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百万大裁军中，酝酿已久的保留昆明军区、撤销成都军区的方案，在两区撤并定点的最后关头，改变为撤销昆明军区、保留成都军区，这被人们称为“成昆之变”。

邓小平提出，要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手术——裁军100万

198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非凡的意义。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减少人民解放军员额100万。说这话的时候，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空中摆动了一下。一个手指，象征着100万，震动了整个世界。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军队建设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比例严重失调，机构过于庞大、臃肿的问题相当突出，军队人数一度达600多万。这不仅制约了军队的质量建设，也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军队要“消肿”。此后，人民解放军进行过数次精简。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1982年现役军人已减为423.8万人。但这个数字，仍相当于美军的两倍，与苏军的人数差不多。

1984年11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后一个月，中央军委召开了军委委员和全军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现场采写会议新闻稿的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原社长刘回年，曾向我们讲过会议情况：邓小平准时进入会场，没有寒暄，也没有讲稿，坐下来后就开讲。他的开场白是一句设问：从哪里讲起呢？还是从这次阅兵讲起吧。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内、国际反应都是不错的，国际友人说，很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老人检阅部队，这表现军队的老化。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中国军队高层年龄老化，这个在当时最敏感的问题，被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揭开了。邓小平由此讲到军队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消肿始终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在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虚胖子能打仗？”“我们的肿，又主要在高层。”“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提高军队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深刻阐述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明确指出：讲战争危险已经讲了很多年，现在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10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10年。有了新的判断，才能真正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才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要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手术——裁军100万。会后，中央军委根据这一重大决策，反复研究裁军百万的整编方案，确定改革体制编制，加强合成，调整编成比例，精简机关，减少干部和保障人员，淘汰落后装备。其中，解放军三总部的人员和机构有大幅精简，11个大军区撤并为7个，陆军的35个军撤并升级为24个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团以上机关、部队、院校和机关中相当于团级以上的部门裁减5900多个，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官担任，部分内卫、执勤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警部队。

这次精简整编，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数量大，变动大，涉及的单位和人员之多是空前的。尤其是这100万，涉及的是人，是一支支战功卓著的部队。人的社会关系和活动，会令这个数字成倍地增长，延伸到各种领域、各个方面，触及各种利益。无怪乎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全方位波动”。

军委座谈会后，为统一全军思想，保证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任务顺利完成，军委和总政治部组织全军各部队，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服从大局教育。

昆明军区开始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同志的准备

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春城昆明已有几分寒意。昆明军区领导踏着散落在大院路上的梧桐树叶，走向党委会议室，率先进行服从大局教育。我作为宣传部干部教育处负责人，是会议工作人员。

张铚秀司令员在会上说，今年，我国的军费只有191亿元，大约只占美国军费的2%，比苏联更少，而我军员额却是世界的首位，高达400多万人。官兵比例，我军是1∶2.45，远高于美军的1∶6和苏军的1∶4.5。人头费占了军费开支的大部分，加重了国家负担，限制了武器装备更新发展。我军总体上是一支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但战斗编组缺乏合成性，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抓住了军队建设的关键。

随后，他放缓了语速，以同大家谈心的口吻说，裁军百万，意味着部分单位将不复存在。一些老部队的光辉历史，有可能要在我们这一拨人手上结束，这一页是很难翻过去的。但是，精简整编是大局。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是跟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在关键时刻，一定要坚定地听党的话，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感情服从原则，一切都要从大局出发。

谢振华政委在大家发言后讲了三条意见：一、要抓住一个环节，深入进行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教育。百万裁军，思想先行，要把全区上上下下的思想，切实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部署上。二、要叫响一个口号，在大局下行动。全区部队都要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加强管理、保持稳定。只有立足大局算大账，才能算好单位和个人的小账。考虑到精简整编即将进行，要从严控制干部提升。三、要把握一个关键，以上率下。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军区常委个人的安排，是上级考虑的事情，我们无条件服从组织，叫干叫退都不讲二话。全区团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增强政治责任感，以身作则，模范带头，为部属做出好样子。

军区所属军级党委班子也率先开展教育。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李金桥、政委张志铭，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王争、政委焦斌，昆明陆军学院院长刘子波、政委赵坤等领导同志，分别在党委会或干部大会上表示，坚决听从党安排，宣布离休愉快服从，继续工作标准不降，调动单位不讲价钱。一个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的浓厚氛围，很快在全区部队中形成了。

1985年春节前夕，昆明军区机关和部队，到处喜气洋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专程到云南看望部队，向指战员祝贺春节，祝贺对越作战的胜利。

胡耀邦等领导同志深入前线，亲切看望参战官兵，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作战的胜利和昆明军区部队全面建设的成绩。视察期间，胡耀邦还为昆明军区挥毫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

2月19日，是农历大年三十。下午3时，杨尚昆、余秋里和同行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在国防剧院接见了我们军区机关干部和驻昆单位师以上干部。随后，又参加了军区举行的春节报告会。杨尚昆、余秋里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昆明军区各项工作“在张司令员、谢政委的领导下，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坚决，成绩是很大的，取得了整党、作战双丰收”。

大年三十晚上，连续忙碌了几天的我正在家中休息。响起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宣传部曹学文副部长。他拿着一盘磁带对我说，这是杨副主席下午讲话的录音，今晚务必整理出来。当晚，我一字一句地听录音、作记录，并参照听讲话时的笔记，认真进行整理，一直工作到大年初一清晨。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国威军威看西南”的题词印发到全区部队，并组织“国威军威看西南，我们怎么办”的讨论。这些工作，也是由我们宣传部承办的。胡耀邦等领导同志视察和看望昆明军区部队，引起很大反响。机关有的人概括说，中央、军委领导表扬昆明军区有四好：仗打得好，党整得好，干部年轻化搞得好，还有一条，张、谢首长领导得好。

当时，机关中就已经有保留昆明军区的传闻。一些同志分析：第一，在11个大军区中，昆明军区是唯一还在打仗的大单位。这几年南疆硝烟不断，军区处于战略前方、攻守一线。这是保留昆明军区最充分的理由。第二，昆明军区主要由原第二野战军主力第四、第五兵团组成，传承着二野的血脉，邓小平是二野的老政委。第三，胡耀邦为军区题词“国威军威看西南”，显然是保留昆明军区的前兆。

是年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保留昆明军区，撤销成都军区，机关部分人员并入昆明军区机关。

随着情况的逐渐明朗，昆明军区开始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同志的准备。军区党委再次决定，严格控制干部提升，以便给成都的同志留位子。到6月1日前，军区司、政、后机关有26个二级部正副部长缺编。下面报上来的递补方案，军区党委一律不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缺编，连签署法律文书都成了问题，有些同志觉得就是从工作角度考虑，也应破例报批一下，但军区党委的答复仍然是：留待合并后统一考虑。

与此同时，军区抓紧动员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腾出位子；已离、退休的同志提前搬进干休所，以便腾出宿舍。军区政治部52号院刚修好一幢可安排50户干部的宿舍楼，一律不分，全部留给成都方面来的同志。

我当时是军区宣传部干部教育处的副处长，任副团职已有几年。1984年8月，原处长提升。宣传部刘连清部长与我谈话，明确由我代理处长工作。同时，军区政治部上报我任该处处长。军区党委考虑到精简整编，没有同意。1985年1月，军区政治部将这一方案再次上报，又因两区将合并，需要留位子，被军区党委再次否定。类似我这样情况的，机关中还有一些人。面对有位子不让提升，相关干部没有怨言，仍兢兢业业工作，大家理解这是大局的需要。

1985年二三月份，成都军区可能撤销的消息就传到成都。成都军区党委深感这是一次严峻考验。军区一方面组织部队开展正确对待精简整编、顾全大局教育；另一方面，为防止利用精简整编突击提拔干部，停止了提干工作，并加强部队管理和经费、物资管理，严防发生问题，保持高度稳定，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进行。机关各大部坚持集体出操、点名，严格上下班和请销假制度。一天清晨，到军区检查工作的一位军委领导在大院散步，听到干部战士出早操嘹亮的口号声，看到宽阔的机关大院整洁有序，转身对陪同的王诚汉司令员、万海峰政委称赞道：“你们这里一切如常，不像个要解散的样子嘛。”不久，军委、总部通报表扬了成都军区“精简劲不减，整编心不散”的好作风。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减少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并部署落实的步骤和措施。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张铚秀、谢振华住进宾馆时的心情是坦然的，随行的军区军务部、干部部领导，带来了对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有关问题的初步方案，以备在会议上汇报，并与成都军区的同志协商。

会议开始时提交讨论的精简整编方案，是将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定点昆明，称昆明军区。这无疑是军委已基本确定的意见，昆明军区到会的同志心中更踏实了。

王诚汉、万海峰作为成都军区的军政主官，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这两位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老红军，有很强的党性。他们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如果军委最终作出定点昆明的决定，我们无条件地坚决执行。在军委最后确定之前，出于公心，着眼大局，可以把想法按程序向上反映。

王诚汉曾亲笔签名赠送了我一本《王诚汉回忆录》。在回忆录中，王诚汉谈到了有关情况：我把成都军区参加会议的几位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谈了我的想法，叫他们抓紧起草《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的建议信。信写好后，征得万海峰政委同意，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分别送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和杨得志、余秋里、张爱萍、洪学智副秘书长。我们在信中提出，“大军区定点要考虑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通信等历史因素和发展状况，要有利于作战指挥，便于组织部队向其他战区机动，因此设置上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稳定性，不宜过于靠前”。建议信的主要内容有：“从四川和成都在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位置看，定点成都比较合适；从西南地区的作战指挥看，定点成都可以更好地兼顾西藏、云南两个作战方向；从后勤物资保障看，定点成都有利于整个西南战区的物资筹措、调运和供应；从利用现有军事设施看，成都到昆明、西藏的交通、通信设施比较完善，特别是成都到拉萨一线经过30多年建设，公路、通讯、仓库、兵站等，都比较完善，定点成都有利于减少新的投资；从军区空军的作战任务和指挥位置看，定点成都有利于整个西南空军的组织指挥。”“在军委扩大会议分组讨论会上，我又和万海峰政委按照这封建议信的内容，作了联名发言。会议内部简报刊登了我们的发言，发给与会人员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和军委首长。”

“成昆之变”在这一刻成了定局

大军区撤并的定点问题，事关重大，参与军委扩大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在认真思考。

昆明、成都军区合并，一军军长傅全有拟任军区司令员。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总参谋长杨得志专门为军区定点问题找傅全有谈话，征求意见。傅全有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机关是领率，其驻地设在哪儿，应该从长远、从全面加以考虑。云南边境有战事，放在昆明固然有道理，但这一战事是阶段性的、是局部的，不是永远的战场。一旦战争结束，昆明偏于一角，对于整个军区部队建设和管控西藏方向，都是不利的。而成都西接西藏，南依云、贵，东临中原大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论是物质基础，还是战略地位，机关定点成都，对军区部队建设和保障西藏供应，都是十分有利的”。杨得志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整理一下，会把你的意见上报军委的。”

分管军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何政文，兼任军委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担负具体组织和落实工作的责任。研究确定军区合并的方案，是经过上上下下多次反复商讨、论证的。在讨论成都和昆明两个军区如何合并的问题时，包括何政文在内，基本倾向是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方案也是这么报的。但后来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成都军区担负着保卫西藏、守卫边疆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历代的军事重地，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军区指挥机关放在成都，可关照云南、西藏两个方向，且战略纵深比较广阔，一旦发生战争，部队的活动范围、机动余地比较大。此时刚卸任副总参谋长的何政文思忖再三，写报告向邓小平、杨尚昆提出定点改为成都的建议。

6月3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集中各组对精简整编方案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研究。下午召开大会，杨得志总参谋长拿着一份手稿，宣读了军委对这次整编讨论后的15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成都、昆明军区合并，机关定在成都，称成都军区。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安静地听着、记着，“成昆之变”在这一刻成了定局。

6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成都军区领导班子。万海峰继续担任政委，一军军长傅全有任司令员，十一军军长廖锡龙、二十八军军长张太恒任副司令员，六十四军政委李硕任副政委，四十二军副军长陶伯钧任参谋长，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邵农任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马秉臣任后勤部长。随后，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军区党委常务委员会由上述8人组成。新任常委分别来自南京、成都、昆明、北京、沈阳、武汉6个军区，平均年龄54岁，比过去老班子年轻10岁。

为搞好精简整编工作，军委决定向各合并军区派协调小组，协助军区贯彻有关指示和决定，执行军委赋予的任务。谢振华任成都军区协调小组组长，张铚秀、王诚汉任副组长。在协调小组的协助下，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分三步紧张而有序地开展了交接工作：第一步，7月17日至24日，张铚秀、谢振华带领昆明军区司、政、后领导赴成都，向成都军区介绍昆明军区成立30年来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情况，介绍中越边境作战情况和作战预案，对部队的整编方案和拟去新的成都军区的二级部领导等提出了建议。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参与了情况介绍有关部分的起草。第二步，7月20日至7月30日，昆明军区在麻栗坡向成都军区移交作战指挥，介绍了作战部队情况及敌我态势，对进一步完成好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提出了建议。第三步，8月4日至16日，傅全有、万海峰带领成都军区司、政、后机关同志赴昆明军区，对编制、装备、器材、物资、经费等进行了全面的对口交接。交接过程中，双方顾大局，讲风格，处处体现了团结精神。

经两区协商确定，昆明军区机关219名干部合并到成都军区机关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十四军参谋长魏兆生、十一军副政委杨德福、昆明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长刘伯然，分别担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我有幸作为219名机关干部中的一员，到成都军区宣传部任政治教育处处长。

8月17日，随着蒸汽机车的一声长鸣，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的200多名机关干部，乘火车缓缓离开昆明站。当火车启动的那一刻，大家的感情闸门敞开了。车上的同志和车下送行的军区首长、机关战友，相互挥手致意，高声喊着：再见，再见。我们集聚在车窗旁，望着车下首长和战友们一双双饱含嘱托、期望的眼睛，更增添了不辱使命、干出好样子的责任感。

8月23日，在新落成的成都军区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欢迎昆明军区机关干部大会。傅全有、万海峰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成都军区翻开了新的篇章。

——摘编自《百年潮》2021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