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题为“文章学”的著述，如顾实《文章学纲要》、蒋祖怡《文章学纂要》、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其实主要是修辞学史，近年出版了一些断代文章学或文话专著，如祝尚书《宋元文章学》、高洪岩《元代文章学》、吴承学《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及龚宗杰《明代文话研究》、蔡德龙《清代文话研究》等，但系统的文话或文章学通史著作，慈波教授的《文话流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以下简称《流变》，所引文字径标页码）允为第一部。它为后来者昭示了不少可行的路径，具有拓荒之功。《流变》所显示出的思想厚度与深度也同样值得瞩目。它突破了单纯形式研究的局限，注重思想史视野的引入，于诸如社会思潮、文化新变、文话编撰者的文化心态等多有揭橥与阐发，使文话之“流”与“变”不仅眉目分明，而且具有了立体而深阔的维度。

《流变》的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对宋代以降直迄晚近中国文话或文章学著作的系统梳理，并对各时期文话的特点进行了论证和描述。《流变》将文话流变分为三个时期：宋元为成立和发展演进期，明清为繁荣兴盛期，晚清民国为融会总结期。与文话分期密切相关的是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流变》分别主要从科举、文章派别及晚清民国西学输入所带来的文话新变三个视角对上述三时期进行分析。借助此种分析方式，纲举目张，有助于凸显各时代的特征。与宋代相比较，文章派别确实是明清尤其是明代的区别性特征，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言，“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因此明代文话的特质与文章派别结合才能体现得更为充分。至于《流变》将晚清民国作为融会总结期，这可能与一般站在西学东渐的立场上看待晚近文学演化的观点有所差异，但事实上，相较于传统文论总体的创作论的倾向，晚近文话借助新的观念、方法，措意于文学史和理论的建构，确实出现了一些融通总结色彩很强的著作，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刘咸炘《文学述林》等皆为其例。如《流变》所论：“新旧思想的激荡，往往促使人们从多方面思考问题，以往满足于拘守家法、抱残守缺的取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变通……正是这种强烈的冲击促使文话在理论上有了全面的超越，其深刻价值并不伴随它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209页）这种特点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提到的两千年中“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除《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外，就有与《古文辞通义》（1906）《文学述林》（《述林》中最早的《文选序说》写成于1920年）和同时相先后的章太炎《国故论衡》，《国故论衡》（1910）也是总结性和杂糅性很强的著作。此间所蕴含的学术旨趣，值得深入思考。晚清民国“纯文学”观念的输入，现代文学史写作模式的逐渐形成，使得传统文类进入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时，呈现出巨大的多样复杂性，而由于古代文章中所包含大量科举文（时文）、应用公文，文章和文章学较之本在“纯文学”之列的诗、词、戏曲等遮蔽和割裂尤甚。就此而言，文话或文章学而有“通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文话或文章学古今通变可藉此清晰呈现出来。

同时，《流变》的宏观描述是与问题导向结合起来的，这些论题反过来也构成《流变》史的梳理的重要支架。比如浙东学派，谈到南宋科举与文话的关系，最典型者即为浙东学派。作为科举最成功地区的官员和学者，吕祖谦等对科举文话投入的精力最多，其成就和影响也最为重要和深远。因此，《流变》第三章“论学套类与举子素养”一节就特别论及吕祖谦、陈傅良、楼昉等浙东学者。书中对这些问题的专门探讨，再结合作者其他相关论述，如吕祖谦研究（《<宋文鉴>编刊之争再审视》，载《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黄溍研究（《黄溍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黄宗羲研究（《四海宗盟与所得一半：黄宗羲明文统系中的钱谦益》，载《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等，就构成对浙东学派文话或文章学思想的长时段贯穿的梳理。

更重要的是，《流变》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建立在对文献的全面清理的基础之上。作者曾参与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的校勘工作，对文话文献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落实到《流变》写作上，其重点整理的文献，往往是该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也由于此，虽然有些文献是文学批评研究中习见和常用的文献，但作者每能抉出新意。如宋末林子长笺解、魏天应选编《论学绳尺》是宋代举场论学的代表性作品，学界一般均将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刊本《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尺》作为最早刊本梳理《论学绳尺》版本系统，但《流变》在细致的版本比较和文本对照的基础上，认为该本是伪饰成元刻本的明刻本。在此基础上，《流变》重新考察日本内阁文库藏、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日本蓬左文库藏《论学绳尺》及四库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现存《论学绳尺》诸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本，即游明当时遍询博访所得到的旧本。”并依据明刻本所保留的线索，推测此“祖本”可能刊刻的时间及恢复“祖本”原貌的可能性（参页85-87）。这不仅可为一个重要科举文献的版本源流之定谳，而且提供了可资考察科举文献的刊刻和流传特征的重要范本。又如陈绎曾，作为元代中后期最重要的文论家之一，王水照曾提出要重视陈绎曾文学批评的研究（王水照《陈绎曾：不应冷落的元代诗文批评家》），《流变》第五章“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对陈绎曾做了重点考述，并以点及面地拓展于整个元代文章学的描述。从作者后来辑校的《陈绎曾集辑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来看，作者不只整理了现存陈绎曾所有传世文献，还考出若干佚文。就是说，作者是在全面厘清陈绎曾文献的基础上所作的有本之论，为进一步了解、研究陈绎曾文学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

当然，作为初创之作，《流变》也存在若干问题。首先，由于《流变》主要在文话研究，这固然突出了“文话”本身的“流变”脉络，但也局限了文献的运用和拓展，而这同时意味着相关问题的提出和拓展上的局限。仍以浙东学派为例，如《流变》所论，南宋吕祖谦等的文话与科举关系密切，但另一方面，吕祖谦等浙东学人或受浙东学术影响者也多有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出纳王命，此即《宋元学案·水心学案序录》所谓“水心工文，流于辞章”，此种情况经宋末以迄元代尤为明显，这样科举文话就与国家公文写作连接起来。其实《流变》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论“国初洪武间”浙东一派的文人成就时称：“这一阶段文人多学有根底，与元代浙东的学术派别多有师友渊源，其文章发展也一脉相承，由理入文但又气格健举。”（页171）其所举最重要的例证，就是宋濂（宋濂也是浙东学派重要人物），然而这些问题的论述、展开，所涉文献多已溢出“文话”范畴。其次，《流变》在个别问题上的论述还不够充分，待发之覆尚多。如论晚近文话和文章学特点时谈及的“文白之争的文学转向”，又如提炼的其他一些命题像“从比附到深入”、“重归经世传统”（参页229页、253）等，亦具只眼，是很好的课题，值得进一步拓展、深入。

然而，这并非否认或质疑《流变》的学术价值，古人云：“无求备于一夫。”作为文话或文章学第一部通史性专著，如王水照在《复旦古代文章学研究书系序》中所言，《流变》以历时流变的轨迹与理论价值的寻绎为并行线索，对以文话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进行整体论述，不仅注重个案细部考察，更突出长时段视野下的大判断，是构建文话批评话语体系的成功尝试。文章学研究方兴未艾，随着一些重要专题和断代文话、文章学研究的推进，将会有更多的通史或通论性著作出现，《文话流变研究》一书将成为这个学术链条上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