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博物院西边养心殿西殿，有间8平方米左右的西暖阁，名为“三希堂”，是乾隆皇帝贮藏、鉴赏书画的地方。

三希堂内景

“三希”指的是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三件书法作品，即乾隆所认为的三件稀世珍宝。遗憾的是，经过当代学者的研究，其中只有王珣《伯远帖》为真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被认为是唐代摹本，王献之《中秋帖》被认为是宋代米芾临本。乾隆皇帝把这三件作品视为“三希”，固然反映了他及其团队并不高明的鉴赏品位，但令人困惑的是，是什么客观和主观原因使乾隆认定这三件稀世珍宝的呢？

伯远帖

快雪时晴帖

乾隆丙寅（1746）春月，乾隆皇帝把原来存放在养心殿、御书房等处的三件作品放到养心殿温室中集中贮存，并将这个房间命名为“三希堂”。在这三件作品中，均有类似题识，表明了“三希堂”的由来，并不惜用“至宝”“希世宝”“希世珍”等最高级词汇来表达他的喜爱之情，并反复题跋。“三希”集合的第二年（1747），乾隆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三希”“钩橅上石”，另外，将“自三代以下，迄于明代诸家内府所藏真迹”，编为《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

乾隆在“三希”的题跋中发出“希世珍”“希世宝”的感叹，其客观原因在于乾隆所能见到的晋代书法真迹很少。据统计，《石渠宝笈初编》收录书法作品262件，而其中的晋代书法部分，除“三希”外，还有王羲之《曹娥碑》等11件，加上唐临王羲之《东方朔像赞》等，共14件。而完成于1750年的《三希堂法帖》中，收录有钟繇《荐季直表》等魏晋书法共15件。

总体来看，魏晋作品所占比例有限。在所藏魏晋书作之中，还有品第高下问题，《石渠宝笈初编》里的作品，除本朝四位帝王作品没有等级之分外，其他作品都被分为“上等”与“次等”两个级别。“三希”均被列为上等。此外，王羲之《曹娥碑》也被列为“书卷上等”，王羲之《二谢帖》被列为“上等天一”。但并非是所有的“上等”作品都能获得乾隆器重，只有“三希”，才获得乾隆诸如“至宝”“希世宝”“古今第一奇宝”等高度赞美。

从“三希”的流传史、题跋史和著录史可知，历代收藏家对“三希”给出了不尽相同的意见。如《快雪时晴帖》，褚遂良、张彦远、米芾、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王穉登、文震亨、刘承禧、吴廷等都一致认为是真迹，只有王澍一人表示异议。至于《中秋帖》，项元汴、董其昌、汪珂玉、顾复都认为是真迹，张丑认为是唐人临本，吴升认为是宋人临仿，卞永誉认为是唐人临本，王澍认为“目为伪恐太过”。而《伯远帖》，董其昌、王肯堂、顾复、安岐都认为是真迹，只有吴其贞认为“盖唐人廓填”。尽管以上意见不一，但乾隆认为都是真迹。总之，他对于是“真迹”的言论全部接收，对于否定性意见全部忽略。

乾隆关于《快雪时晴帖》的判断，董其昌的赏鉴意见成为重要支撑。乾隆宫中藏书画之地，除三希堂、御书房等处外，还特辟有画禅室，所收藏的均是曾经董其昌收藏并鉴定题跋过的书画精品。总之，乾隆深知董其昌书画鉴赏美学核心所在，他通过题跋和绘画，希望人们认为他也如同董其昌等汉族士大夫文人画家一样，是对以“三希”作者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书法具备鉴赏品位的文人。

董其昌小像

董其昌在生前，就已被奉为艺术偶像。乾隆之祖康熙帝十分爱好书法，他的学习对象正是董其昌。其书法老师就是董其昌老乡，松江华亭人沈荃。因此，康熙曾要求“将（董其昌）海内真迹，搜访殆尽”。《石渠宝笈初编》中，就收录有董其昌书作98件，董其昌的临古书作28件，康熙临董其昌的书作 12件。当时朝廷乃至举国学习董其昌巍然成风。在南书房，清初崇尚董其昌书法的书法家有姜宸英、王鸿绪、汪士鋐、张照、张廷玉以及海宁三陈（陈奕禧、陈元龙、陈邦彦）和查升等人。而乾隆不仅在“文治”方面继承了皇祖“固本恤民”的方针，在文艺爱好上与乃祖亦有相似之处。乾隆不仅酷爱书法，还兼及绘画等其他文艺。《石渠宝笈初编》中，康熙有临董其昌书作12件，乾隆有临董其昌书作18件。乾隆朝刊刻的《三希堂法帖》里有董其昌书作12件。乾隆在推崇赵孟頫的同时，也延续了其祖康熙对董其昌的喜爱。

从乾隆的书法来看，《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中浑厚的中锋用笔对他不无影响，而其结体和空间，《快雪时晴帖》的来源较为明显。看来，乾隆并不是叶公好龙式的鉴赏家，而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者。而他关于“三希”所体现的鉴赏观，深刻反映了艺术史中的幽微之处。因此，关于“乾隆鉴赏品位不高”的这种简单判断，实际上容易屏蔽我们对于书法史更为细微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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