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邵岭

北斗错落长庚明。今年分别是熊十力诞辰130周年、金岳霖诞辰120周年、冯友兰诞辰120周年以及冯契诞辰100周年。作为本届上海书展的特别活动，昨、今两天，望道讲读会接连举办4场讲座，聚焦4位哲学大师，回望那些群星闪耀的时刻。

这是国内学术界首次集中纪念这4位现代哲学大家，这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与成就的整体呈现。界内专家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极具原创性的4位哲学家，他们都曾经以自己的方式映照时代，映照世界。今天我们纪念他们，缅怀他们的生平和思想，也是为了激励自己，把他们当做追摹的典范。

是的——当我们仰望曾经被他们照亮的20世纪中国思想的天空，更愿这些明亮的星，照耀当下。

为后人树立卓越标准

哲学体系的建立往往艰难，不仅需要真知灼见，还需要系统、严格、清晰地论证阐明。而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和冯契，恰恰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原创性思想且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上直接注明“熊十力造”。而他也正是以《新唯识论》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郭齐勇说，熊十力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金岳霖是试图改变中国传统哲学中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状况的第一人。基于此，他的《逻辑》《知识论》等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冯友兰从哲学史进入哲学研究，以《贞元六书》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贞元六书》承接宋明道学之理学一脉而来，但又不同于宋明理学，力求通过西方的逻辑分析法，对中国传统思想做一番“继往开来”。

冯契早在求学时就展露出了极高的哲学天分。当年冯友兰上课讲到得意处，还会特意问问这位高足的看法。而他自己则经常用这句话激励学生：“没有超师之见的学生是不堪传授的。”今天华东师大哲学系的系训正是出自冯契之口：不管处境如何，都要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这是爱智者的本色。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他师承金岳霖，却从金岳霖的缺口处开启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写成“智慧说三篇”和“哲学史两种”，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不少学者都认为，今天我们纪念4位哲学大家，更要学习他们构建新的思想体系的抱负。在哲学的开创性方面，他们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标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军以金岳霖为例，认为其学术价值和现代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在文化复兴方面取得进步，就必须打破持续了2000多年的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不发达的状况。而这种状况现在还在延续。”

哲学大家的学术情怀

金岳霖曾经在《论道》写过这样一句话：每一文化区都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都有它底最崇高概念、最基本底原动力。“可以说，文化的大根大本，也构成了这4位哲学大家在运思时的原动力。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思辨中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关切，这撑开了他们治学的格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郁振华这样向记者表示。

身处民族危难之际，以学术救国，以学术强国，是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和冯契的共同志向。熊十力年轻时投身辛亥革命，后来感愤于官场腐败，弃政向学，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对于这一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金岳霖在抗战时期仍然从事艰难刻苦学术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基本都是在西南联大期间完成。写作《知识论》时，经常遇到日军战机轰炸。有一次空袭警报响了，金岳霖匆忙之间把几乎已经完成的《知识论》的书稿包好，紧接着一路跑向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空袭。他将书稿放地上，自己则坐在书稿上。等到警报解除，他走出山洞，却把稿子遗留在了原地。等他想起来再重新去找，书稿早就不翼而飞，只能重写。四人中冯契辈份最小，却也在年少时奔赴延安谋求救国之路；新时期以来，他创发“智慧说”这一思想体系，关注的也都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命题。

“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会被他们的哲学创作所打动，并且产生共鸣。因为他们是用充满个性的、意蕴深厚的哲学概念，表达了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真切感触，和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的深沉关切。这就是哲学家之大者。”郁振华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