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单体社会成员还是整个群体，在前行和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困厄，只有进行自我反刍和自我检省，不断笃化忧患意识和增强生命情怀，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瘟疫的发生和悲剧的上演。作为“人学”的文学，一方面深切关注人类的久远历史与未来前景，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展现人类抗击疫情的生动场景与鲜活细节，为人类提升悲剧意识、悲悯情怀、生命觉悟和人文素养提供丰富文本。

古往今来，瘟疫始终与人类的繁衍如影随形，与人类的演进相伴相随，自古留下众多记录瘟疫、呈现瘟疫、反思瘟疫的经典文艺作品。文学在瘟疫面前从不缺席从不回避从不沉默，它始终是在场者、记录者、摹写者和发声者，并以疫情文学的形态样貌成阵容有序列地呈现，质而言之，瘟疫能够激扬起作家强烈的创作欲望，催生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文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界的对抗和拼争是人类活动的基本面貌，也是人类文化的主流精神，书写这一精神是中西方文学的优良传统。

在大禹治水的艰苦辛劳中，在后羿射日的痛楚困厄中，在奥德修斯饱尝艰险的归途中，在俄底浦斯历经挫折的征途上，在杜甫“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的慨叹中，在韩愈“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的感喟中，在加缪笔下主人公里厄医生的执着身影上，在薄伽丘《十日谈》中男女主角的坚毅眼神里，在迟子建对哈尔滨鼠疫的追忆铺叙中，在毕淑敏对“花冠病毒”描摹书写中，我们不难体会人类的悲壮文化精神是贯穿中西方灾难文学的一条主线，这种文化精神在中外文学创作中一直在传承在扬厉在嬗递。

世界末日降临般的灾难主题大都成为文学心口相传的题材和素材，“灾难是我们的故乡”这决非一句空洞的语言外衣，而是对人类先祖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在西方，希腊神话记述了一些神灵为了惩处凡尘世子，往往降下瘟疫和劫难，人们在抵御瘟疫和劫难中展现出卓越智慧和非凡胆识。

比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围绕特洛伊战争展开史诗性叙事，这部传世作品记录和状绘了诸多毁灭性的大灾大疫，揭示了无畏英雄抗御自然灾害、拯救黎民百姓的崇高主题，折射出人性光辉和生命至上的人文理念。

在中国上古时期，华夏神话传说中传承至今的有神农氏遍尝百草、温元帅抗衡瘟鬼等故事，这些神话故事无疑都是与天灾人祸密切相关的，在传统文化中刻下难以磨蚀的印记，成为一种常说常新的集体记忆，提醒当下人们既要尊重和珍视个体的生存境遇，又要保持对自然界的警觉和戒惧。

进入文明时代，瘟疫作为充满寓意和隐喻的客体，更多地被文学创作所摄纳所描绘所展现，文学作品通过对瘟疫的感性描绘和理性反刍，宣泄人们心中情感，抚慰人们心灵创伤，提振人们精神意志，籍此一方面表达对生命意志的尊崇与敬畏，另一方面凸显对人的本性的拷问与救赎。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瘟疫是文学的重要精神向度和恒久母题之一，只要翻开中外文学经典，不难发现众多作品都与瘟疫紧密相连，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学自发，不如说这是一种文学自觉。

疫情文学是对人类心灵的折射和对人性的透视，尽管其与各种不同瘟疫相生相伴，但其根本宗旨绝非记录和渲染疫情灾难，而是借助疫情来张扬和传递生命尊严与人文精神。疫情文学一般呈现三个维度：一是抉发和展现疫情的真相，挖掘和剖解引发瘟疫的深层因素；二是述说和铺陈在人类命运遭受挑战之下，人们奋勇抗击瘟疫的艰辛历程和艰苦情境，展现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三是探寻和索解瘟疫之于人类存在的普遍意义，破译和厘清瘟疫衍生的逻辑与规律，它们或直接取材于某一特定的瘟疫本身，或以象征性的寓意描写生动记录和精彩演绎人类同瘟疫斗争的艰难而悲壮的进程，为人类文明史写下凝重而又华彩的动人篇章。

与上述三个维度相对应，疫情文学从体裁上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用寓言形式展现人性善恶斗争，二是用小说或纪实文学来演绎复杂人生况味，三是用科幻手法来洞察人类文明图景。其中，用寓言形式展现人性善恶斗争的疫情文学作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鼠疫》。这部经常被当代人提及的小说追述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城的一场大鼠疫，描写了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抗疫英雄们直面惨淡人生的传奇故事。

作品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将命运、苦难、信仰、生死、爱情、亲情、友情、社会、善恶、怜悯和抗争置于鼠疫之中，描述了奥兰城里多数人只顾保全自己和家人、竭力维持“正常”生活、梦想着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心态和状态。但作品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瘟疫，始终保持从容冷静、特立独行的精神姿态，坚决拒绝向瘟疫屈膝缴械，且殚精竭虑地救治被传染的患者。小说所要表达的终极要义是，尽管鼠疫使人的丑恶面目与贪欲本性得以暴露和还原，但也澄明和彰显了人的良知、大爱与温情，这是砥砺每个普通人正义和勇气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奥兰城最终战胜了鼠疫。加缪的《鼠疫》以文学探险的形式充分展现了瘟疫中人性的善与恶。以寓言形式出现的较有影响的疫情文学作品除了加缪的《鼠疫》以外，还有英国作家毛姆《面纱》和威廉·戈尔丁《蝇王》等。

忧患意识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智慧，居安思危是历史昭示的一条重要经验。法国哲学家狄德罗曾说过，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后，作家的想像力往往会被悲惨的景象所触动，就能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从而成就传世经典。

用小说来演绎复杂人生况味的疫情文学作品，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这部小说集的历史背景是，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大批尸体运到城外，由瘟疫致死的市民达10万人之多，昔日美丽繁华的佛罗伦萨城变成坟场茔地，尸骨满野、惨不忍睹，此事对当时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以铭心触动和刻骨影响，为了记下这场人类浩劫以警醒后人，他以这场瘟疫为题材和背景，写下《十日谈》。虽然书中密布着乌云般令人沮丧的疫情，但作者仍让笔下的人物保持乐观豁达、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并让心生爱意的年轻人彼得拉克向心仪的女友表达爱慕情愫，凸显了“越是面临死亡威胁，就越要珍惜美好生命”这样一个鲜明主旨，演绎了“可以被打倒但却不可以被打败”的人类不屈精神。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疫情文学一般是以现实为根基、以伦理为标尺、以未来为旨归三个维度来观照和抉发瘟疫，重在表达深邃的思考和深刻的洞见，这类疫情文学大都运用科幻手法予以表达和呈现。用科幻手法来反思人类文明进程的疫情文学作品，有英国科幻小说家约翰·温德姆《三尖树时代》，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鲍里克《海变》等。

与纯文学作品诠释人类在瘟疫面前的人性表现不同，科幻小说家更注重于瘟疫中技术与人性的角逐与较量，更倾向于对人类自身的行为进行检讨与反省，他们意欲借助科幻作品告诉人们：瘟疫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卑污心机和邪恶欲望。毕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瘟疫灾害的潜在在场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人们既有阅读能力又有阅读时间时，不妨读一点疫情文学作品，为民族心理注入硬朗坚韧的精神特质。

作者：刘金祥（评论家，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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