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相信，他的录音带会向人们证明，他才是美苏关系缓和、中美建交中的关键人物—而不是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或者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他们和媒体常常坚持这样的观点）。尼克松录音带给了学者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可以听到尼克松任内与世界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及他的政治密友的谈话。要想认真研究“冷战”和1970年代而不参考这些录音带，是绝不可能的。

文章节选自《尼克松录音带：1971-1972（上下册）》（ 三联书店 2019-10）。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机场迎接尼克松

前 言（节选）

40年后，我们几乎已经忘记，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末正处在他政治生涯的高峰。那一年，他作为总统历史性地使美国与“冷战”时期的敌手们建立了友好关系：首先是中国，然后是苏联。长久以来分裂着美国社会的越南战争也终于看到了尽头。在当年11月的连任竞选投票中，尼克松以520票对17票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在普选中也获得了61%的得票。在此之前，这样大的竞选优势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分别在1936年和1964年的大选中得到过。尽管关于“水门事件”的质疑仍然存在，但这一丑闻在1972年大选中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如尼克松所愿，这次闯入事件当年基本上只是流传在华盛顿环路圈子里的一桩趣闻—直到1973年才出事。 

12月14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休息时,尼克松根据当时的形势谈论过他将为后世留下些什么。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鲍勃”·霍尔德曼：

霍尔德曼：您的第一任期留下了不少好故事。

尼克松：应该写本书，就叫《1972》。

霍尔德曼：没错。

尼克松：这书肯定好得呱呱叫……里面有中国，有俄国，还有5月8日（即莫斯科峰会前夕，他出人意料地决定对河内、海防进行轰炸和布雷）以及大选。这一年真是精彩极了。我写书时就写这些内容，书名就叫《1972》，结束。

整理尼克松的遗产离不开他的录音带，而白宫录音的历史则早得多。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曾命令在椭圆形办公室厚厚的木地板上钻孔，安装录音设备，以记录他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哈里·杜鲁门后来继承了这套系统，而且又在桌子台灯的灯罩上安装了一个麦克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任后安装了一套新系统，其中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内的录音电话。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曾使用由美国陆军通信兵部门提供的录音设备，能连续录音数百个小时。

虽然其他总统也同样喜欢录音，但如今因对白宫进行录音而出名的只有尼克松。据我们所知，他之后的总统没有谁像他这样做过。他录音的时长比其他总统们加起来还要多，共约3700个小时。起初，他对录音毫无兴趣。1969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不久，他还要求拆除了林登·约翰逊留下的录音系统。当时笨手笨脚的他不想为电子设备伤脑筋。约翰逊的系统需要专人管理，而且必须每天开关。

两年后，他的主意变了。此时，他的第一个任期已经过半，尼克松发现他之前的总统们从未使用过声控录音技术来记录一切，他想成为第一人。尼克松盘算着，他的白宫录音带将会成为未来撰写回忆录时的宝贵素材。而且，他当时认为既然要留下一份他总统任期内的准确记录，就应该不加筛选地记录一切。肯尼迪所做的—只记录危机时刻，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尼克松看来只是装装门面而已。“我认为只记录挑选过的对话将使录音系统的意义完全失去，”尼克松说，“既然录音是为了对我的总统任期有个客观记录，就不该带有这种自私和偏见。我不希望在录音时算计什么时间、录了谁、内容是什么。”

他相信会议的录音能帮他梳理好他任上的记录，也能让他掌控历史。“全部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在被录下的第一段对话中，尼克松对霍尔德曼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希望能拿出一点正面的东西来，也许我们需要留下些什么，好能更正记录。”

1972年11月25日，尼克松与基辛格协商越南局势在尼克松的指令下，美国特勤局技术服务部1971年2月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的角角落落都安装了微型麦克风。5个被安装在总统的办公桌里，两个在壁炉附近。椭圆形办公室和林肯厅的电话线也被录音。还有两个麦克风安装在内阁会议室里。中央混音器被安置在白宫地下室内的一个旧衣帽间中，控制着所有录音设备，这是一台索尼TC-800B开盘式录音机。除了尼克松、霍尔德曼、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负责这套系统的操作）以及特勤局的人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录音系统的存在。

系统运行不久，尼克松很喜欢这套东西，于是进一步扩大了录音范围。他所说过的一切之所以都能被录下来，要归功于他的自我陶醉。他认为自己是一位有着地缘政治视野和军事谋略的世界领导者，就像丘吉尔一样。事实上，他痴迷于外交政策，以致对国内事务的关注少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目前能得到的录音带中大约只有10%涉及国内政策。不幸的是，这些对话还多数发生在内阁会议室，那里的录音存在串话干扰，麦克风位置的不当选择也使得在那里的录音成了后来最难誊录的部分。

1971年4月，尼克松又在他行政办公大楼180房间的秘密办公室里安装了4个麦克风，在这里他可以避开椭圆形办公室的繁文缛节。一年后，戴维营的阿斯本小屋的内饰里和尼克松在那里时常用的电话上也安装了录音装置。

录音系统使得尼克松能有一份准确的会议及电话记录，而不必像以前一样每次都由专人进行笔录，这更简单了。尼克松随身戴着一个由特勤局提供的类似寻呼机的装置，只要进入这些录音地点就会自动开始录音，无须开关键。有些日子，他全天都被录音，因为他一直在这些录音地点开各种会，办各种事。但不是所有的录音都能听出内容，因为录音质量经常很差。与美国历史上其他总统留下的记录不同，尼克松录音带就像是给历史学家留下的宝藏。要完全誊录尼克松录音带，或许15万页纸都不够，这也许是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

被尼克松录音系统录了音的大多数人并不知晓自己正在被录音。直到1973年7月16日，在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委员会公开听审前的一次听证会上，作为“水门事件”调查的一部分，录音系统的存在才被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披露出来。“巴特菲尔德先生，总统有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内安装过任何窃听装置？”诉讼律师共和党人弗雷德·汤普森问他。这个问题问得出乎意料。因为已经宣誓要如实作答，巴特菲尔德别无选择，只能诚实回答。“存在窃听装置。是的，先生。”他回答道。这场听证会改变了尼克松任期和美国历史的轨迹。正如参议员霍华德·贝克所说，参议院对发生在1972年6月17日的“水门闯入”以及后来白宫对此的掩盖的调查是为了查出“总统对此事是否知情，何时得知”。这些录音带为这些问题的准确回答提供了证据，但必须保证这些录音不能被改动。在1972年6月20日的录音带上，一段关键录音被抹去了。对此，尼克松的秘书罗丝·玛丽·伍兹负有主要责任。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最终辞职

事实上，有许多人曾建议尼克松销毁这些录音带。许多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亨利·基辛格、威廉·罗杰斯、梅尔文·莱尔德，甚至是葛培理—在发现录音系统存在后都觉得遭到了背叛。对尼克松而言，系统的秘密性和录音的价值要高于被录音这些人的隐私。而其他人，包括雷蒙德·普赖斯、查尔斯·科尔森和约翰·埃利希曼在内，认为总统有权记录他的秘密会议。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帕特·布坎南、亚历山大·黑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克和乔治·舒尔茨选择继续他们的政治生涯。然而，尼克松录音带留下的阴影长久笼罩着他们，他们私下说过的话—以及总统对他们个人的评判—都使得他们无法完全摆脱尼克松的影子，独立开启自己的政治生涯。这些录音带原本是为了保证尼克松自己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但它们的存在同样影响了许多其他人的声誉。

《尼克松录音带》正是因为尼克松拒绝销毁这3700多小时的录音才得以问世。他考虑到保全自己的记录，所以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只要“水门事件”平息下去，他认为，作为美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他对中国的外交将会让他在人们书写历史时重新站起来。他一直很欣赏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套书在1948—1953年共出版了6册。他意识到留下一份能被证实的记录有多么重要。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历史性会面

尼克松没有更早开始录音，这对历史而言是一种损失。目前找不到任何尼克松在“阿波罗11号”于1969年7月20日登月时与宇航员们通话的秘密录音；也没有关于1969年11月15日示威活动的任何录音，那次示威使得当局不得不用公共汽车把白宫围起来以防止抗议者突破围墙；没有录下尼克松打电话呼叫他的豪华汽车，稍后他自行前往林肯纪念堂，在1970年5月9日黎明前与示威者们见面；也没有录下1970年12月21日尼克松与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椭圆形办公室那次著名的会面。

在1973年尼克松录音带的存在被披露后，它很快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起初，总统以行政特权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断然拒绝交出录音带。尼克松一直认为，录音带属于他个人。他大概从未想过要把录音带置于睽睽众目之下，而美国最高法院却不这样认为。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以8比0的判决结果向尼克松发出传票，要求他交出录音带。这一判决是对总统权的限制，其意义高于录音带或尼克松之上。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就算是作为行政长官的总统也不行。这次判决对尼克松的总统任期是一次致命打击，直接导致他在15天后即8月9日辞职。录音带极大地损害了尼克松的声誉。在“水门事件”中，录音带成了许多对尼克松不利材料的直接来源，成为对他的声誉造成致命伤害的“冒烟的枪”。在这样的耻辱下，他逃离白宫，回到了他在圣克莱门特和平宫的家中。在那里，他继续为自己对录音带的所有权进行着努力。尽管比尔·克林顿总统在挽词中敬告道，“希望对尼克松总统的一生和全部事业之外的种种评判到此为止”，但直到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去世，也没能重获对录音带的所有权或重建自己的声誉。事实上，尼克松的去世扫除了公开录音带的最后障碍。

尼克松相信，他的录音带会向人们证明，他才是美苏关系缓和、中美建交中的关键人物—而不是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或者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他们和媒体常常坚持这样的观点）。尼克松录音带给了学者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可以听到尼克松任内与世界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及他的政治密友的谈话。要想认真研究“冷战”和1970年代而不参考这些录音带，是绝不可能的。

1973年6月，尼克松在华盛顿接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曾明白地告诉霍尔德曼和巴特菲尔德，没有他的明确命令，不要对录音带进行誊录，希望这样能防止人们对自己被录音产生猜疑。至少在最初，总统曾希望使用录音带达到政治目的，想要控制对会谈的描述。尼克松在1978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很快“把（录音）当成了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的誊录也可以证实，大多数时候，尼克松并没有特别在意录音系统的存在，至少在系统运行几周后便是如此。到1973年，尼克松甚至记不清是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负责了系统的安装（他自己这样说），他和霍尔德曼有时记不清到底哪里安装了录音设备。

录音系统的寿终正寝来得很快，在1973年7月。就在巴特菲尔德说出系统的存在后的几小时内，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就下令停止系统运行并予以拆除，此时尼克松正因为病毒性肺炎住院。

除了尼克松，基辛格大概是录音带被公开后受影响最大的人了。他在《动乱年代》（1982）一书中质疑了这些录音带的好处：

不知情的人根本无法客观听取这些想法和对话，对话中既有轻率之语也有高尚的宣言，这些记录和当时发生的事情其实关系并不大，更多反映了年轻的尼克松所带有的种种偏见，一切都听由谈话房间内唯一对录音知情的人的安排？……每次交流的意义取决于当时的语境，许多只是对尼克松多变的情绪和任性的策略的迎合罢了。如果拿掉所有这些，就只剩下随意的思绪—也许它们令人着迷，很有意思，但大多与总统采取行动的根据无关。

基辛格说的恰恰相反，如果人们认为美国最重要决策者在做决定时的观察、判断以及具体的决策过程都不可信，那么什么样的历史材料才算是真实的呢？所有的史料都带有缺陷和偏见。我们很难相信基辛格偏激的观点，即尼克松编排了所有或者说大部分的对话，只是为了录下自己想要留下的内容。与此相反，在录音中尼克松有时显得健忘，会忘记几分钟前刚发生的事情。这并不是说尼克松不会在某些情况下故意操纵对话，以在录音中留下包含特定观点的言论。他确实在“水门事件”败露后刻意留下录音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他在讨论外交政策时没有这样做。

尼克松和基辛格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开了约3000小时的录音。要么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要么是为了保护包括尼克松和他的后代以及仍然在世的被录音者的隐私，仍有700小时的录音处于保密状态。

在听过几千个小时的录音后，我们毫不怀疑尼克松是一位意志坚定的政治家，牢牢控制着白宫外交政策的议程。如果没有尼克松自负的坚持，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绝不可能这么早做出。但尼克松开启“秩序大重组”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在录音中，尼克松一直吹嘘自己是反战大潮中美国军事力量的捍卫者。他真的很担心，一旦自己在1972年大选中未获连任，一个像泰德·肯尼迪或乔治·麦戈文这样的和平主义软弱派上台后会大力削减国防预算，从而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然而在私下里，尼克松却又对军队权势集团流露出厌恶。尼克松不愿重用民主党人的偏见—除了得克萨斯州的约翰·康纳利等少数几个人外—也在录音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对自由派媒体的鄙视也在偶尔的反犹言论中表露无遗。

像艾森豪威尔应对U-2击坠事件1或约翰逊干预多米尼加共和国2这样的危机处置，每天都会得到媒体的报道。而尼克松策划的“秩序大重组”计划则不同，这个大计划的规模一点不小于威尔逊的赶超列强计划，它需要时间慢慢成形，也需要时间才能被人们完全理解。这些录音带正是帮助理解的最好材料。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