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成为母亲这件事，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用了整整一本书来描述，她的个人体验显然并非孤立，而是在许多国家、各种语言版本的女性受众中唤起了或多或少的共鸣：

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

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渴望，还有些人游刃有余，让别人觉得她们对此事毫不在意。我的策略是否认，因此，等真做了母亲，我既惊讶又措手不及；我不知做母亲会带来何种后果，且有个毫无根据却很独特的想法：我随随便便就当上了母亲，这全拜某种比我强大的力量所赐，因此只能认命。

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母亲，在“成为母亲”的这条道路上，生活与心灵均需要建立新的平衡。对此，文学与艺术曾有过无穷无尽的展现。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作品中的母女关系、对“母亲”的阐释既在处在变化中，也仍有延续至今的内涵。作家张怡微是如何看待的？

文学中的“母职”

>>> 张怡微 <<<

近来我参加了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举办的“剧场与时代：聚焦女性成长的力量”对谈活动。活动的缘起是上话去年原创的一出新戏《房间》，由青年导演陈天然编剧、赵媚阳担任制作人，仅在去年10月演出过一场，如今进入剧本修改阶段，很快会再度上演。对谈前，其实我没有看过这部戏，也不认识主创。听说这部戏讨论的是母女关系与女性成长的话题，主办方希望我能谈谈艺术作品中的“母女关系”。

■   《春潮》剧照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两年，新时代“母职”成为了文学艺术界和社交媒体热议的话题，如电影《柔情史》《春潮》，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成为母亲》、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等等，抛出的对于“母职”问题的反思，来自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领域，集中讨论的包括“没有女人天生是母亲”、及克尽亲职的舆论压力等话题，都是社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新思考。我的问题是，这些思考在文学艺术中的呈现应该是什么样的。《房间》的创作可能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   《坡道上的家》剧照

故事将空间浓缩于“房间”，男性角色由同一名男演员扮演，两重设计都颇具女性主义色彩。全剧分为四幕，每一幕相隔七年。第一幕十七岁的女儿跟母亲一起去上坟，在千禧年破旧的旅社，母亲重遇初恋情人，她们有了第一次争执。第二幕女儿上了大学，母女在酒店，母亲告诉女儿父亲出轨，寻求女儿沟通。但母亲不想离婚，两人也不欢而散。

■   2018年《房间》剧照

第三幕母亲在酒店斥责女儿退婚的行为，她们争论女人在三十岁走哪条路会更幸福。第四幕，母亲想要找她的初恋情人开始一段黄昏恋，而女儿年近四十，想要依靠人工授精得到一个孩子，寻求安稳的生活，她们再次发生冲突。关于女人的选择、爱情、事业、责任……从这趟旅程开始，这一对母女在往后二十一年间，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一次又一次触及着这些看似没有答案的问题。

在创意写作的教学中，“母女关系”同样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由于我们的学员大多数是女性，母亲是距离创作者最近的女性楷模，被反复书写、批评和讨论，记得上学期有一份作业，有位同学写到了一位母亲一直在逃避当母亲的命运（好像总想辞职），女儿则显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在幽微的层面，母女的角色是错位的。在我们熟悉的小说作品中，无论是谭恩美的《喜福会》、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是苏童的《妇女生活》，都将中国“母亲”的形象赋予了超越了母神“刻板印象”的复杂意涵。

■   电影《喜福会》剧照

《喜福会》中的四位中国女性，从上世纪前半叶动荡的时局逃亡到美国旧金山，携带着各自的中国记忆，终于尘埃落定，聚首于喜福会，打着麻将，谈论往事。两代女性的情感割裂从外部看，是离散造成的语言、文化隔阂，这是一个常见的方法，为文学艺术创作反复利用，赋予隐喻的意涵。有一个细节很有趣，就是母亲对女儿发型的控制，被强化为童年的暴力回忆。后来许鞍华在电影《客途秋恨》中亦有影像化的搬演。

《客途秋恨》中的母亲有一个奇异的发型理论，“一家人”（包括母亲、姐妹）要烫一种头，这样的话，站出来一看就是一家人，很威风。女儿反驳母亲：“不是一个发型就不是一家人了吗？”母亲阴阳怪气回应：“也是啊，烫了一个发型你也不当我是一家人的。”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旧时代的“母亲”因为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能力不足，只得在私领域展现自己的控制力，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亲密关系中的控制力不仅存在于母女之间。

■   《长恨歌》

将母亲还原为具有完整欲望的女人，本质上同样是对“母职”生理命运的挑战。如苏童的笔法就很有意思，《妇女生活》中三对母女离奇的相处模式凸显了性魅力的争斗。这非常动物性，男性作家将女性从司爱的女神形象中解放了出来，还原为暧昧的普通人。小说中的三代女性都反抗着自己的单亲母亲，但她们又不知觉地效仿着母亲的偏执，成为了和母亲很像的人，令虚构的故事有了宿命的意味。小说《长恨歌》也曾很直接地书写，“王琦瑶对女儿是有妒意的”，尽管王琦瑶比女儿漂亮很多。母亲和女儿谁更漂亮，虽是一个看似不重要的问题，却会生发出不同的故事。

■   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

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中，生活看似完美的犹太企业家塞莫尔·利沃夫，因为家庭内部妻子与女儿的矛盾，卷入外部世界的纠纷。如果母亲是选美小姐，女儿却长相普通，从小就陷入到颓废与悲观中，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处理？《美国牧歌》显然提供了一个处理失败的可能性。

活动末尾的交流环节，许多听众都分享了自己与母亲的故事，有的人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还有一位女士，在会后问我，她今年48岁，女儿19岁，她想要离婚，她问我，未来会对女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该怎么开口和成年以后的女儿谈论这件事，她还补充说，女儿并不优秀，是个普通人。我对这个描述很惊讶。但可见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有困惑，特别需要互相启迪。

我们好像每天都在家庭内部沟通，但对真的需要沟通的事，又羞于启齿。我们没有正规的管道得以好好学习如何成为母亲，我们只能从虚构的小说里观看、批评和反思，完成并不完美的自我教育。这样的反思和“母职”天然的批判具有一个颇合情理的前提，即母亲可以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父亲也不是，我们也不是）；爱不是每时每刻都带有完美救援的功能（也可能在润物无声中形成重压），也会迷茫，也会完全“不知道”。这都改变了人的命运，我们总希望，通过文学艺术传递心灵力量，能将一切改变得更好一些。

作者：张怡微

编辑：何晶
责任编辑：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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