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不是偶然的，需要六大因素的支撑——即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便捷的邮政通信系统、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可资利用的安全缝隙相互支撑，构成上海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应运而生。”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在新著《光明的摇篮》中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上海具备“六要素”的观点。

昨天在上海市社联举行的《光明的摇篮》出版座谈会上，业内评价，和以往一些党史著作相比，本书通过大量历史细节，第一次全面、深入、系统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紧密关系，探寻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历史源泉，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年5月29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批准的社论《祝上海解放》，称赞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熊月之历经30年打磨的原创力作《光明的摇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指出，要回答“上海为什么会成为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就必须说清楚近代上海的城市特质，包括政治格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特点，说清楚上海与内地的联系、上海在全国的地位、上海在全球的位置，说清楚上海与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上海与进步政治运动的关联。因此，《光明的摇篮》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的细致描述，更是着重于中共创立及其活动与上海这个城市关系的综合探讨。

熊月之认为，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密切，最突出的动因有两点：一是战时中立、环境安全，二是经济发达、机会众多。近代上海人中八成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他们来沪时所依赖的路径是投亲靠友，依赖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与业缘。近代上海与一般城市不同之处还在于其存在很强的国际联系，“上海、全国、世界”这三个空间同心圆式地渐次扩大，使得发生在上海的众多事件，不但具有全国影响，而且每每具有世界影响；发生在上海以外的全国或世界重要事件，也会对上海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

该书力求对上海红色文化做全面系统动态的分析，尤其是聚焦城市的集聚功能。比如，谈到近代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熊月之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地式”，比如像井冈山、延安，都是有土地、人民、政权、武装，是自有联系、自成系统的；第二类是“纪念地式”，某一次战争或活动在那里发生，但是其事与其地不具有必然性联系，比如古田会议之于福建古田、遵义会议之于贵州遵义等。第三类是“半根据地、多纪念地式”，近代上海红色资源即属此类，这是介于前两类之间，同时又两类兼而有之，属于第三种类型。

“上海文化谱系的长度与宽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书中，熊月之还系统分析了上海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此前考证他发现，毛泽东早年读过并深受影响的书籍，诸如上海学者郑观应《盛世危言》、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陈天华《警世钟》，以及翻译的西方书籍如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等，无一例外都是上海出版的。“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尽管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作为中国报刊书籍出版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重镇，其辐射力已经波及毛泽东所生活的区域，毛泽东已经与上海发生了重要的关联。”

研讨会上，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评价，《光明的摇篮》不是简单的应景之作，而是运用上海史、思想史、中共党史等多学科知识，以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为坚实底色，从全球视野和历史维度解析，有助于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中国共产党怎样诞生，激发青年传承红色基因。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认为，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课题置于国际、国内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着重于中共创立及其活动与上海的综合探讨，更能凸显上海红色文化缘何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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