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书写后唐开国君主鲜为人知的双面人生

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人们便想起政治动荡、藩镇割据、混战不断的五代十国；若说起乱世枭雄，大家自然联想到平定黄巢、代唐建梁的后梁太祖朱温，抑或是割土求援、称臣契丹的“儿皇帝”后晋高祖石敬瑭，更不用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而后唐的开国君主李存勖，作为五代时期的天之骄子，同样在乱世中闯出了一片天地。

但受限于时局纷乱、史料散轶，再加上后继之君对前朝的修饰加工，庄宗跌宕起伏的熠熠生平由此淹没在浩瀚的史籍中，与之相关的研究专著也寥寥无几。甚至在民间或普通人眼中，只知“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的“李天下（爱好戏曲，常与伶人同台演绎，遂自取伶名）”，不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的“李亚子（唐昭宗称赞其‘此子可亚其父’，从此少年成名）”。李存勖一直以“伶人君王”的片面形象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大众始终对其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

近日，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一书，乃宋史研究专家刘子健教授学生、美国汉学家戴仁柱的五代史研究新作，是一部评述李存勖生平的学术专著。作为宋史学者，戴氏在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译为英文的过程中，对两位五代史上的乱世豪杰——后唐庄宗、明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二人为义兄弟，能征善战，共立基业，复兴李唐。然而创业易守业艰，能共苦却不可同甘，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后者取前者而代之。戴氏很想把他们的故事介绍给西方读者，由此先后撰写了两本传记，如今庄宗传的中译本也出版了。

在戴仁柱看来，作为五代十国豪杰中的佼佼者，李存勖自然率真又不失帝王性情。他通过平实的笔触、犀利的分析，将庄宗冰火交织的四十二年人生娓娓道来。他笔下勾勒出的李存勖，不再是一幅千人一面的画像、一份千篇一律的墓志铭、一张脸谱化的剧中丑角，而被还原成一位有血有肉、有功有过、才华横溢、充满个人魅力的一国之君。然而，创业中的开拓进取与守业中的骄奢淫逸，最终构成了庄宗复杂、矛盾且无常的一生，“宴云谣，歌皓齿”亦成绝唱。遥想当年其对手梁太祖朱温“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李存勖之父）为不亡矣！”的感叹与钦羡，实在令人唏嘘。

《火与冰》为评传性质，对于历史过程、重大事件，以简洁语言梳理、交代清楚，将重点放至分析与评论上，尤其善于分析蕴藏于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原因，前期重在分析李存勖晋唐之所以“盛”的原因，后期分析其“身死国亡”的各种因素。书中历史材料驾驭纯熟，取舍得当，梳理清晰，功底扎实，是相对较为薄弱的五代史研究的一份丰厚的成果。又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为普通历史爱好者与五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新观点、新视角、新方向，不失为一本通俗性学术作品。

走进《火与冰》，便是走进李存勖的一生。相信通过阅读，在熟悉传主生平的同时，读者亦能对这段民族融合、武人当政、河朔崛起的特殊时期有所了解，并加深对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所感慨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理解。

《火与冰：后唐庄宗李存勖》

［美］戴仁柱 著

刘广丰 译

重庆出版社2022年7月版

>>内文选读：

（一）加冕的请愿

天祐十八年（921），晋的政治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在此之前，梁朝东面和西面的吴与蜀已纷纷要求晋王即位称帝，他们都是南方最富有的王国，此时也都不服从开封朝廷的命令。吴的请求尤其值得关注，其主在五年前曾无视过李存勖的建议。这两个南方政权可能认为沙陀地处黄河北岸，在其治下他们更容易保持自己的自治权，但这绝对是个误解。从正月开始，北方十镇节度使同样请求李存勖加冕称帝，当中包括他的五位义兄，以及定州、镇州与河中三个重要盟友。契丹此时刚采用汉人制度建立帝制，就时机而言，这也许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在众节度使请愿后，李存勖也在形式上多次推脱，但他最终还是回应道：“予当思之。”此话今天听起来似乎更显犹豫，但在当时的听者耳中却是未必。

与李存勖对称帝与否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同时，唐朝的传国玉玺被找到了（更大可能是为让人信服而伪造出来的）。传国玉玺在40年前的黄巢之乱中在长安被盗取，但此时它却神奇地落入魏州一个和尚手中，而魏州正是目前晋军府之所在。这个和尚也许是通过刘氏认识李存勖的，她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魏州本地人。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因为玉玺乃是国宝，由宝玉精心制作而成，它与其他文化里的皇冠一样，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所谓传国玉玺，即由皇帝代代相传，它最终也会作为朝代更替的实质证据，出现在下一个王朝的府库中。对于一个欲图恢复唐朝之名及其精神的政权而言，这个玉玺能带给它与旧朝最实质的联系。

（二）父亲的箴言

唐朝玉玺被发现使人们为之欢庆，奏请李存勖称帝的请愿也纷至沓来，这一切似乎都是给他安排好的。他对这种骚动与揣测显得有点惊讶，继而拒绝了加冕的请求。他提到了几十年前父亲李克用在面对相同的请求时所作出的慎重反应：

昔王太师亦尝遗先王书，劝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语余云：“昔天子幸石门，吾发兵诛贼臣，当是之时，威振天下，吾若挟天子据关中，自作九锡禅文，谁能禁我！顾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为耳。汝他日当务以复唐社稷为心，慎勿效此曹所为！”

在这番推心置腹的话语最后，李存勖坚定许诺道：“言犹在耳，此议非所敢闻也。”

李克用的话有意消除一些人的担忧，他们担心他急于即位称帝，或者担心当时的客观形势已经不再是简单恢复唐朝统治了。这番话同样流露出李克用晚年的情绪：他对唐朝忠心耿耿，他可以占领唐朝的京城，但却不能抢夺唐朝的皇位。对他而言，忠诚不是光说不练的，那是一种信仰，一种激情。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李克用对朱温的厌恶，后者所谓的忠诚是假的，仅仅是为了方便自己谋朝篡位。他的儿子李存勖若要遵从父亲的原则，就必须控制住自己的冲动，以及将领们的狂热情绪。此外，从历史上说，开国皇帝若要加冕，就必须在战场上创立一系列不世之功——这是天命具体化的启示——但就最近的战事而言，上天并没有给出多少正面的信息以预言晋王可以称帝。

（三）宦官的警告

唐朝传国玉玺被发现时的庆贺，以及众多恳求李存勖称帝的请愿，足以让76岁的张承业警觉起来。这位久病在床的宦官坐着肩舆，克服路途艰辛，从晋阳来到魏州，试图说服李存勖放弃称帝，因为后者并未设想此举的后果。他在晋王面前回忆起了李克用，想以此请求李存勖耐心等待时机，他说道：

大王父子与梁血战三十年，本欲雪国家之雠，而复唐之社稷。今元凶未灭，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

实际上，只要梁朝皇帝还在开封城里统治着，改易天命就不是一件成熟的事情，这只会提醒人们两个家族正在进行法统之争。他的话其实也是提醒晋王，中国的最高统治权是不能分享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一个人能成为天子，那就是占领中原之人。

张承业所提出的第二个让李存勖推迟称帝的理由同样令人信服，那就是忠于唐朝统治所能带来的魔力，他说：

梁，唐、晋之仇贼，而天下所共恶也。今王诚能为天下去大恶，复列圣之深雠，然后求唐后而立之。使唐之子孙在，孰敢当之？使唐无子孙，天下之士，谁可与王争者？

恢复唐朝正是晋一直以来孜孜以求之事，他们不承认梁朝的年号，也不像南方一些政权那样创立自己的年号，而是保留唐朝年号，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唐朝皇室里寻找合适的继承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唐朝最后一位皇帝以及他数百名家人，早就在天祐四年（907）时被梁朝统治者屠戮殆尽了。不过，做出一些寻找继承人的表面举动依然会令人感到满意，还能让李存勖合法摄政。

张承业对继承问题的热心证明他对前朝确实忠心耿耿。就像很多被从长安派出前往晋阳的人一样，为晋效劳可以让张承业与其他人联合在一起，共抗梁朝，从而无须面对唐朝已经灭亡这个既成的事实。十几年后，张承业依然抱有这个幻想，并且他也意识到，若由一个没有李氏皇族血脉的人继承皇位，就意味着一个完全与前朝割裂的新王朝诞生。李存勖以唐朝法统继位，制造唐朝得以延续的假象，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罢了。有一条史料记载说，张承业回到晋阳，绝食而死，以示抗议。不过另一条史料说，他是在天祐十九年（922）十一月去世的，这离他与李存勖交谈已经差不多两年了，因此他是自然死亡。无论是哪种情况，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位宦官的担忧只会让他的身体情况恶化，同时，这也更说明晋王在魏州称帝之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四）画日之笔

七月，晋王下令求唐旧臣，以期在唐朝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文官班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官员的任命并没有传统的招募及考核程序，这种安排肯定会降低治理的质量，所以这最后的调整，应该会产生实际的利益。早期所招揽的人当中，最出名的是前唐礼部尚书苏循，他来自朱友谦的领地河中。一代之前，大概在天祐三年（906），当朱温准备除掉最后一位唐朝皇帝的时候，苏循就已经附会梁王以求进用，但却受到朱温的轻视，后来甚至让他罢官归田。

天祐十八年（921）当苏循出现在魏州之时，他对晋王展现出更大的激情，“蹈舞呼万岁而称臣”，然后“又献画日笔三十管”。在唐朝的时候，皇太子若在正式继位之前监国，当他就某奏章表示同意时，就会用毛笔写下一个“日”字（画日），以代替“可”字，后者是在位的皇帝才能使用的。向李存勖献画日笔，实际上是确定他储君的地位，并且肯定他即位称帝对唐朝而言乃是迫切之事。受到这样的恭维，李存勖十分高兴，他没有像朱温篡位前那样阻止这些不当的行为，比如避免接受苏循的跪拜。大概20年之后，李存勖的这种厚颜行为，让人们清楚看到他此时并非心怀壮志，而是野心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