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条新闻，某兽医研究所的96名师生都感染了一种被俗称为懒人病的步病。这种传染病其实在牧区很常见，所以笔者也从来都那些所谓“自家羊挤的天然奶”敬而远之。其实，大规模人畜混杂，传染病暴发的几率是很高的。而古代的军队就属于这种态势，比如著名的黑死病，就是蒙古军队传播到西方的。那么历史上那些传染病有多大威力呢？

由于古代的医疗条件有限，流行性疾病时常爆发，它包括了一些具有传染性或流行特征而且伤亡较严重的一类疾病，也包括了非传染性的流行性疾病。

由于不能很好地针对这些疾病采取措施，往往一场地区性流行性疾病的爆发就会造成大量的病患乃至于病死者，而军队有时也会因为人员的密集而成为流行性爆发的重灾区。

古代疫病的别称繁多，各类疫、瘴等一般都指疫病，其中虽同时包含了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以及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但基本上都具有着流行性这一根本特征。

史书中记载的疫病爆发的情况数不胜数，而这些爆发疫病的地区大多集中在人员相对密集的城市、难民集群以及军队之中。

其实相对而言，游牧民族接触传染病的机会更多，但由于其缺乏史料记载，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能着眼于中原王朝的相关历史记载。

两汉时期，军中疫病时常发生。

如在公元前181年，南越王尉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

其时高后吕雉遣将军周侯灶前往御敌，但汉军到达阳山岭时，“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汉书·卷95》)；

王莽篡位夺得政权以后，将钩町王为贬为侯位，钩町王故而起兵反击王莽，天凤二年（15年）王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出兵前往钩町王统治下的益州，但汉军“疾疫死者什七” (《汉书·卷95》)。

王莽画像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七年（41年），交趾发生动乱，光武帝以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兵前往镇压岭南动乱。

至建武二十年马援回朝之时，“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

至建武二十四年，马援受命征讨武陵五溪蛮夷，“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后汉书·卷24》）。

桓帝延熹五年，西北反叛朝廷的羌人势力增大，引起朝廷担忧，故而以皇甫规前往平叛，行至陇右地区时“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后汉书·卷65》），若非皇甫规想尽办法安抚军心，东羌叛变只怕会愈演愈烈。

刘秀的影视形象

西汉和新莽历时231年(前206—25)，有疾疫17次，平均次年约为13.59，主要在军队出征时发生，而在征伐南方时尤其如此；

东汉历时195年(25—220)，有疾疫34次，平均次年为5.9。

东汉末年的献帝时期战乱不休，记载疫病发生的次数15次，其中有9次疫病发生与战争直接联系(王飞《两汉时期疫病研究》)。

疫病在军中爆发，常常会影响战役的走向，甚至直接导致战争结果的改变。

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导致曹操彻底败北的不仅是“火烧赤壁”，《三国志·蜀书》之中记载：“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

而《三国志·吴主传》中也有所描述，“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就此看来，曹操军的粮草后勤或许严重依赖于水路运输，这次“火烧赤壁”中应有不少的船只是曹操的运粮船。

火攻造成了大量伤亡，但随之而来的缺粮以及疫病进一步造成了曹操军队的大规模损失。

电影《赤壁》海报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八年征伐辽东，“至辽水，师遇疾疫，不利而还”（《北史·卷71》）。

当然，此时两部史书的记载十分有趣，《北史·卷11》记载此次军中因疫病“死者十二三”，而在《隋书·卷2》中却为“死者十八九”，出入很大。

无论如何，此次征伐辽东的战役也因为疫病的爆发就此失败。

宋太祖开宝年间曾征伐北汉，其时北汉境内已经没有太多兵力能够阻挡宋军，而契丹的常备队在被击退以后，后续的援军还没能赶来。

此时，宋太祖于太原城四周筑起堤坝，试图引汾水灌太原城以击破北汉最后的壁垒。

但不巧的是，其时军中疾疫骤然爆发，而赵匡胤又恐契丹南下援助北汉，最终被迫匆忙撤兵。

对于宋太祖而言，失去了一个攻下北汉的绝好时机。

在那个时期，流行的疫病也包括了疟疾、霍乱、血吸虫病等相对特殊的病症，这些与行军之时的秩序、卫生条件、对食物及饮用水安全的保证这几个方面是相关的，但在此时却常常被忽略。

在流亡的灾民之中这种情况甚至更加严重，每有旱灾、饥荒爆发，往往疫病便会伴随而至。

如在西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291—307）爆发的11场疫病中有9场与灾旱、饥荒直接挂钩，且主要发生在关中地区。

以至于《晋书》中直接记载道：“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晋惠帝问曰：“何不食肉糜？”

由于疫病的破坏力相当巨大，历代在进行疫病防治上都下过不少功夫，尽管这些努力有时并不能奏效，但有一些办法却在实践中被固定下来。

宋代之时已经出现了随军的军医，《续资治通鉴长编》便载宋哲宗诏令：“沿边城镇堡寨，委本将选差医工一人，月给药钱八贯，遇随军出入，给马一疋，二年一替，愿再留者听。”并且无论是京师驻军抑或地方宿卫，大体都会配备一定数量的军医以及同等数量的兽医，以防范疫病在军中爆发。

与此同时，宋代的军人已经基本职业化。

除了能够更好地维持秩序以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较好的卫生条件与卫生习惯。

比如为了防止食物和水源遭到污染，宋代官修兵书《武经总要》之中还记载了一定的防毒、鉴别方法，对于伤患照顾、行营规范、持更休整的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尽管如此，宋代依然未能阻止军中疫病爆发。

两宋三百余年时间里，军中大小疫病至少发生了25起，夺去了至少数万军士的生命，而这些疫病大多爆发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一般为瘴疫（主要为恶性疟疾），最是防不胜防（李玲《宋代军事医疗问题研究》）。

但总体来说，宋代因水源、鼠患及食物污染导致军队感染霍乱、鼠疫及血吸虫病的案例较之前代似乎已经大大减少。

或许正是因为对于军中防疫的重视，此后军中较少有大规模爆发疫病的情况。

但流民却不具备军中的防疫常识以及相对较好的卫生、医疗条件，当发生水涝、旱灾、饥荒以及疫病爆发之时，往往生灵涂炭、死伤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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