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日俄罗斯》报道，意大利知名导演伯纳多·贝托鲁奇去世，享年77岁。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1941年3月16日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是意大利著名的导演、编剧、制作人。

贝托鲁奇在中国最出名的作品，是1987年执导传记片《末代皇帝》，该片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北京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 。

贝托鲁奇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诗人和影评人。20出头的他，还在大学校园时，就成为了伟大的导演帕索里尼的助手和副导演。

1962年，贝托鲁奇尚未大学毕业，拍出了第一部剧情长片《死神》。影片根据帕索里尼的小说改编，故事开始于罗马城内的一起凶杀案。一名妓女在台伯河边的公园中遇害，几名案发当夜出现在现场的相关人员被警方一一盘问：身无分文的年青人坎提声称最近在找工作，然而事实是他和两名同伴在公园中伺机偷窃恋人们的物品；惯犯布斯德利久未与警方打交道，他在案发当日白天约会了情人，然后与供养他的放债女友大吵了一架；士兵特奥多罗当日则在街上纠缠陌生的女子们，他在公园的长椅上昏昏睡去，但目击了一名穿着拖鞋的可疑男子……可疑男子到案，向警方供述当日自身的经历，同时将一对儿百无聊赖的年青人引入案情……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侦破过程也未有悬疑设置，帕索里尼在一个类似社会新闻的故事里，用散文的白描手法展开了意大利当代的中下层生态。年轻的贝托鲁奇受教于帕索里尼早期风格，《死神》的美学手法明显地来自帕索里尼的《罗马妈妈》。

他在24岁时，导演了轰动一时的影片《革命前夕》(1964)，并因之而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

贝托鲁奇在家乡帕尔马拍摄了《革命前夕》，他首次在人性探讨的基础上融入政治意识。影片描述一个中产阶段的知识青年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想和人谈革命，谈感情，他爱上姨母，为这种感情觉得内疚和痛苦。终于他斗不过现实，和一个自己不大喜欢的少女结婚。贝托鲁奇在电影里展现了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以男主角个体的困惑，隐喻了欧洲左派青年的集体迷惘。

贝特鲁奇擅于把富有家庭气息的浪漫情节和内蕴的心理批判作为表现的核心，结合政治隐喻、社会内涵，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1968年，他执导的《同伴》颇具当时兴起的新浪潮电影的特质。

此后，他在影片中开始探索那些具有心理困惑的人物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深厚魅力，并在《蜘蛛的计划》(1970) 一片中首获成功。

《蜘蛛的计划》也是贝托鲁奇在家乡拍摄的表现出他对父辈文化的质疑，也兼顾了情节的吸引力。反法西斯民族英雄的儿子，在父亲被暗杀的30年后回故乡出席市长的赠匾仪式，从父亲当年情妇的口中得悉暗杀其父的凶手是当地人，乃决心查出真相，父亲生前的三位好友向小阿多斯讲述父亲的事迹，而父亲的宿敌贝卡夏则想办法要把他赶走。最后小阿多斯拨开重重迷雾，发现父亲竟是密通法西斯的间谍。众人在识破其背叛行径后竟然用追封“烈士”这种两全其美的方式来处死其父，并维护抵抗者的声誉。儿子最终也没有把真相揭露出来，而屈服于这一被蒙蔽的表象。 贝托鲁奇用儿子与父亲这两个表象互相结合又互相背离的关系，试图对1930年代法西斯社会蒙混不清的道德观进行批判。

1970年，贝特鲁奇导演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同流者》，电影的叙事结构让人难忘，两位女主角共舞探戈的场景是影史经典。

在《同流者》中，青年马塞洛是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一员，他的新任务是到巴黎除掉他以前大学时候的教授 卢克·夸德里，一个反法西斯组织的成员。马塞洛以和未婚妻朱利亚到巴黎度蜜月为借口，到教授家拜访。在教授家，马塞洛被教授的年轻妻子安娜深深吸引。马塞洛的同伴曼加涅略不断催促他除掉教授，然而他迟迟不愿下手……

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充满隐喻色彩，马塞洛是意大利贵族的落魄子弟，也是法西斯主义者，这指代法西斯主义的现象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经济状况。他的父亲是个疯子，在疯人院里谈论杀戮和统治，在西方文化中，父亲象征着权威、秩序、与权力，这隐喻法西斯主义兴盛于断裂的历史和衰落的权威。他的母亲享受着父亲遗留的豪宅，但是私生活混乱不堪，淫乱万分，暗示社会精神的虚无与混乱。在马塞洛幼年，一个粗俗的司机引诱了他，更用一把枪诱导他走向疯狂与罪恶，童年的意外可以理解为突发的、偶然的、非合理性的诱发因素，而手段则是暴力和欲望。为了获得“正常”的社会认同，马塞洛试图通过观察和模仿而与众人一致。在他眼中， “不正常”的是整个家庭和社会，是对他的社会身份构成威胁的“恶心”的同性欲望；“正常”则意味着选择小资产阶级女人作为妻子，皈依法西斯而去刺杀左派老师夫妇。可是反讽的是，马切洛凭借自己的理性追求“正常”的前提，恰恰是忘掉自己、违背理性。

马塞洛和哲学教授讨论的“柏拉图洞穴寓言”，明确地指向影片的主题。这对师生开始对谈时，马塞洛把房间的百叶窗都拉上，在墙壁上制造了一个自己的影子。特写镜头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流者的模样——那是一个人影，只有轮廓，没有面孔。马塞洛明知看到的 “影子”不是实在，却不能承受思考的后果，而自我流放到洞穴，可是他的老师坦荡地打开窗户，直接展示给他看太阳有多么容易就可以去除这个影子。

两年后，在《巴黎的最后探戈》(1973) 中，贝托鲁奇探索了爱的极端状态。

影片的开始，与字幕同时出现的是英国画家培根的两幅画作，画面上的男子可怕地扭曲着面庞和肌肉，面目模糊地蜷缩在苍白、封闭、倾斜的室内空间里。随着字幕隐去，马龙·白兰度出现了，不是《欲望号街车》中行走的荷尔蒙肉体，那时他已经松松垮垮地老了，脸上仍有雕塑般的美感。他扮演从美国来法国定居的中年作家保罗，他在巴黎的街头失魂落魄，因为他深爱的妻子在不久前自杀身亡，场面异常恐怖血腥。保罗与如母兽般敏捷矫健且青春艳丽的让娜擦肩而过，在一间待租的空旷公寓里两人再次相遇，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他们就开始了一段疯狂的肉体关系。

保罗试图在巴黎16区的那间阴暗公寓里建构一个绝对隐秘的空间，一个只是与兽性有关的极端虚无的空间，他要拒绝彼此的姓名，并拒绝由此引申而出的理性和人性。他和让娜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在那间只有一张床的公寓里终日赤裸相对，两人如动物般疯狂交媾。让娜渐渐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这个神秘而粗暴的男人。

保罗对亡妻的大段独白，成就了白兰度不朽的表演。在对死去妻子尽情倾诉之后，保罗试图摆脱过去的阴影，与让娜共同生活。但让娜此时决定结束与保罗之间的这种混乱关系，她不敢面对这爱，这是一种可毁灭一切的原始力量。

保罗纠缠着让娜，两人追逐着来到一个正在举行探戈舞比赛的大厅，保罗背着让娜走进了舞池中间，开始旁若无人地开始狂舞，那段奇妙却粗俗的探戈舞步宛如高潮痉挛时刻的疯狂和混乱。评委把他们赶出舞池，两人奔跑追逐于巴黎阳光明亮的大街上，保罗跟着让娜来到了她母亲的家中，追问她的名字。她简短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让娜，”相伴随的是一声枪响——她用父亲留下的手枪击中了保罗。

白兰度的表演撑起了这部电影，他用黯然的眼神和充满沧桑感的声音念出那段经典的独白：爱情没有原则，也没有道德规范。

但拍电影是有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很多年后，女主角玛利亚施耐德痛苦地说出，片中那段惊世骇俗的强暴戏份是白兰度和贝托鲁奇临时决定加入拍摄的，她完全不知情，而那年她只有19岁。她因为《巴黎最后的探戈》的大尺度演出备受压力，影片上映后的流言蜚语让她不堪重负。这个角色只给她带来了4000美元的收入，但是，她从此声名狼藉。2007年她接受采访时说，“被看作一个性爱符号让我觉得十分难过，我希望被看作一名女演员，但是这段演出使我的名誉扫地，这使我崩溃。现在，我终于可以正视我在电影中的表演并欣赏它。”

1977年，贝特鲁奇以大手笔制作了颇具史诗气息的《1990》。影片讲述了两个出生背景不同的男人在世纪交替的45年间的友情与斗争，以此折射出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1900年1月27日，著名作曲家、歌剧大师威尔弟去世，这也正是意大利北部两户家庭产子的同一天。阿弗雷德（罗伯特·德尼罗 Robert De Niro）是富有的农场主的孙子；奥尔茂（杰拉尔·德帕迪约 Gérard Depardieu）是贫穷的农户的孙子。两人从小就结下了友谊，然而因为地位阶级与出身经历的不同，注定了两人天壤之别的迥然人生。这部长达五小时的史诗作品以20世纪初期意大利社会动荡时期为故事背景，时间跨越40年，讲述了阶级矛盾和家族纷争下仇恨和抗争的故事。本片在欧洲被视为阶级斗争电影读本，情节和表现尺度大胆，以至于长期被禁映。

阿弗雷德和奥尔茂在纯真年代，各自躲开本阶级小圈子的人，玩到了一起，在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后，军官少爷重逢劫后余生的雇农士兵，他们难以遏制地拥抱彼此，一起去妓院买春完成“成年礼”，然后，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法国女孩艾达，新潮，脆弱，她嫁为庄园妇，却痛恨资产阶级的软弱虚无，渴望无产阶级粗糙生猛的活力，她既无法容忍阿弗雷德的懦弱，也不能跟随奥尔茂吃苦，最终离开了这两个男人，进入自我放逐的生活。

阿弗雷德其实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不屑于向意大利法西斯宣誓效忠，他甚至把家传的手枪送给了奥尔茂。他说，奥尔茂是他唯一的朋友，是他一辈子离不开的人。奥尔茂却悲哀地意识到他们毕竟渐行渐远，在他被诬陷成杀人犯遭到庄园里的法西斯痛殴时，阿弗雷德的眼神如冰。

二战结束，意大利社会摧枯拉朽，地主阶级被批斗，奥尔莫作为雇农的领袖，率众揭批阿弗雷德。当一个穷户男孩如奥尔茂当年好勇斗狠，要枪毙主人阿弗雷德时，奥尔茂崩溃了，他恳求他的同志们：“地主”阿弗雷德被杀死了，让作为“人”的阿弗雷德活下去。然而阿尔弗雷德并不领情。直到他们垂垂老去，他们回到田野中，像童年时那样，在草堆里翻滚，而阿弗雷德终于兑现了小时候不敢兑现的赌约，躺到了火车铁轨上……

阿弗雷德的两次卧轨，从少不更事的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两个镜头构成了影片的核心隐喻：肉身如何承受历史车轮的碾压，任何的“主义”都是为虎作伥，都是过眼云烟，永恒的是肉身的困斗。

1987 年，他推出了力作《末代皇帝》。影片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古老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王溥仪的情爱与政治生活。该片获得了九项国际大奖，是贝特鲁奇导演生涯中的里程碑。

贝托鲁奇用独特的视角来展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王溥仪的情爱与政治生活，他从三岁当上皇帝起，把同龄人抛在了身后，经历了许多大历史之后，他最终成为一名普通公民。

拍摄时，贝托鲁奇大量运用光线表达人物的心情。

“在紫禁城，溥仪从未获得过阳光的直照，他总是处在阴影中。在这段生活中，他在思想上始终同外界隔绝的，稍后，当他从老师庄斯敦那儿学到的东西愈多，我们就愈来愈多地感到阳光照着他了。光与影的博斗也就逐渐展开了，就像意识和无意识在你身上展开了搏斗一样。在满洲国那部分故事中，当他被日本人充当傀儡皇帝，而他自己也梦想着重返自己的帝国时，阴影几乎又笼罩了整个画面，就像又回到了他童年时代一样，后来，在监狱中，他回想自己的一生。愈是他懂得许多事情时，光和影也愈来愈趋向平衡，他应该在光和影完美无缺的平衡中，在平稳的色调中了结你的一生。我只希望能够实现这一设想。”

多年以来，围绕着溥仪的文字，往往把他形容为近于小丑的角色，毫无本领，是一个悲剧中令人反感的人物。但《末代皇帝》很可能改变了外界对溥仪的刻板印象：他是一个值得被同情的人。

影片的一个成功，是在同情的出发点上——不是在可怜的出发点上——肯定了溥仪这个人的性格。溥仪的性格被形容为无知（深居禁宫多年），狂妄（自小就天天受人跪拜）；另一方面，溥仪还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颗善良的心。溥仪的无知与狂妄之所以令人同情，是因为他作皇帝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一个三岁的儿童，天真烂漫，在宫殿里游走嘻笑之际，被临死的慈禧宣立为皇帝。孩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电影里这个段落有着惊人的视觉效果，慈禧下旨立君，小溥仪背向慈禧，对满堂拜倒的人视若无睹——君君臣臣的皇权伦理张牙舞爪着吞没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却终将背弃这一切。

走过颠簸的一生，曾经被囚禁在紫禁城里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走到龙椅前的他，对天真无邪的孩子说：这里曾是我的家。《末代皇帝》用溥仪的命运承载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的变迁，纵然贝托鲁奇拍出的是他想象的红色国度，但他成功地在这个东方传奇里阐释了古希腊关于人与命运对抗的悲剧。

2000年以后，贝托鲁奇年事渐高，他的创作高峰期过去了。《戏梦巴黎》是他晚期最重要的作品，在电影里，年过六旬的贝托鲁奇梦回“1968五月”。

1968年法国学潮前夕，孪生姐弟伊莎贝拉和雷奥因为电影，与来自美国的留学生马休成为好朋友。姐弟两人将马休带到家中做客时，马休得到两人同是大学教授的父母的喜爱，住进他们家中。 “红五月”后，大学停课，三个年轻人无所事事，由于父母出门度假，三人开始了如伊甸园般的日子，马休也慢慢发现伊莎贝拉和雷奥超越姐弟伦理的情感，三人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而如火如荼的运动被关在了房门外。

“红五月”爆发的深层原因则是1960年代世界范围的非主流文化大爆发，年轻人掀起了新文化改革的活动。“红五月”的导火索由一群电影导演带领的示威活动点燃，在那个情境下，电影不再是一种娱乐休闲工具了，它起到了更多的其他的作用。《戏梦巴黎》让观众一目了然看到那个年代给贝托鲁奇留下的情感烙印，马休作为一个在法国的美国留学生，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这场事件的，这里有贝托鲁奇本人的影子。伊莎贝拉和雷奥则是点题的、真正的梦想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的缩影，是被摇滚乐，文艺电影，反战思潮和性解放运动塑造的一代。

三个年轻人经历最初的上街抗议后，进入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辩论，而在行动上逐渐与世隔绝，将自己局限在小世界里——这种封闭，混乱的生活也是那时青年流行文化的体现。

当伊莎贝拉决定选择以死来延续梦想时，窗外飞进的石头救了他们，外部世界的抗议呼声也将梦想与现实融为一体，双胞胎冲向街头，加入示威的队伍。马休无法阻止他们，在火焰和夜色中，影片定格，变为黑白。瞬间褪色的画面预示着这些梦想家与巨大且强悍的现实相撞之后必然幻梦破灭的事实。当60多岁的贝尔托鲁奇回首往事，这个结局平添悲悯的色彩，他看着镜头下伊娃·格林明媚的脸庞，凭吊已逝的青春和激情，还有那些注定无法实现的梦想。

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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