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一百位各界人士以“改革先锋”的光荣称号获得表彰。其中，澳门仅有一位上榜者，即已故的马万祺先生。他被誉为“率先到内地投资的澳门著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澳门历史所知有限的人，对马万祺或许不太了解。他不仅在中年和晚年，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了心力，而且青年时期就热忱追随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奔跑和欣喜。

1984年，邓小平（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马万祺（右）

马万祺先生不仅经商有成，而且通文史、精词章，创作了许多吟诵英杰、咏叹时代的诗篇，均已结集出版。据他的哲嗣、澳门中华总商会主席马有礼说：“他喜欢写诗和书法，每有重大事件都会以诗词的形式记录并抒发感情。”由此，本文从马万祺三个时期的三首诗词中各撷一句为题，回溯其重要的人生经历和赤诚的爱国情怀。

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澳门实业家马万祺

“香江有幸会群雄”

马万祺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时在1919年12月12日，即农历己未年十月二十一日。因家境殷实，从小他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幸的是，1934年他在广州南海中学念完初二时，父亲因病猝亡。面对这一重大变故，他不得不放弃升学，改去公民学校、私人教馆拜师求学，两年里打下了国文、史地和会计知识基础。

为了生计，马万祺先到一位父执开设的米行当学徒，从记账做起，随后接触收货发货、掌握行情、报关及联系各地商号，也与客户洽谈买卖。他为人诚恳，做事踏实，很快在同业中赢得声誉，也具备独立创业的能力。经好友建议，马万祺托人打听了上海的食糖市场行情，结合珠三角地区盛产甘蔗的条件，果断地购置制糖设备，聘请技术工人，在珠江边上开办了小型的广大糖厂。这一年，他才18岁。

可是，正当马万祺的生意稳步发展时，日寇侵华的铁蹄一路从北到南，践踏到华南地区。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他放弃店铺和厂房，带着家人暂避乡下，然后远走香港，尝尽被迫背井离乡的滋味。虽然他和香港友人合作，先后开办永裕昌行、泰生行，经营粮油进出口生意，很快站稳了脚跟，但好景不长，随着日寇不再顾忌英国势力，军舰常到附近巡弋，甚至炮击驶往内地的船只，他不得不未雨绸缪，到葡萄牙管治的澳门寻找机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不久，香港被日军攻陷。马万祺在港的生意损失不小，好在之前他已移居澳门，构建了新的事业平台。

马万祺手迹

马万祺在澳门一面扩大经营范围，与友人合资开办大丰银号、恒记公司并任总监督、总经理；一面参与社会公益，向同善堂、镜湖医院和内地的战时儿童教养院等捐款，受到商界及社会的敬重。

30年代末，马万祺患了肺病，到南华医社请医术高明的柯麟医生诊治。在治病的过程中，他们成了心心相印的莫逆之交。柯麟原名柯辉萼，生于广东省海丰县，1926年加入中共，曾为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隐秘战线的斗争，后获派赴厦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秋经潘汉年建议迁居澳门，以开家庭诊所为业，负责联系和照拂正在养疴的叶挺将军。他直接受命于党中央，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联系，但凡有机会也关心和引导社会人士（鲁阳、卓大宏、南草、梁志瑗：《柯麟传》，澳门国际名家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99页）。马万祺视年长十八岁的柯麟为兄长，经常就抗战时局和社会问题向他讨教。后来，柯麟之弟柯正平从香港移居澳门。他也是中共党员，以经营华南药房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与马万祺亦一见如故，同气相求。

富于正义感的马万祺，亲历国土沦陷的惨状，身经港澳寄人篱下的束缚，对民族进步和国家命运十分关心，表现出鲜明的进步倾向，正是柯麟团结和依靠的对象。潘汉年听柯麟介绍后，有一次到澳门，专门与马万祺谈了话。从他们口中，马万祺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清晰认识，对中共的方针和政策也有初步了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万祺到香港恢复泰生行，又在澳门与友人合办大华行，都是进出口贸易，与内地的业务联系较多，因而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和百姓困苦有所知晓。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尚未休养生息的人民再度陷入战乱，使他极感忧愤。在柯麟引见下，马万祺又相继结识连贯、方方、夏衍、乔冠华、许涤新、梅龚彬、朱慎修、千家驹和萨空了等人。他们有些是中共负责干部，有些是左翼爱国人士，都将马万祺视为自家人。于是，有些事情由马万祺出面较为合适，他们就直接托付他去办。那个时期，除了商界朋友之外，马万祺还有了这个以共产党人为主的朋友圈，引导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行。

马万祺（右）和霍英东出席全国政协大会时合影

“红旗漫卷全中国”

柯麟要在澳门结交社会人士，增加进步力量，马万祺就向他引荐了何贤等商界友人，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澳门也为国家的未来发挥作用（关振东、陈树荣：《何贤传》，澳门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0页）。马万祺和柯麟，再加上人面较广的何贤，好比一个铁三角，成为壮大澳门社会进步阵营的中坚。

镜湖医院是澳门一所具有慈善性质的平民医院，历史悠久，由该院慈善会值理会管理。为了适应慈善事业的发展，1946年2月的一天，慈善会举行首次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章程，将值理制改为董事制并选出董事会。既然有了董事会，专职院长的人选就成了关键。柯麟考虑与亲国民党势力争夺这个机构的领导权，便由担任该院慈善会财务部主任的马万祺出面，向董事会主席林炳炎提议请柯麟出任院长（鲁阳、卓大宏、南草、梁志瑗：《柯麟传》，澳门国际名家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06-107页）。由于柯麟此前发起成立医院的西医顾问团，口碑甚好，在董事讨论时获得通过，并争取到澳督的允准。柯麟出任院长后，在马万祺、何贤等人协助下，对医院进行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提升了医疗水平，赢得社会大众的好评。

澳门中华总商会和中华教育会，分别是商人和教师的团体，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早期被一些保守的人士掌控，与时代的变化明显脱节。在柯麟提议下，马万祺和何贤一起做这两个社会团体领导层的工作。对于前者，主要是揭发值理会改选中弄虚作假的弊端，获得澳葡当局有关官员的支持，宣布原有的选举无效，在改选中摒除几个立场顽固的成员，何贤、马万祺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对于后者，马万祺出面敦请正患重病的负责人、圣若瑟中学教导主任陈道根入院治疗，又和柯麟对其进行说服和争取。终于，陈道根确立与落后势力划清界限的立场，将该会印鉴和档案交给马万祺等进步人士，由他们处理会务。

上世纪80至90年代，担任澳门濠江中学董事长的马万祺，非常关心教学设备的更新和提升。图为他在该校视察

马万祺身在澳门，心系国家，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的一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谢常青撰著的《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记述了一桩史事：1948年初，一些爱国反蒋的国民党人士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李济深任主席。李在军界辈分很高，旧部不少，而美国有政客筹划扶持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希望撮合二李合作，特地委托旅美的蔡增基赴港促成。马万祺与蔡增基本是老友，得悉他返国的意图后立刻告知柯麟、朱慎修。他们同去香港向潘汉年、连贯报告，认为这是美方希图分化中国的爱国进步力量，通过游说二李合作，阻挠人民解放战争推进。马万祺表示决不能让这种图谋得逞，他本人愿去做蔡增基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赞同。蔡增基抵港后，马万祺和他一起吃饭、喝茶、散步，几度对他坦率地分析国内形势，指出美国希望李济深帮助李宗仁掌握政权的用意，劝说他不要被利用参与此事。蔡增基经过认真思考，觉得马万祺的忠告是对的，后与李济深会晤时虽转达美国方面的设想，但表示他自己并不赞成。李济深表明这是美国人企图操控中国的一厢情愿，他和志同道合者已经决定与中共合作，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马万祺送蔡增基登机返美前，又劝谕他从爱国的角度看待时局，哪怕保持中立的立场，有机会也可为国家建设效力。

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一些新解放的地区开始恢复经济，开展对外贸易。朱慎修在柯麟和柯正平协助下，通过马万祺、何贤等人具体筹划，开辟了山东及苏北与澳门之间的海上运输线，从解放区运出黄豆、花生等土特产到港澳销售，再从港澳向解放区运送急需的各种物资。这条航线的建立，对解放区活跃商业和振兴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一批职工在香港起义，首批十二架飞机北飞投向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但在港澳留下一批雷达和航空器材。马万祺和何贤从柯麟那里获悉国民党方面正派人四处查寻，觉得事关重大时间紧迫，马上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终于在几天后把这批器材物资装上两艘大马力的拖轮，从澳门驶入珠江内河运抵广州，再北上顺利移交国家航空部门。

经过与澳葡当局据理力争，澳门各界民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广州解放的大会，终于在当年11月20日隆重举行。柯麟被公推为大会主席，马万祺则担任司仪。当他在台上看着五星红旗飘扬、全场欢声雷动，心情分外激动。在随后解放海南岛和珠海口万山群岛前，他和何贤等人根据柯麟、柯正平的要求，设法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禁运的汽油等军用物资，从澳门运进广州，还向其他地区输送了一批批急需的军用物资，为解放广东全境做出了贡献。   

“化雨春风临大地”

由于经过十年“文革”的磨难，70年代末举国上下痛定思痛，拨乱反正，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马万祺看到国家出现新的气象，满心欢喜，全力支持。

有一个情节较为人知：1979年4月中旬，马万祺率澳门工商贸易团参加广州出口商品春季交易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市长杨尚昆在会见时对他征询：“想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以呢？”马万祺爽快回答：“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十分赞成。”（黄嘉：《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先生谈改革开放30周年》，载2008年10月9日广州《羊城晚报》）但外界不太知道的是：随后，马万祺偕夫人罗柏心乘机飞抵北京，应港澳事务部门领导廖承志之邀上门做客。廖承志问他：“马先生，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投资定居。”马万祺高兴地说：“廖公，我以为这个意见很好……”他讲了之前与习仲勋、杨尚昆会晤的情况。廖承志又告知有香港商界人士提出在深圳设立华侨投资区的建议，马万祺说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应早日设立（谢常青：《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28-329页）。

马万祺向时任澳门中联办主任白志健递交助建奥运会场馆的捐款支票

第二年8月下旬，中央政府批准深圳、珠海等地设立经济特区的规划，马万祺即与老友霍英东、何贤商讨到内地投资的项目，决定在中山县一处有温泉的地方兴建现代化的温泉宾馆。不到两年，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建成了，社会影响很大，对海外商人来华兴办实业具有示范作用。不久，邓小平视察广东时专程莅临中山温泉宾馆，马万祺和霍英东、柯正平到场迎接并与他交谈，受到很大的鼓励。马万祺又和何贤、卢道和合资组成佛澳发展有限公司，与佛山市政府在当地投资兴建中外合资的璇宫酒店，一年左右完成，楼高十八层，顶层是当时内地第二座旋转餐厅，一时远近闻名，颇有吸引力。

为了支持珠三角地区加快经济发展，马万祺还和何贤、柯正平、霍英东、何鸿燊和陶开裕等集资合作，从事架桥铺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约三年时间，先后完成中山的沙口大桥、细滘大桥，顺德的三洪洞大桥、容奇大桥。（谢常青：《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47页）这四座横跨珠江支流的公路大桥于1984年底竣工后，从广州经佛山、顺德、中山到珠海，不论是人还是车，都无需再摆渡过江，从根本上改善了交通状况。当地政府和民众无不称道，誉之为功德无量的善举。

马万祺少时家庭变故，中辍求学，但后来坚持读书自学，钻研词章，因而热心教育，尊重科学。他在澳门不仅担任数个教育团体的负责人、几所私立中学的董事长，还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商界人士筹办了东亚大学，即今日澳门大学的前身。他和冯景禧、何贤及旅港南海商会总共捐资350万港元，在故乡南海复办南海中学，又筹资复办元甲小学。此外，独资捐建南海人民医院门诊大楼，购置医疗设备和救护车等，并捐资创立南岸老人康乐中心，建造佛山市文化中心，改造佛山足球场等。几十年里，马万祺始终关心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牵挂内地民众的生活和福祉。无论是华东水灾还是汶川地震，他都毫不迟疑地捐出巨款，并发动社团和居民捐款捐物，只要身体健康许可，就亲往灾区了解灾情，谋划下一步的援助物资。他还应培育文学创作人才之需，捐资建造了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会址“文采阁”、合肥的“安徽文采大厦”。

2000年，马万祺题写“爱国爱澳，共庆回归”

1992年1月，邓小平再度南行视察深圳和珠海特区，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马万祺欣闻此事，对前往采访的记者畅谈学习邓小平谈话的体会：“我认为这一次南巡最重要的是肯定特区的方式是对头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他这一次来南方的最大目的在此，他认为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他还指出：“如果继续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与整个广东省的发展会更快，珠江三角洲最邻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澳门，这对澳门的进出口贸易是肯定有利的。”（老冠群、谭志强：《邓小平南巡有利港澳发展——专访中国人大常委马万祺》，载1992年3月11日澳门《华澳邮报》）这番话，充分展示了马万祺所拥有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几乎每年都获邀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数度参加重要出访或外交礼仪活动，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亲历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和特别行政区成立的盛大典礼，见证了澳门民众摆脱殖民管治，开始当家做主的欢庆场面。他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当选为第八、九、十、十一届政协副主席。2014年5月26日，他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5岁。

说起马万祺先生几十年里的动力，或可用2008年10月9日他在医院病榻上对到访记者说的一句话概括：“身为中国人，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祖国做些事，此生无憾。”这句看似平常的话里，饱含着他浓郁的爱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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