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学界又一力作、重现盛世大国外交

《经略西北：巴达克山与乾隆中期的中亚外交》以乾隆二十四年（1759）至三十五年（1770）间清与巴达克山关系为中心，讨论清朝在西帕米尔权力与情报网络建立、展开的过程及其运作实态，检视清朝对边外潜在危机的因应策略，以期对理解清朝中亚外交及新疆行政体制的运作、清朝“天下秩序”在中亚的建构提供一个具体的观察角度。本书亦期望基于对清与巴达克山关系的个案研究，由边裔反观内地，考察乾隆年间政治文化的构建与朝廷西进经略如何交互为用，“西域”又如何在与边疆鲜少交集的士人群体中成为流行的话题。

-作者简介-

马子木，1992年生，汉族，山东济南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文化史，在《历史研究》《史语所集刊》《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节选-

西帕米尔地区部族政权林立，其中大多在西师告竣后与清朝通使往来，笔者之所以选择巴达克山进行个案研究，主要基于巴达克山在该区域内的特殊性，以及其与清朝关系的特殊性。相对而言，巴达克山在当地诸多部族政权中疆域较大、实力较强，长期与喀布尔、准噶尔贸易，亦较富庶。1747年，苏勒坦沙继立为巴达克山伯克，其人“强力勇斗” ，继承了此前历任伯克对外扩张的策略，汲汲于确立在西帕米尔地区的霸权，因此不免与邻部交恶，积怨日深。彼时西帕米尔地区的政治恩怨，很大程度上都与巴达克山有关。清朝与巴达克山因追捕大小和卓而建立联系，后者因之归附清朝。其间双方进行了反复的交涉与协商，这在清朝与西帕米尔政权的往来中实属少见。在清朝看来，苏勒坦沙呈献和卓尸骸，举止恭顺，高宗甚至称巴达克山为“第一西方足嘉国” 。而在苏勒坦沙看来，清朝可以成为巴达克山可资攀附与仰赖的力量，呈献和卓尸骸则为攀附提供了资本，故反复向叶尔羌边臣请兵求援，希图挟清自重。清朝亦投入相当的资源，调查、化解边外纠纷，以确保边疆秩序的稳定。

《吾学编》卷六八下对巴达克山的记载，反映了明清人的一般认知

此项研究的第一步固然是对清朝与巴达克山历次交涉的细节进行厘清与考订，但有必要澄清的是，基于巴达克山的个案研究不等同于巴达克山的地方史研究。本书主要依据清朝官方的记载，特别是叶尔羌边臣的奏报，较少涉及中亚本土的波斯文史料。此犹两造之讼，未可据一方之言以断曲直，巴达克山地方史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广泛参酌本土史料的基础之上。从清朝的官方史料出发，则意味着以高宗君臣的视角与立场审视巴达克山问题，易言之，是一种或可称为“清朝中心观”的研究取径。叶尔羌边臣有关巴达克山的情报大多来自使者、商人与边民，其中不乏讹传。但对于本项研究而言，相较于追问彼时巴达克山的事实究竟如何，更重要的是考察清朝对于巴达克山所知如何，而后者正是高宗君臣据以决策的基础。就此意义而言，巴达克山只是观察清朝中枢决策与边疆行政体制如何运作的一个场域，其历史并非本书的研究旨趣所在。

晚近围绕新清史的讨论加深了学者对于清代边疆治理体制与实效的兴趣，清朝在广袤疆域的有效统治，究竟得益于对传统中原王朝统治技术的继承效仿，抑或来自与蒙古、西藏亲近的所谓“满洲特性”甚至“内亚传统”？然而此种论述却将“汉”与“非汉”视作两种难以互通、非此即彼的概念，也因之强化了“中原”与“边疆”的区隔。必须承认的是，满洲肇兴东北、缔姻蒙古、交通西藏，在立国之初确实不可避免地受到蒙、藏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是否能上升到所谓“内亚性”的高度，则仍需怀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似“内亚性格”的边疆治理举措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只具功能性的意义，不能随意拔高为王朝政治运作的正当性基石，也无法成为清王朝的普遍性制度基础” 。仅仅强调中原或内亚单方面的政治传统或文化资源，均无益于理解清代中国政权性质与国家构造的复杂性。笔者希望以巴达克山为具体的观察场域，检视清朝权力网络在此地区内建立与展开的过程、其所凭藉的政治文化资源以及具体的行政策略，特别是来自中原、满洲与蒙古的诸多政治文化传统如何交汇于清朝的中亚外交之中，高宗君臣又如何因其宜而用之。

《平定西域战图》之《拔达克山汗纳款》

另方面，得益于近年来中央档案与地方文献的陆续公布，清代边疆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其日益成熟的研究取径、问题意识不免与“内地史”渐行渐远。作为整体的清史，也因此被区隔为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从清代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内地与边疆事务由同一中枢决策体制所处理，边地与中原的官员存在稳定的双向流动 。这种机制、人事上的连续性都表明，边缘研究固无法回避与遗忘中心层面的关照。边疆议题的讨论不应仅止于“由边疆论边疆”，在“由中央看周边”的同时，亦应“由周边看内地”。在此方面，笔者尝试在朝廷的西进经略、士人社群的学术兴趣以及乾隆中叶政治文化的构建三者间建立可能的联系，考察乾隆朝政治史与政治文化史的一个面向。如前所述，西进经略之于高宗君臣的意义不仅在于疆域展拓与边陲绥靖，亦意味着一种涵括准噶尔遗民与南疆穆斯林在内的新政治文化秩序的确立。在此新秩序内，主要族群皆有一席之地；新边界的确立亦使高宗逐渐失去对边外事务的兴趣，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衍生出的不干涉政策成为高宗处理西帕米尔事务的准则。对士人而言，西师告竣成为极盛来临的标志。朝廷与士人对于熟悉（或再熟悉）新定之疆土与新近归附的邻国具有共同的兴趣，西域、中亚的历史与地理因之成为士人社群中颇为流行的议题，士人的学术兴趣亦成为乾隆中叶新政治文化构建的一个环节。

本书自绪论与余论外，分为五章。前四章大致依时序讨论清朝与巴达克山关系的建立、展开与波折，藉以考察清朝权力网络在西帕米尔的结构与运作实态。西陲平定后，清朝虽未尝陈兵中亚，但却未丧失对中亚事务的兴趣，并维持其威权地位数十年之久，这正是得益于其所建立的双轨式的多圈层权力与情报网络。通过叶尔羌办事大臣控制的官方渠道与额敏和卓监临的半官方渠道，清朝权威由南疆伯克、商人向外藩伯克层层渗透。由于兵力所限以及中原传统政治观念“守在四夷”的影响，清朝在面对中亚内部争端时，逐渐确立“不干涉”政策，但其仍对中亚情势密切关注，并尝试间接协调或通过政策倾斜影响巴达克山政局，实现一种不在场的“遥远的介入”。

《万国来朝图》（清乾隆）所绘巴达克山贡使

这一权力与情报网络的建立与运作彰显出清代“大一统”的政治构造特色。西帕米尔地区的族群与文化均与清有较大隔膜，清朝在制度与知识上亦无足够的准备以因应其西陲经略。准噶尔汗国长期统治天山南北路，地理上介乎清与西帕米尔之间，使其政治文化亦成为沟通二者的中介。清朝以准噶尔汗国的继承者之面目出现于中央欧亚东部，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继承了准噶尔在人员、语文、政治逻辑诸方面的遗产，构成其中亚外交得以展开的基础。唯此不过为一时便宜之策，随着与中亚诸国接触之频繁，高宗逐渐调整治理思路，蒙古因素在中亚外交中的垄断性地位逐渐淡化，满、汉等多元影响因素亦渗入其中。

自康熙朝开始的西进经略以及乾隆朝西师告竣后在朝廷在西陲边外构建权力网络的一系列活动，其影响并不限于西北边疆一隅，第五章则是从士人的角度考察西进经略的影响，以及其与乾隆朝政治文化的关系。概言之，17世纪至18世纪士人对于西北的兴趣与朝廷的西北经略逐渐汇为一流，士人关于西域、中亚的地理知识大为扩充。乾隆朝底定新疆后，朝廷对“同文”理念的构筑、文臣纪功诗文的创作都构筑起西域与中土、汉唐与本朝的连续性，成为盛清时期大一统论述的基础逻辑之一。附录《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则是具体阐释乾隆朝新政治文化秩序的内容及其特质，特别是此一秩序如何确保以多语文为表征的多元族群与文化共存于同一统治框架之中。上述两章与巴达克山并无直接关联，却是朝廷西北经略的另一面相，而清朝与巴达克山的关系亦是基于此种新的多语文政治文化秩序。甚至可以说，乾隆年间清朝权力网络在西帕米尔地区建立与展开的过程，正可从外交实践的层面为理解多语文政治文化提供一个脚注。

——选自本书《绪论·第四节“旨趣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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