思想、观念、习俗等等。诚如作者在此著中所解释：“大众的构成，并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识中的普通民众和下层百姓，也包括一部分社会上层和普通知识分子，涵盖了社会各阶层。”（见是著第9页）“大众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厚基础。”（见是著第24页）至于后来人们叙述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地域文化等等，都是它的“衍生物”。我以为秀清此著，正是在这个基本认知上开展对“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文化”的论述，这就不但有了明确而广阔的视野，有了清晰的起点，也有了扎实的落脚点。此著书名标注“大众的知识与思想”，即表明其基础与主旨所在。我认为，“精英文化”如果具备了喜闻乐见、大众遵循习行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具备了通俗性、流行性、教化性、开放性等“古代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见是著第25页），就有了广泛传播与长久传承的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成为一时、一地、少数人津津乐道的“小众文化”，其生命力的衰弱可想而知。

李正宇先生在为此著写的序言中提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认为“循此思路，感到一股强劲的哲学新风扑面而来”，指出了该论题的“哲学意义”。我的理解，即是大众文化的诠释，涉及一系列的辩证关系，如：大众与精英，主流与支脉，华夏中心与丝路及敦煌地域，知识、思想、观念与思想史和哲学，宇宙观与秩序观，信仰与知识、习俗，常识、经验与规则，等等；当然，还应关联到积极与消极，精华与糟粕，力量与作用等。“哲学”，本是对人类社会的知识、思想等认知体系的基本问题和普遍规律进行研究的学科；尽管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但其基本含义都与芸芸众生密切相关是没有疑义的，即便是少数精英人物书斋里的高谈阔论，也不会不应该将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物排除在外，因此才有了“大众哲学”这个著名命题。秀清此书并非是一本哲学论著，但就其紧紧围绕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来探求当时当地的文化特征来看，其哲学思辨及内涵是比较明确的。作者指出：“自汉代以来，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宇宙观，已然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哲学基础。”“从大众思想层面上来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承，隋唐时期，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宇宙观，在社会生活中已成为普通大众社会生活的一般常识。”这主要体现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大量的数术文献中。（参见是著第407—410页）另如作者依据藏经洞所出敦煌社邑文书，说明作为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已普及化为大众关于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人们不是谈论‘五常’中所包含的微言大义，而是将其外化为具体行动的指南，且由于其和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念相对应，成为天经地义的规则。”（参见是著第412—416页）

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常被人习称为“佛教圣境”“佛教文化宝库”，虽有一定的依据、道理，其实是不确切的。位于丝绸之路“咽喉之地”的敦煌，是多元文化荟萃的圣境、宝库，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璀璨丰富的图像、文献，正是诠释4—14世纪敦煌地区大众文化最可珍视的资料。本书作者1995年进敦煌研究院工作，成为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文化的“莫高人”中的一员，此著即发挥自身优势，很好地运用了敦煌壁画图像、藏经洞所出写本及相关文献来阐释敦煌大众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注意开掘敦煌材料在大众思想史研究中的新价值与启示作用。作者清楚地认识到：“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不断变化，敦煌文献的新价值也在不断凸现。不单新发现的材料是新材料，用新视角重新审视旧材料，旧材料于是也变成了新材料。思想史研究新问题的提出，也使我们认识到敦煌文献及文物的新价值。”（见是著第13页）例如书中用较多的篇幅来叙述敦煌所出的数术文献、寺学写本对这个地区民众思想行为与知识普及的作用，用简洁的文字来诠释敦煌佛教大众化、道教大众化的方方面面表现。当然，作者将本书主要的论述范围设定在唐宋时期的“敦煌文化圈”，则是在突显它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性的同时，指出：“敦煌大众的知识来源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实际与行为实践。”同时与该地区“知识的传播也密切相关”。（见是著第11页）而传播方式主要有文学创作、石窟艺术、岁时节庆、宗教信仰、学校教育等；作者又指出：“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特征，使敦煌文化超越地域限制而具有世界意义，这正是敦煌文化的独特之处。”（见是著第52页）书中支持这些论点的主要依据即是丰富的敦煌文献、文物材料。

我还想强调说明：宗教的文化特性是信仰，无论是华夏本土的道教，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包括敦煌地区粟特民众的祆教信仰，都已经成为大众化的信仰文化。文化信仰的力量与作用，也都突出体现在亿民大众的知识获取、经验积累、思想指导、行为准则、道德规范、习俗传承等诸多方面，影响到各民族大众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也正是构成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与条件。这说明信仰文化的根基便是它的大众性。作者在本书“余论”部分进而述及宗教伦理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论及信仰文化多样性与共存互补的和谐观的关系，指出：“正由于大众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以及多样性共存互补的和谐观在大众思想层面上的实践，使得大众化了的各种宗教知识与思想，在敦煌和平地交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敦煌没有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敦煌文化。”“敦煌宗教思想的大众化，正是体现了‘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绸之路精神，这正是敦煌历史文化所具有的思想史意义。”（见是著第429页）民众信仰与民族希望、国家力量的密切关系不可忽视，人民大众的文化自信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紧密联系，也都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关切。我的感受：本书对敦煌大众文化的诠释解读，对于正确认识目前尚充满矛盾、纷争之大变局的现实世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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