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中山东一路跨过外白渡桥，就来到虹口地界。从桥北堍往东拐，进入一条不那么起眼的小马路——黄浦路。在城市改造和更新的热潮中，它仍旧保持着一些昔日的韵味，浦江饭店、俄罗斯总领事馆斑驳的外墙述说着陈年往事。距离这两栋著名历史地标建筑不远的黄浦路天潼路口，有一幢灰色的建筑，若非是北立面中部6根颇为壮观的凹槽巨柱式结构，它很容易被人忽视，而其背后还藏着更多的故事。

（一）

黄浦路106号，可能是虹口北外滩一线最为“低调”的历史保护建筑。相关资料中，对于它的记载也是只言片语。更为有趣的是，它其实是由两栋风格迥异、且落成时间不同的建筑组成。

在上海市住宅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的优秀历史建筑名录中，有如下记载：

而从《上海外事志》等相关地方志书和史料中得知，日本领事馆初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地址北扬子路1号（今扬子江路），原名“出张所”，后称“日本公馆”，同治十二年（1873年）改称日本领事馆。

1884年上海县城租界全图中标注的“日本公馆”位置

1887年外滩公园东望。背景中虹口地区沿江建筑清晰可辨，其中就有早期的日本领事馆建筑（箭头所指）

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黄浦路25号A（即黄浦路106号）建新馆。该馆占地面积3670平方米，建筑面积9422平方米，由日籍建筑师平野勇造设计，上海协盛营造厂承建施工。建筑物坐西朝东，入口面向黄浦江，古典主义风格，立面分段、对称，中部屋顶为长方形平面的双尖拱顶。南立面底层为弧拱门窗，主入口上楣有精美的石雕山墙花。二,三层为连续的券柱式拱廊，檐口、柱头、勒脚、栏杆等细部有精致石雕装饰。为清水红砖墙的砖木结构新古典主义建筑，故又被称为“红楼”。

1907年1月31日《申报》一则“日本拨款重建上海领事署”的消息，其中写道：文汇报云查一千九百零七八两年日本外部财政预算表内有重建中国日本领事衙门经费一项计日本洋二十万元兹悉此欵爲重建上海日本总领事署之用此项工程须三年始能告竣云。

落成不久后拍摄的日本领事馆（南立面，也就是沿黄浦江的北扬子路一侧）

从上述信息可见，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设址在虹口可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苏州河北岸开发之初，而期间也经过几次更迭。《上海外事志》中又载：日本总领事馆，初为领事馆，1871年开设，品川忠道为代领事，翌年升格为总领事馆，井田让为首任总领事，统管十五口通商事宜。馆址初设北扬子路1号，后迁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5号，另在武昌路1号设一处领馆，后又迁回北扬子路。1934年迁黄浦路25号A。

而《上海指南》1920年版本中记载的日本领事馆有两处地址，分别是西摩路15号和武昌路1号。

1930年的Tourist guide Shanghai（上海旅游指南）中记载的日本领事馆地址，已经更改为北扬子路1号。

1935年的All about Shanghai（上海概况）中记载的日本领事馆地址又更改为黄浦路25A号。

而从《申报》相关内容以及老地图中获取的线索来看，基本与上述内容相符合。但是有几处未明确的疑点还需再推敲。

其一，关于日本领事馆最早的位置。北扬子路，也就是扬子江路，这条马路在现今的一些地图上已不再标注，它的具体位置是在与黄浦路基本平行的南侧，紧贴黄浦江岸线。那么1号又在什么位置呢？

其二，从相关史料中不难看出，日本总领馆建筑历史上经过翻修和重建，但是在原址还是迁建？北扬子路1号、黄浦路25号A和黄浦路106号之间有什么关联？

民国二年（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黄浦路和扬子路

在1930年2月7日《申报》“各国领馆之调查”一文记载，日本领事馆地址为北扬子路1号。

20世纪初，日本发行的“上海名所”系列明信片中的日本领事馆影像。这张图片有许多细节值得注意。其一，日本领事馆的主入口其实是在面向黄浦江的南立面，而北扬子路的西端与日本领事馆的院子接壤；其二，在日本领事馆东侧还有一个装饰门头的入口，且有门卫把守，此处很可能就是“北扬子路1号”；其三，在日本领事馆的西侧，还可见飘扬着美国和德国国旗的领事馆

这幅1934—1935年左右的苏州河口航拍照片也给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江边的日本领事馆北侧还有一栋风格类似的建筑，且有连廊相通

1937年，黄浦路日本领事馆主入口门前街景（东望）。可见路牌和荷枪实弹的守卫以及与上图类似的装饰门头，这里很可能就是“黄浦路25号A”的门牌

1935年英文版上海地图中标注的日本领事馆。我们可以注意到黑色块覆盖了从黄浦路到扬子路的区域。该图由美军绘制，较为精确

从上述图文中，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推论出，日本领事馆在虹口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变化。而北扬子路1号、黄浦路25号A和黄浦路106号很可能是不同入口的门牌号码，这种现象对于接壤多条马路的大体量建筑来说，较为常见。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黄浦路25号与106号实际上是门牌编排变更后的继承关系。至于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门牌号武昌路1号，很可能也是指同一个地点，且看下图解释。

我们从1947年老上海百业指南（行号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武昌路与扬子江路在黄浦江边交汇，这里就是原日本领事馆（1947年已被国民党海军使用）的一个主要入口，也是两条马路门牌号的起始点。故此推断，这里既是扬子江路1号也是武昌路1号

事实上，黄浦路——这条由江边土路改造而成的小马路，因其区位优势，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除日本领事馆以外还有沙俄、奥匈、美国、丹麦等多国曾在此设立领事机构。这些机构在黄浦路南侧，沿黄浦江一线排开。故此，后人也称这里为上海的“东交民巷”。

在1904年4月10日《申报》一则拍卖信息中提及，黄浦路25号曾经也是丹麦领事住宅。

清末的黄浦路东望。图右为德国领事馆，图左为德国福音教堂，该堂20世纪30年代在大西路海格路（今延安西路华山路口，静安希尔顿位置）重建，并由邬达克设计

20世纪30年代之初，日本军国主义不断膨胀，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虹口地区实际控制权已转向日方。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华界地区全面沦陷，而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也完全落入日寇魔掌之中。日本总领事馆实际已成为其控制侵占上海地区的行政首脑机构，这栋建筑也见证了这段极其不光彩的历史。1938年1月，中国政府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后不再承认日使领馆机构。

1937年的外白渡桥。日寇在此设置哨卡，盘查过往路人。背景中日本领事馆的前后两栋建筑及连廊清晰可见

抗日战争胜利，该建筑为中国政府接收，并被国民党当局的军政单位使用。1949年上海解放后，长期为人民解放军使用，不对外开放。

（二）

可以比较确定的是，黄浦路——扬子江路之间的日本领事馆区域早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出现了两栋主体建筑：一栋靠近江面（扬子江路）、一栋临近黄浦路。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1941年建成的那栋黄浦路106号现代风格建筑，也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灰楼”，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在原有地块（或者说是原有建筑）基础上翻建而成。

从登记在册的建设时间来看，1941年，正处在 “日占”时期，所以当时翻建这栋建筑的背景资料鲜见。但是我们可以合理推论：日寇全面侵华之后，特别是在抢占大片上海原租界地区之后，相关的各类行政事务陡增，需要更多的办公人员和场所，扩建新办公场所就成为首要选项。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停泊在日本领事馆附近黄浦江江面的日寇出云号（Izumo）巡洋舰

从1941年12月18日《申报》刊载的消息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被日寇扣押封锁的货物都由黄浦路106号处理。其中写道：因手续上尙须相当时日、惟于此调查期间、各市民如有止当急需者、能遵下列各条、亦可提取、（一）呈报该货物之紧急需要理由、（二）存货栈房地点或管物堆积所在地、（三）提出所　权证明文件、向上海特别市政府工部局、法公董局巾请转呈、或直接向上海日本总领事馆（黄浦路一〇六号）申请、日本当局迅速审查后、予以适当之措置......

在1942年1月5日《申报》刊发工部局告示，劝告各国侨民尽快返乡，文中提及相关手续需要前往黄浦路106号日本领事馆办理

这栋外观简洁、厚实的建筑，坐南朝北，高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呈现出早期现代派风格。平面为正方形，立面为竖线条构图，特别是北立面中部饰置六根有凹槽的巨柱式壁柱，直接贯通至四楼。两侧立面细部用花岗岩石饰面，层间窗洞口较小，略显低调。

1947年苏州河口黄浦江岸线航拍影像。黄圈内就是黄浦路106号“灰楼”和“红楼”

1945冬季从沙逊大厦（和平饭店北楼）远眺虹口一线。黄浦路106号两栋建筑（箭头所指）非常醒目。值得注意的是，在不远处的码头边停靠着两艘航空母舰，查询相关档案资料得知，它们分别是美国海军护航航母卡萨布兰卡级的 USS Anzio (CVE-57) 和USS Makin Island (CVE-93)，停靠上海港口可能是参加著名的“魔毯行动”（Operation Magic Carpet）的一部分

抗战胜利之后，“灰楼”也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收，有一些国民党当局军政机构在此办公。“灰楼”真正进入公众的视线，要从它与联合国的关联说起。

（三）

联合国是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国际组织，也是迄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为了便于工作，联合国在世界某些重要地区设立办事机构。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最早、结束最晚、伤亡最多，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为重要贡献，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点举世公认。

早在 1943 年，同盟国就开始考虑战后救济事宜。1943 年11 月 9 日，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有 44 个同盟国代表出席，中国首席代表是蒋廷黻。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简称“联总”，总部设于华盛顿。联总的最高机构是中央委员会，由美、英、苏、中四国组成，设署长一人。

“联总”是在联合国之前已经成立的一个国际救助机构，联总中国分署对中国的救助是战后中国获得联合国救助的先驱和缩影。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重庆设立分署，1946年5月迁到上海，办公地点设在北苏州路370号（河滨大楼内）。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现有史料，以及当时的报章内容，这家最早的“联”字头组织，也是唯一一家没有搬入黄浦路106号办公的联合国机构。

注：在《在沪各机关统计》第 125 页，以及陈之迈所著《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第 52-61 页中，都有提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海总部未曾迁入黄浦路106号的记述。

另：在一些史料包括志书中将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混淆。前者在上海也设有办事处，地址在福州路100—120号。而后者一直在北苏州路370号办公。

1947年老上海百业指南（行号图）中标注的福州路100号善后救济总署总办事处（CNRRA）

1946年，一位官员站在北苏州路370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办事处门口留影

联合国档案中，当时一些公函往来，善后救济总署上海总部落款的地址都是北苏州路370号。

这封1947年8月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航空信件，寄送上海总部的地址也是北苏州路370号

1947年底至1948年初《申报》上刊发多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结束”的启事，其落款地址也都是北苏州路370号

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在二战结束后陆续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战后中国以及远东尽快复兴。上海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国际化大都市之一，所以有多家联合国组织先后选择在沪设立中国或远东的业务办事机构，也是顺理成章。起初，这些机构分散在上海各处办公，后陆续搬入黄浦路 106 号大厦内办公。1948 年 1 月，中国政府将黄浦路 106 号大厦授予联合国免费使用，由联合国亚远经委员会执行秘书、印度人 Lokanthan 代表首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Lie）签约领受，并将该大厦正式定名为“联合国大厦”。

（四）

当时的联合国驻沪机构共有10家，以下为基本介绍。

1、联合国上海办事处。也有称联合国远东新闻局（可能是合署办公），直属联合国总部。1946 年5 月开始筹备，同年 6 月 13 日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起初设在北苏州路河滨大楼 212 室。同年 11 月迁入黄浦路 106号 大楼。该处下设总部、秘书、新闻、图书参考等部门，职员编制为 12—15 人。主要工作是向中国、泰国、菲律宾3个亚洲的联合国成员国发布联合国消息，提供联合国各种活动的资料。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联合国上海办事处继续留沪办公。1951 年 2 月初中美关系恶化后，联合国在沪机构开始缩减或搬迁。同年 7月，联合国总部批准上海办事处迁出“联合国大厦”，移至中山东一路 29 号办公。上海市政府外事处于 1951 年 9 月 17 日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黄浦路 106号“联合国大厦”。1957 年 7 月 10 日，联合国上海办事处停止活动，结束其使命。

1948年3月25日《申报》报道联合国驻华办事处在黄浦路举办酒会的图文信息

2，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1947 年 3 月，联合国的重要机构“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在美国纽约成立，并决定下设一些区域性委员会。1947 年 6 月16—25 日，在上海华懋饭店（今锦江饭店北楼）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简称亚远经委员会），黄浦路106号成为该委员会秘书处的办公楼。该委员会于 1948 年底迁往新加坡，1949 年 6 月再次迁往曼谷。1974年，该委员会改名“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英文缩写：ESCAP）。

3，联合国劝募及救济难童组织远东局。1946 年 12 月 11 日经联合国大会决议，创设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并由26个 会员国代表组织联合国劝募儿童救济难童组织，发动全世界的社会力量救济全球遭受战争灾难的儿童及贫苦儿童，形成一个大的劝募运动。1948 年 2 月 29 日，联合国劝募儿童救济会中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同时，该组织在上海设立远东局，负责人是美国人何慈（Hertsberg）。

4、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中国办事处。1948 年 1 月 23 日，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在纽约总办事处召开程序委员会会议，讨论在中国开展救济贫苦儿童与母亲的计划。同年2 月，该基金上海办事处在沪成立，地址在北京东路 150 号，后也搬入黄浦路 106 号“联合国大厦”。该基金上海办事处主任是瑞士人荣诺德博士（Dr. Macel Junod）。该组织的主要职责是：运送奶粉、油脂、棉花等救济品到中国，救助中国受难儿童。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该基金上海办事处就停止了活动。1951 年 1 月初，该基金上海办事处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完成交接，结束使命。

1948年，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中国办事处发出的证明文件，地址标注为黄浦路106号

5、国际劳工组织远东分局。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 1919 年，原是国际联盟的下属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1930 年成立中国分局于南京，抗战时随政府迁都而搬迁至重庆。二战结束，联合国成立后，该组织从 1946 年开始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下属专门机构。1946 年中国分局随着中国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后又迁到上海，办公地址在南京西路 754 号，后迁入黄浦路106号。主要职责是“收集中国劳工及与有关的社会经济资料，促进劳工界生活安定，改善劳工待遇。”至 1949 年 5 月下旬上海解放时，该局已无活动。

6、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上海署（简称“上海署”）。于1947年7月筹设，1948年9月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初在北苏州路河滨大楼 226 室，后迁入黄浦路 106 号“联合国大厦”。上海解放后， “上海署”于1949年9月结束，所遗留工作并入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简称“远东局”）。“远东局”是联合国专门组织在远东最大的一个机构，成员有 17 个国家。除辖“上海署”外，还辖香港分局和天津办事处。其工作活动是遣送国际难民和原在东南亚各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到中国的所谓“失所华侨”。上海解放初，“远东局”几次致上海市外侨事务处的资料称：在抗日战争结束时，上海有国际难民约32000余人，其中犹太难民占半数以上。符合救济遣送条件的约有30000人。1946～1950年，已资助遣送出境26000余人，尚有4700余人仍在沪接受该局全部或部分救济。从 1952 年起，该局除对救济工作仍执行一段时间外，遣送工作已经停顿。1956 年 5 月，在完成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交接之后，该组织宣告结束。

1948年1月24日《申报》刊发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搬迁至黄浦路106号的公告

1950年由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远东局寄出的航空信件，落款地址为黄浦路106号

7、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东方科学合作馆。1945年11月1—16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大会， 1946 年 11 月 4 日，该组织正式宣告成立，是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总部设在法国巴黎。1948 年 2 月 1 日，该组织在南京市中山北路 671 号设立机构，捷克人施茂德（Jan Smid）任代理主任，后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地点为黄浦路106号。该馆旨在“使特别需要科学情报与协助的区域，能迅速获得是项的情报与协助”。该馆曾向中国一部分大学赠送科研器材和书籍、搜集中国科学家的著作、编辑中国科学家人名录，并协助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金的中国科学家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与深造。该馆于 1953 年 7 月关闭。

8、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特别顾问团办事处。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样，先于联合国成立。1943年5—6 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召开“联合国粮食与农业会议”，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草拟组织章程，被当时 20 多个同盟国国家政府接受后，于 1945 年 10 月中旬—11 月初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第一届正式会议，宣布成立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共 42 个。联合国正式成立后，该组织成为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1947 年 12 月 1 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特别顾问团办事处在上海成立，以“研究耕种技术、改良品种、促进世界粮食生产、调剂与分配”为宗旨，办公地点设在黄浦路106号。上海解放后，该办事组织与上海外事部门无任何接触，于 1949 年 9 月结束。

9、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团办事处。1947 年 4 月 1 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办事处在上海成立，该处宗旨是：“与中国一些大学、科研机构建立关系，收集中国医学卫生情报，联系有经验的医生，并资助出国；帮助中国政府防止疾病蔓延，研究营养等有关卫生事宜。”上海解放后，该办事处即停止活动，1950 年 7 月正式结束。结束时的善后工作，由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东方科学合作馆负责人施茂德代为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交接处理。

10、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1946年，由联合国捐助的救济粮从南美运抵上海

1947年，联合国捐助的联合收割机在上海闵行田间进行展示

1947年，海格路（今华山路）结核病医院内，医生们正在为上海儿童做X光胸片检查。该设备由联合国捐助

后记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联合国无疑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实施扩张的工具，但是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与其原则还是获得部分认可与支持的。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建立的各种机构对于恢复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平复遭遇战争创伤的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客观上讲，联合国为中国提供的物资，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总价值上，都是颇为可观的帮助。

据相关史料记载：“截止 1947 年 12 月底（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结束之日），“联总”向中国输入大量善后救济物资，总重共达 236 万吨有余，如此大量的物资总值为 5.17 亿美元，约为战前中国每年进口货物总值的 2 倍。其中救济物资，如粮食、衣着、医药等物资，直接用以挽救灾民、难民、士兵的生命，间接足以稳定社会的秩序。善后救助物资，如交通、工矿、河防、农渔等类器材，对于中国尤永久性的经济价值。”

从上海的角度来讲，虽然这座东方大都市在二战前就已经确立其国际地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集聚度很强、辐射力很强的中心城市。但是二战期间，上海同样遭到战争的重创。战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大平台，吸引了联合国机构落户。联合国在沪设立的机构，不仅给予中国受战争摧毁各地紧急救助，上海也借此成为联合国在远东地区的“大本营”，进而成为世界各国与联合国之间的重要纽带，进一步提高了上海的国际认知度。

1973年，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第三次访沪，他在浦江饭店楼上拍摄了这张照片。图中右下角，黄浦路106号“灰楼”“红楼”的各种细节十分清晰

2013年冬，从浦东远眺苏州河河口及虹口北外滩一线，黄浦路106号的两栋历史建筑已淹没在周边的高楼大厦之中

1935年与2016年的苏州河河口航拍对比图

这两幅时隔八十余年，但几乎是同一角度拍摄的影像，将这一历史风貌区的沧桑变迁表现得淋漓尽致。图左上角的黄浦路106号则默默见证了这一切

黄浦路106号，无论是“红楼”“灰楼”，都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也见证了上海的时空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地曾经作为部队招待所、办公楼等，后又成为黄浦饭店。现入口左侧还挂着“黄浦大楼”的铭牌。1991年12月5号，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公布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而如今，作为黄浦江45公里岸线贯通和更新的重要一环，这两栋底蕴深厚的老楼，正期待再一次的华丽转身。

内容参考：

《上海通志》

《上海外事志》

《虹口区志》

《上海地名志》

上海师范大学 白娅妮：《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联合国在沪机构研究》；

《申报》资源：爱如生申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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