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宋庆龄（左一）在江苏省松江专区农村视察时干农活。

新年伊始，由邹韬奋之女邹嘉骊编辑整理的宋庆龄与母亲沈粹缜往来书信集《别样的家书》出版。从最早的1957年11月15日的明信片，到1981年3月8日的短信，跨越24个春秋的笔墨浓情跃然纸上，记载了两人深厚的友谊，也为世人勾勒出一个在历史文献中不曾见到的宋庆龄。

邹嘉骊告诉记者，这批珍贵的私人信件共计百余封，是母亲沈粹缜在宋庆龄逝世后捐献给北京宋庆龄故居的，尘封多年，大部分为首次披露。

亲密而温暖的情谊

“她们两位近半个世纪的交往，是一段不可替代的亲密而温暖的情谊，应该记载下来留存世间。”邹嘉骊透露，母亲沈粹缜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1937年的7月5日。当时，为营救邹韬奋、沈钧儒等“七君子”出狱，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联合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亲赴江苏高等法院，抗议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这虽然只是一次公开场合的见面，但宋庆龄给沈粹缜留下了极深的初次印象。她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与庆龄同志认识不算太早，但相知神交已久。”1941年，宋庆龄在香港为抗战募集大批救济物资，需要请人帮忙整理，沈粹缜欣然前往。

“宋庆龄给了母亲重新振作的勇气！”邹嘉骊说，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压迫，父亲长期过着颠沛流离、心力交瘁的生活，患上了脑癌，于1944年7月24日去世。父亲走后，母亲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拔，宋庆龄了解到母亲的处境后，立刻伸出温暖的友谊之手，多次派人送来日用品、水果，带来亲切的慰问。她还亲自下厨，并派车接母亲到家里吃饭。席间，她轻声慢语安慰，鼓励母亲振作起来，多参加社会活动，实现父亲的遗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增办托儿所，宋庆龄请沈粹缜出任托儿所的所长。此后，两人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信件往来，长则一个月，短则三五日。

书信互诉喜怒哀乐

目前保存下来的信件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957年11月15日。这是一张明信片，从莫斯科寄来。信件的内容是：“我已和医生论过小妹的病状，明日我去拿药，我们快回京了，祝你好！”信中所提的小妹正是邹嘉骊。她透露，当时，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毛泽东任团长，宋庆龄任副团长，在繁忙的国事活动间隙她仍然记挂友人子女的病情。

记者发现，尽管沈粹缜比宋庆龄小8岁，宋庆龄在信中仍亲切地称她为“沈大姐”，自己则经常使用化名“林泰”。两人的书信写得很随意，像是给家里人的家书，其间有许多生活化的动人细节：比如，宋庆龄托人送信给沈粹缜时常常稍带上几只四川橘子、两条活鱼、一双绒鞋抑或亲自下厨做的拿手好菜京葱牛肉烧豆腐……而沈粹缜也会回赠松糕、肉饺、熏鱼或者宋庆龄爱吃的柠檬派之类的小食。这时，宋庆龄不会忘记专门回封信感谢一句：“你送的柠檬派十分可口。”

“在许多人的眼里，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高不可攀的国母，可她也是人，跟所有人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邹嘉骊说，考虑到身份问题，宋庆龄有些烦恼无法随便对别人说，母亲就成了她忠实的倾诉对象，而来往通信是她们互诉衷肠的重要形式。比如宋庆龄常常在信中提到自己皮肤病反复发作，导致脸肿、有红斑，不便见友人；两个养女令人操心的青春期问题；保姆生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等等。身边的工作人员李姐病了，宋庆龄也在信中流露出万分的焦急和挂念。

邹嘉骊说，宋庆龄和母亲间最初是友谊，到后面变成了亲情。宋庆龄最后的时光是母亲陪伴在身边。那是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母亲在北京，日夜守护在她的身边。宋庆龄曾断断续续向母亲说了许多长期隐藏在心底深处的话。带着对亲人的牵挂，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与世长辞。

文汇报记者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