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创作的原始驱动力，是人，100年前那群人的情感、思想、理想。我们想回到中国共产党“百年正青春”的起点，去探寻一种超越生命的信仰的力量。

我们查史料时发现一段毛泽东当年说的话：“如果我们有坚强的信念，能够发动人民，我们用40年甚至30年时间就可以改变中国。”实际上，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只用了28年就教中国日月换新天。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

在筹备《1921》时，这个问题反复浮现。有史料记载，20世纪刚翻开篇章，当时的中国涌现了各种政治团体，最多时大大小小超过2000个。为什么那么多政见、政党里，偏偏是一群年轻人创建的、在中共一大时才50多名党员的“小政党”，最终成就大业？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建党伟业》的宏大叙事里来不及展开篇幅探讨的。如果说《建党伟业》是从历史的逻辑进入，用编年体方式向观众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能用电影的方式、用故事片的形式让更多观众看见，1921年开天辟地的人，他们的心灵原动力来自哪里，他们与理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拍电影的人，总是希望找到能在内心深处拨动自己的一些东西才会开始创作。再一次讲述那段关键历史，我们创作的原始驱动力，就是人，100年前那群人的情感、思想、理想。创作思路也随之清晰起来，《1921》就是要强聚焦，聚焦上海，聚焦那群开天辟地的人，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和鲜活丰富的细节，让观众记住那段历史。

为了解决在上海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参加工读互助团，在洗衣房里打工

《1921》的主线是历史给出的事实。1921年，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汇聚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13名年轻人及其当时代表的50多名党员，关于他们的研究很全面，各个维度都有涉及。怎样用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来呈现建党历史，怎样通过触摸人物的内心世界、行为逻辑以及个性，让他们变成电影的特殊艺术载体来展现其丰富性，都是很大挑战。

创作的第一步，就是从历史中寻找比以往更为丰富翔实的细节。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和剧本打磨的工作，花了近四年时间。

我们把电影主要涉及的十多位历史人物传记、回忆录等史料找来，深入研究他们的行为言论，寻找每个人的性格特征，分析当时的形势。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党史专家、上海城市文化史专家等，也同我们召开了多次剧本论证专题会，考证大量历史人物和外部环境的细节。比如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前期组织者、筹备者，也是会上选出的中央领导三人组的一员。王会悟则是会务的操持者，并由她在会议受到巡捕房袭扰后提议转移至嘉兴继续。忠于历史，《1921》里有不少李达夫妇的视角。

随着读传记、搜集资料不断推进，越来越多丰富性被发掘出来。我们从许多亲切的细微之处发现，原来他们很有魅力，每个人都很贴近，又很传奇。比如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到上海，他要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要思考“驱张”之后湖南怎么走，也要拜访许多人。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背后，两个月时间里，他得靠自己解决在上海的生活问题，于是参加工读互助团，在洗衣房里打工。基于这段史实，影片里我们给毛泽东设计的出场画面，就是他扛了个巨大的布包，挤在车上，一半身子探在车外。一扭头，旁边有个广告牌：《新青年》。同样是在电车上，另有个男子匆匆下车，转身走进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是蒋介石。从史实看，蒋介石当年在上海与陈果夫他们一起做证券投机的买卖，他和毛泽东在电车上的擦肩而过是电影基于历史的艺术加工。

读史过程中，循着各人物的行动轨迹，团队还去往海外搜集资料。在日本警视厅，我们查阅了从1919年到1922年间每一天的警务日志，其中一页记载了当年日本特高课计划破坏“一大会议”的信息，这是以往从未发现过的史料。去法国的工作组也带回了鲜为人知的内容，当年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接到过指示，要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进行警戒。史料钩沉加上一定的艺术虚构，构成了《1921》里共产国际和日本方面的两条线索，拓展出国际视野，观众会看到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的关系。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当时中国有志青年、先进思想践行者在一个时期里精神力量的集中爆发，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思想互动和革命燎原。

“为了读书人能把头抬起来，挺直腰板，用自己的眼睛看想看的世界”

观众来看电影，他们选择故事，用一个好看的具有电影性的故事回馈观众，是创作的前提。《1921》与以往同类型题材电影相比，讲故事的视角更多维，时间线也更自由。这都符合现代电影的审美，也都在这两年里越来越为观众认可。

和过去常用的冷静客观的第三人称不同，我们在《1921》里不断地切换着主观视角，有时是陈独秀，有时是毛泽东，有时又跟着李达夫妇走。主观视角能带来更为浓郁的情感色彩，让观众沉浸在故事之中。

影片开场是陈独秀的眼睛，监狱栅栏拉开，密集的事件接连上演。我们用了六个时空的交错剪辑，借他的一双眼睛回望中国近代史，这背后，是彼时中国的四面楚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足足积压了1000多个。六个时空里，能看见陈独秀散发传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重要的历史时刻，观众也会穿过他的双眼触摸人物内心，感受到在那个历史节点建立全新政党救国救民的迫切性。

何叔衡是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长的一个，可能在此之前，许多观众对他的印象仅此而已。但看完《1921》，我相信更多人会记得他。那场戏是几位一大代表在上海初聚，夜晚，石库门小楼的二层，大家隔着窗户聊理想，聊为什么投身革命。轮到何叔衡，刘仁静他们几个年轻人都对这位年长的湖南代表充满好奇，热烈地怂恿着他说。可当晚清秀才讲完，年轻人们都陷入了沉默。何叔衡说，他有个挚友，从秀才一路考到殿试，进了宫，回来却说“什么都没看见”，因为不许抬头。为什么要投身革命，为什么要来上海参加一大，“为了读书人能把头抬起来，挺直腰板，用自己的眼睛看想看的世界”。在戏里，年轻人听了这番话陷入沉思。拍摄时，张颂文演完，我和摄像在机器后流泪了。这就是主观视角带来的强烈情感冲击，渗透进人心，与观众在情感上产生了深层沟通。

我们也突破了编年体史诗恪守的线性时间，在片中用了几次多时空交错闪回的剪辑。我一直有个观点，在电影的世界里，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想象时，凡此种种，几个时空都可以是现在时。毛泽东在上海街头奔跑的一幕是《1921》的重头戏之一。从李达家出来，他不自觉被法租界欢庆法国国庆的人群吸引，忽而被拦在栏杆外，为排遣心中不快，他跑了起来。观众跟随那段年轻又充满着愤懑的奔跑，跟随镜头闪回过他的记忆，一大段写意中，蕴藏一股强烈的与过去道别、奔向崭新未来的决心。拍那场戏时，我不止一次想起了“夸父逐日”。

包括影片尾声阶段，嘉兴南湖红船外彩霞满天，镜头一转，便是一长段时空交叠。里面有上海的烟草工人大罢工，历史记载有8000工人参加。为了还原这一场景，我们用近千名群众演员，通过反复调度，用三台机器拍了16次，接出了近万人罢工的画面，这是十年前的拍摄手段实现不了的镜头。这次我们做成，就是为了展示共产党能代表工人阶级。

尾声的多时空叙事里，我还重点讲了牺牲。革命者，人人都是九死一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宣布了主张后，他们其实已经把生命“押”在了理想上。要知道，最早一批中共党员，他们家境不差，大多衣食无忧。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彼时的大学者，收入不菲。可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后，陈独秀多次被捕入狱，李大钊在1927年惨遭杀害。13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同样引人喟叹，王尽美1925年因劳累病逝，李汉俊192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遭杀害，邓恩铭在1931年遇害，何叔衡1935年牺牲。此外，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残忍杀害……电影的前100分钟里，观众还看见他们年轻的脸庞、蓬勃的生命力，随后快节奏地穿梭在他们牺牲的场景，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有两位中共一大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

故事带来的冲击会让观众明白，共产党人的牺牲是为了什么，他们用生命的价值创建了一个政党、一个新的制度，今天的我们都是受益者。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什么样，国家的未来就是什么样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1921》需要对话，用电影与观众对话，通过电影让今天的年轻人与百年前的同龄人对话。《少年中国说》，大家都耳熟能详，阐述的道理便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什么样，国家的未来就是什么样。

在电影里，我们需要还原百年前那群生动的生机勃发的年轻人。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由年轻人主导的事业。1921年，毛泽东28岁，满怀抱负从湖南来到上海；刘仁静17岁参加五四运动，19岁出席中共一大，他被大家赞为“小马克思”；邓恩铭1921年是20岁，24岁他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还有负责联系代表、组织会议的李达，他刚和王会悟新婚不久，在六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床铺和杂物箱，只有李达的报刊书籍，其中包括了《共产党》月刊。

一群年轻人，他们当然有激情灵动的一面。初到繁华的上海，20来岁的小年轻去大世界里开眼界。毛泽东和李达老乡见老乡，饭桌上固然有意气相投为“新公司开张”“为早日开启全国之民智”“早日结束中国之苦难”的豪情约定，也会有因为不能吃辣生出的小小的打趣。

为了如实地呈现出年轻本身，我们找了和当年的他们年龄相仿的演员，要的就是自然主义的流露。表现五四运动的群戏，我们找的都是各大艺术院校的在校生。在表演上，也要求他们去标签，尽可能接近年轻的状态。1921年的毛泽东还处于一个内心思想和观念渐渐变化、成长的过程中，所以我要求王仁君不要给演绎贴上伟人标签，一切还原到人物怀抱求索的心态、学生一般的眼神。王会悟在为一大代表找住宿时，李达帮她“演习”了许久，还让她跑步前往，边喘边说，掩饰紧张感，以免旁人生疑。

通过这些内部和外化的塑造，我们希望观众会和百年前的年轻人产生情感连接——都有喜怒哀乐，都有理想追求，但同时也会面对困惑迷茫。影片里的李达，回想“偌大一个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时，他苦闷落泪。中共一大召开，前几日的会议上，这群满腔激情的青年就路线、方针多次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也有困顿处，但最终，共识一定能达成，纲领一定能通过，就像毛泽东的台词，“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誓死推翻旧世界。还因为我们的理想也一样，盼望着建立新中国，大家想要的人民作主的新中国！”

《1921》就是想告诉今天的年轻人，这100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所有客观变化、改天换地，都是历史上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精神历程和心灵历程的实践性体现。

作者：黄建新（电影《1921》监制兼导演

编辑：王彦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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