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巴金作品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剧照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巴金两次到志愿军中体验生活。我们可能会想象，凭他的地位和声望，且年近半百，在志愿军中一定会受到特殊待遇，住宾馆，被宴请，在上边听听汇报，再到连队找英雄谈谈也就罢了。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巴金很清楚他率领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的重要使命，更自觉地意识到，赴朝也是促使他和人民大众相结合，书写人生新篇章的“新生活的开始”。因此，他一直积极主动地深入连队，深入前沿阵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努力钻进生活”，成为志愿军大家庭的一分子。我们仅看他在朝鲜战地的衣、食、住、行这些琐事，就可见一斑。

衣：迟到的单军装和补袜子

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共17人，1952年3月初从北京出发，按军队干部待遇，每人领到了一套行李和冬装：棉上衣、棉马裤、皮帽子、皮靴等。巴金第一次身着军装，十分兴奋。

3月，朝鲜的春天已经来临。3月31日，他们在志愿军政治部曾协商领单衣。军服都是严格按人头发放的，政治部成员也只能领自己的一份，并无多余储备。因此，巴金一行4月1日至4月5日在平壤活动时，着装就显得颇为尴尬。他说：“我们穿着棉军服、戴皮帽子到处跑来跑去，朝鲜人早已穿春天的衣服了。”从 4月4日中朝两国文艺家的合影可以看到，手扯锦旗一角的巴金和创作组成员，个个穿棉衣戴皮帽（只有二排左一的女作家白朗摘了皮帽），而扯着锦旗另一角的李泰俊等朝鲜文艺家都是身着春装、不戴帽子的。

4月11日，在志愿军第19兵团，创作组成员才领到单军衣。作家西虹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我们领了单衣，换上单衣，开始了热天的生活。”

巴金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自己“补袜子”、补“卫生裤”。据有关资料，志愿军前两年发的布袜子、衬衣，同样都是有数量规定的，巴金也不例外。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连队跑来跑去，袜子当然磨损快，经常要自己动手来补。如：1952年5月8日，在65军193师，晚上“补袜到九点五十分”；8月8日，从188师回63军军部的第二天，下午补了两双袜子；9月6日，从65军194师581团3营回到师部第二天，午12时补袜子（志愿军一般是每天两顿饭，上午8时左右吃早饭，下午3时左右吃午饭），后有英雄赵杰仁来谈，未补完，夜11时才继续补好。

巴金在平壤、开城，都参观过市场，为什么不买点袜子、“卫生裤”替换？或者，他每到一地都受到最高首长的接待，特别在兵团、军、师、团这些单位，为什么不肯开口多要一双袜子或一条“卫生裤”，还要自己动手来补呢？

其原因即在于他不愿比其他战士有任何特殊。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完全靠稿费生活。他在朝鲜的伙食、服装由国家供给，此外没有拿过任何津贴。1952年初，在北京集中学习、作出国准备时，开明书店顾均正先生考虑巴金这次出国时间长，曾给他预支版税100多元（合旧币100多万，下同），但巴金却用来买成书寄回上海了（共6包），出国时身上只剩了2元。从3月16日入朝，到7月17日给萧珊写信，整整4个月，他没有一张朝鲜币，没有花过一分钱。而且，巴金发稿件或给国家文联、总政文化部邮信，由所在部队寄发，而私信则自己花钱。4个月来，从国内所带邮票已经用完，又无朝币买朝鲜邮票，只好让萧珊给他寄10张中国平信邮票（8分钱一张）。到10月初回国时，画家西野执意借给巴金20元（西野是借徐灵的。徐灵是鲁迅美术学院教师，可能比军内的西野用钱灵活一点），巴金只要了10元，回到丹东，却又还给了西野。从巴金日记看，1953年第二次赴朝，似乎也只在8月19日，用人民币2.9元兑换朝币3000元，用来购买朝语字典等书。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向部队提出多要一双袜子或一条“卫生裤”的念头，巴金从来就不可能萌生。

食：“不应该把我和战士区别对待”

1952年，志愿军主副食供应大有改善，不仅粮食定量充足，且细粮占70%，肉类等副食也逐渐丰富。

但是，连队的伙食，还是有部分压缩饼干、高粱米等。考虑巴金年龄较大，部队往往给他特殊照顾，巴金总是诚恳地拒绝，坚持吃战士伙食。1952年5月8日至15日，巴金、黄谷柳深入65军193师通信连，据当时的老兵回忆：

巴金来我们连队以前，军部就下了命令，巴金作为著名作家，应该按照首长的待遇来接待巴金。按照当时的命令，我们连队专门为巴金开了个小灶，可第一天就被巴金给撤了，原来小灶做的饭他不吃，而是拿着饭盆来到食堂，和普通战士一样，排队打起了饭。用巴金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就是一名普通战士，看我们穿的军服不是一样的吗？不应该把我和战士区别对待嘛！并开玩笑地对连长说：你哪里是给我开小灶，分明就是对我的不公平的待遇嘛！这样子我是绝对不干的吆！在大家的笑声中，巴金的小灶撤了，他也和战士们一起吃起了大食堂。而且从那以后，巴金的衣食住行都是普通战士的待遇了，他也成为了连队仅有的“平民首长”。

这种情况，在巴金日记中也有记载。如：1952年8月22日，在65军194师581团3营7连，“他们另外给我做饭，说是怕我不能吃压缩粮，我要求明天和他们同吃”。为了拒绝部队赠烟，竟“从五月七日起借感冒未愈这个理由声明戒烟”。

朝鲜老乡的赠与，巴金同样不收。1952年8月28日，房东老太太要给他4个桃子，并说：“朝鲜人、中国人，一家人。”巴金只好收下，之后把桃子转送给了志愿军病号。

在军中，每逢节日、军民联欢、庆功大会，迎送慰问团、战友等活动，邀巴金参加时，难免喝酒、应酬。巴金不善饮酒，但为人真诚，不会劝酒，也不会拒酒，只能自讨苦吃。1953年8月20日“参加会餐，喝得大醉”即是其一。其原委是：巴金第二次赴朝时已经停战，遣接战俘工作复杂繁重，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及所属文工团均来开城参加停战谈判代表团的遣俘工作，邀巴金参与采访志愿军归俘，以揭露美军违犯国际公约、残酷虐杀志愿军战俘的行径。8月20日巴金前去报到，晚饭时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王永年邀巴金与文化部及文工团人员见面、会餐，当然见到不少熟人，朋友重逢，巴金只得醉酒。之后看京戏，也因当时国家京剧团、越剧团都在开城向中朝军民慰问演出，并非特意招待。

住：坑道、地屋子、老乡家

巴金和创作组艺术家们，在朝鲜的所住大体有两类：一类是部队的山洞、坑道、避弹洞；一类是指挥机关的“招待所”，甚至有所谓的“国际饭店”。

志愿军的所谓“招待所”，多是朝鲜老乡家，或者是“地屋子”。比如，巴金入朝后最先住的是位于成川郡香枫山的志愿军后勤部“7号招待室”。其实，不过是靠山坡开挖的“地屋子”，向外的一边用石片砌成墙，留一小窗口，房顶棚上草，黄谷柳称其为“穴居”。室内纵横一丈，只能容三人。第二天下雨满屋滴水，同住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剧作家宋之的在房顶搭上雨布，大家方能入睡。到19兵团政治部住的“客室”，与之类似。而所住志愿军政治部的“临时招待所”、驻守开城的65军“招待所”，第二次赴朝在开城采访归俘时住的81号，都是朝鲜老乡家。1952年3月31日夜，在平壤中国大使馆所住“客室”，也没有好到哪里。战时中国大使馆对外办公的机构迁到平壤西北山区的“西浦”，其“客室”不过是依山而建的平房，邻着山中的防空洞，可随时躲避空袭。巴金和黄谷柳因年龄大，被安排在“客室内房”，每人一张床，其他人则睡木板通铺，且“有点挤”。

1952年4月1日，金日成指示将巴金他们安排到朝鲜外务省“招待所”，即所谓“国际饭店”。实际上，只是位于平壤东约30公里的山村——马兰里山林中的平房。当时取暖只能用朝鲜传统的办法烧地炕，但是又不便让外宾睡炕，就在地炕上铺地毯，在地毯上架钢丝床。巴金他们在这里住了5天，算是当时最奢侈的享受了。

巴金两次赴朝，在战地共计363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前沿部队，住坑道、山洞、掩蔽部，不仅条件艰苦，且经常面临塌方或敌人空袭、炮击的危险。1952年4月，巴金和黄谷柳在65军195师583团，住一〇〇高地西坡一防空洞，东隔沙川河与美军阵地对峙。4月25日晨，美军炮击我方阵地，弹片落到巴金所住洞口。27日下午，敌人炮弹落在一〇〇高地东坡，巴金所住洞子震动，弹片飞到洞口。28日，大雨，洞口砂石塌下，多亏指战员们及时清理了砂石，在洞口支了两根木柱，才免于塌方被堵死的危险。下午，敌人冷炮时断时续。夜12时巴金出洞小便，刚与哨兵交谈两句，一颗炮弹突然从头上飞过。又如1952年8月在65军194师581团3营时，24日大雨，巴金所住洞口砂石塌下几块。夜，洞内积水。连队要巴金搬家，他却坚持要体验指战员的艰苦，但一夜未敢合眼，“随时望着洞口，免得土塌下来堵死洞口，没人知道”。次日，洞里积满了水，无法下地，有垮塌危险，才移住村内小学教员家。31日深夜炮声隆隆，所住房屋震动。

行：“我是来锻炼的！”

巴金日记中几次出现乘吉普车的记载，如1952年3月16日过鸭绿江入朝，3月31日夜从志愿军政治部到平壤，等等。因为巴金年龄较大，各部队相距较远，军、师首长们往往给其关照，尽量用吉普车接送，当然有时也搭乘卡车。

然而，当时的吉普车只是一种轻便的战场指挥车——苏联产嘎斯67型，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志愿军高级指挥员都是乘坐这种车的。这种车虽便于战场使用，但跑起来其颠簸可知，特别是朝鲜的公路经常受美军轰炸，往往弹坑累累。3月16日过鸭绿江后，到宣川南便因公路被毁绕道时陷在泥里，巴金和负责护送创作组的志愿军后勤部副参谋长罗文、司机、通信员都只得下来推车。从志政赴平壤，本让巴金和三位女作家乘吉普车，但中途因防空灭灯，吉普车掉进沟里，轮胎坏了，只得都挤到卡车上。当时战地所用卡车是嘎斯51型，轻便窄小，载重2.5吨，22个人（有朝鲜朋友）加行李挤得连伸脚都困难。

巴金在连队要靠两腿来往于坑道、战壕，参加战士的活动，有时要翻山头、涉河沟、踏泥泞，为此不止一次地跌跤、扭伤脚。当战士们赞扬他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时，巴金总是说：“我是来学习的！”“我是来锻炼的！”

更值得赞赏的是，巴金不顾生命危险，常常要求到前沿阵地去。1952年4月下旬，巴金在65军195师583团1营，坚决要求到与敌军阵地一河之隔的沙川河畔前沿连队，体验583团曾经进行的楸村反击战的环境。巴金跟着同去的指战员，两次穿过敌人炮火封锁的开阔地，敌人的炮弹在后面不断爆炸，十分危险。

1952年6月29日，在63军566团时，巴金主动要求到刚从敌人手里夺取的159高地。8连连长带领他们走交通沟，涉小河，爬山包，途中巴金扭了脚，忍痛坚持。

1953年9月在46军407团1营1连时，除了上大德山，看战士修建坑道，还坚持去后山看坑道。因连接前后山坑道的通道口低矮，巴金无法像战士那样猫腰低头进出，就全身伏地爬行穿过。

1952年4月26日，他记述穿越300米开阔地时，只用了十几个字：“经过铁道旁开阔地（封锁口）时跑了几步。”1952年6月30日，在63军189师566团1营3连，看连队的屯兵洞，刚到洞口，敌人大炮打来了，巴金笑说“这是鸣炮欢迎”。

巴金在志愿军中的一年，是他“一生最美好的岁月”。之后的20多年，他不断地回味这段生活，从中汲取素材，创作了《团圆》（后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等名作。

当时，除与巴金同行的16名艺术家之外，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曾到抗美援朝前线，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作者：贾玉民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李婷

本文首发于《党史博览》杂志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