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忆》宋琳 布面油画 90 ×120cm 2017年

异乡者宋琳

陈东东

（一）

整个八十年代，宋琳都住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先是在中文系读书（从1979年开始），接着留在系里任教（从1983年本科毕业开始）。他在校园的事迹，后来被人写进文章，去回忆那所谓“诗人的好时代”。其中毛尖（当初听过他课）的一篇让许多人津津乐道，提到宋琳“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他要跋涉一上午，路上得遇到多少姑娘多少诗人，目标得多少次被延宕被改变”！九十年代初期，宋琳离开中国，开始了他概括为“体验到的不仅是孤寂，而且一定还有不在家的游魂感、时差感、晕陆感”的“漂泊”，除了巴黎，他以法国外交官家属的身份，还在新加坡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了好几年，去过的其他地方则来不及历数……于是，他“多少次被延宕被改变”的“跋涉”，也就出现在了世界各地。到现在，宋琳也仍然随身携带着他的散漫、迂缓和迟误，仍然热衷于为自己订制窘急促迫赶紧的情境，这似乎一直都没怎么改变。只是，年代与际遇迭更，由他自认为的“风向星座”气质造就的那个日常生活里的诗人形象，看上去已很不一样。就像他诗歌语言的节奏和速度，前后仿佛一贯，其语调和声音，说出的话语，却大为不同了。

华东师范大学校园

初中二年级，大约十二三岁，宋琳就已经在写。他1959年出生于厦门，小时候住在闽东一个叫“七步”的山村，由外公外婆带着，十岁以后才跟两个哥哥一道来到宁德蕉城（闽东地委所在地），生活在了父母身边。有一天，他读到父亲写的诗，宋琳说：“那是我生命中的一次重大发现。”而当他也在写诗的长兄宋瑜（笔名余禺）将他的第一篇诗作拿给父亲看时，得到了好评，“这样我就决定当一个诗人了。”可以说，他写诗自有家学渊源，诗歌属于他出身的一部分。一写起来，他“像中了魔一样，脑子里只有诗”。他以同学的名义投稿，读中学时就有诗作发表在县文化馆的刊物上，大学二年级（1981年），他在温州的《春草》杂志上“第一次正式发表”了一首诗。他自撰的《宋琳写作与文学活动年表》则写着：“1982年6月，在《萌芽》杂志发表处女作《捏泥团的盲姑娘》。”

1981、1982年，我在上海的另一所师范大学读书，只不过刚刚动了写诗的念头。那时候我就听说了宋琳这个名字，而且没有像有些人初见这个名字那样，把他误认为女诗人——那时候，他已经在上海的大学生诗人圈子里出名，已经参与创办华师大的夏雨诗社，做第一任社长，已经是方兴未艾的青年诗歌运动的一方代表。1986年4月，我在上海诗界探讨“城市诗”创作问题的一个会上，第一次见到宋琳。远远坐在最后一排，听不清他在讲些什么。还好不久会就散了，宋琳摆脱拦住他说话的一堆人，挤过来握手，神采英拔，而又逊敏，郑重其事，样子有点像康泰扮演的卢嘉川。他显然非常忙，一转眼就又朝别处“跋涉”去了。

1986年在山西五台山。从左至右：翟永明，潞潞，宋琳，车前子，水舟

于是我手上有了一些诗作的打字油印稿，那是宋琳和他的大学校友张小波，以及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孙晓刚和李彬勇，致力于去写的一种叫作“城市诗”的篇什。到了1986年10月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举办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宋琳起草了《城市诗：实验与主张》，作为这个流派的“艺术自释”，其中说：“那种不是产生于逃避而是产生于向往的孤独，便是城市诗得以出现的心理肇始。”

我曾凭此猜想，何以一开始，他们“城市诗”的调性会是颂歌式的。写那个“艺术自释”之后二十年，宋琳在回答关于“城市诗”的提问时又说：“试图通过写作营造一种迥异于田园诗的氛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只有上海这座大都市才能提供的经验和视野……”不过我想，不同于（比如我这样的）打小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人们，从乡下（七十年代中期读完高中，宋琳也照例去了农村插队）考进华东师大，隔着一道学院的围墙，宋琳获得的上海体验、上海经验，跟绞缠在都市生活里的市民化日常会有很大区别，其视野的观看点，也不免是校园的。

不过，在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的七十多份“宣言”或“艺术自释”里，《城市诗：实验与主张》最令我注目，觉得它才是真正先锋和实验性的，涉及我当时也很感兴趣的诗人、诗歌跟上海这座奇特都市的关系，而且以一种正经面对而非回避逃逸的态度，给出了一个写作方案。不过对那些写下的“城市诗”，我却一直不太喜欢，大概因为操作方案要求“在语言上表现出看上去混乱和无序的状态”造成的实际效果，再就是那种效果里不禁绽露的校园文艺腔兼大学才子腔的夸饰。1987年，“城市诗”合集《城市人》出版，收宋琳诗三十五首，可能是宋琳留存下来的全部“城市诗”。据说，“以后，每次谈起那个时期的诗歌，宋琳都露出厌恶的表情。”他曾检讨那些诗是“病态的、焦灼的、固执己见的，时不时还做着太空漫步”，并称一些诗里“那种自渎的语境属于我的‘地狱一季’，我庆幸没有在里面逗留太久”。宋琳后来又说：“从福州乡村考大学来到上海，我的城市感性中有大量属于‘震惊’，我表达了这种震惊。”另外，他认为，那时候“被当作学院才子之流，是过于自负了”。

在“城市诗”的写作方案里，宋琳即自称“大学才子”。回顾在华东师大的那段诗人生涯，宋琳觉得，自己以及诗友“由于受女生崇拜，难免染上才子习气”。而那种“受女生崇拜”的氛围，很奇怪，据我所知，在八十年代的上海高校里，唯有华东师大才那么浓郁。像毛尖讲的那样：“校园广告栏上都是和文学有关的讲座，大小社团也都文艺腔……使得对里尔克动情的女生后来都有一段和校园诗人的莫名恋情。”那时候的华东师大，像上海的一个前卫亚文化边区，在中文系执教的先锋批评家李劼、先锋小说家格非，虽毕业了仍自行驻校的先锋诗人张小波，从略似窑洞的宿舍房间走出来，都很有气象；夏雨诗社、苑草小说社、太阳河批评社，有点抗大鲁艺的意思；夏雨诗社竟然还配了个腰鼓队般的朗诵队，让诗歌声浪时时振荡校园的空气。而宋琳绝对是中心人物，枣园明灯似的明星，在其间，如他抒写被视为华东师大精神源泉的那条校河时描述的那样：“游荡着，容貌和气质/像年轻的神……”（《丽娃河》），其感召力，用我听到的一个对他的编派大概能表明——格非说：要是宋琳讲一声“我喜欢温柔的”，第二天，全华东师大的女生就都那样了……要是他真在校园里游荡，就真会因为频遭问候讨教乃至纠缠而无限“延宕”和“改变”。

所以，他还是更愿意待在寝室里“不受时间束缚”地睡眠，然而总有人上门，他就挣扎着起来，像他的同班同学朱大可说的，“用沾满眼屎的惺松面孔，对准来客歉疚地微笑”。这是被假想为“年轻的神”的大学才子的日常风范，宋琳说那时候“我总是深夜才开始阅读或写作，书从不读完，诗常写过即扔……我的宿舍常有耗子出没，床下袜子几乎找不到成双的，废弃的手稿满天飞”。作为青年诗歌运动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各路诗人大概都去过他那间乱糟糟的青年教工宿舍。我头一回去他那儿是在1987年10月下旬，上海作协刚刚又开过《城市人》的讨论会。

我一直没搞清楚那个房间是否归宋琳独用，因为每次去，即使夜深，都碰见不少人，而且有些人并不像找他有什么事，只是在一边做自己的事情。我很佩服宋琳在乱哄哄的场合也能写东西，为了赶《夏雨岛》出刊，有一次，他竟然一边写，一边就让等在边上的女打字员把有待完成的那首（或那些）诗打到蜡纸上，“不觉间已通宵达旦”。他那儿更像个公共场所，一个汇集和交换各种信息的地方。我去那儿除了找他玩，也为了见见又有到访的诗歌江湖上的什么好汉，翻翻又有寄来的诗歌江湖上的什么民刊。我们也交换互借书籍，宋琳藏书不多，但总有奇货。某个下午我到他房间，几个人围坐着正议论如何才能一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为听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这部小说（1986年12月，用的是民国时期的饶述一译本）又被收回。我注意到，座中宋琳脸上，掠过一个莫测高深、捉摸不透的得意笑容。很巧，这时有人送来了一个给宋琳的邮件，厚厚的、已经破损的大信封上印着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字样，宋琳接过，用揭开谜底的口吻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们正待欢呼，却见他从大信封里抽出的，是一本高中数学复习资料……于是，带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大家开始议论，那本禁书是在邮路的哪个环节被调包的。

宋琳常把我带到华东师大后门的小街，那儿乱糟糟的程度，跟他的寝室般配。许多小馆子简陋腌臜，热气腾腾，据说可以用华东师大食堂的饭菜票付账，其中一两家，是夏雨诗社的诗人们常聚的地方，在那儿，也总能碰上各地串联过来的诗人。啤酒、水煮花生和毛豆，地沟油炒菜，话题却有点高端，当然最后会以嚎叫般的朗诵、嚎叫般的歌唱和嚎叫般的嚎叫收场。这时已是子夜，夏雨诗社的大学生诗人们要想回去睡觉的话，须翻进后门再翻进宿舍楼的窗户，有那么几次，宋琳干脆就率领他们坐以待旦了。有一天，杭州诗人梁晓明来上海，在我家安顿好，晚上九点多，就跟我一起去华东师大找宋琳玩。或许想提升招待的档次，宋琳没带我们去后门，而是去了校园里一个叫大家咖啡馆的所在，看起来灯红酒绿的，它由大学生承包经营，才开张不久。喝罢仿佛用苏州河底的淤泥煮成的黑咖啡，第二天我就胃出血了，还晕了过去。参与抢救的梁晓明说，刚弄醒我，我的第一句话就咬牙切齿：宋琳的咖啡……这以后我落下了咖啡恐惧症。

宋琳说自己“八十年代的精神气质的确是‘波希米亚式’的”，他在华东师大的生活形态更是那样。这涉及他对自己“大学才子”之外更深刻的异乡客身份的确认。他那时候又编辑油印过叫作《归宿》和《盲流》的诗刊，尤其《盲流》这个刊名，正指向城市的异乡者。他认为，“恢复高考后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大学生恐怕是‘文革’后最早的城市盲流，尽管是合法的，却没有任何优越感。”这跟自认“大学才子”的优越感放在一起，是否会形成扭曲？要是看看宋琳高考之前的经历，你会发现，他基本就身处异地，当他说“在上海，一个外地人差不多就等同于盲流”的时候，我想是带着他自身经历的。他也谈到这对他诗歌写作的影响：“自从读了《荒原》，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原先诗中明朗的调子变得灰暗起来，这另一方面可能与我的家事变迁有关，我精神抑郁，患有严重的失眠症，艾略特帮助我找到了一种自我的新途径。”“城市诗”方案里的排除个人情感或反抒情，便从艾略特的“非个性化”那里借了点东西，并且，“大学新才子……他们的操作方式因为来自天性的反叛和来自智力的超前的双重作用带来明显的文化亵渎倾向。”——在1986年12月的一篇短文里，宋琳如是说。而异乡者的履历和心态，将自己确认为盲流，“波希米亚式”的精神气质和状况，也推波助澜——就像宋琳在那篇短文的结束处所说：“操作方式和感知方式最终决定于生存方式。”

也是在那前后，关于自己的诗，宋琳写过这么一句话，印在了唐晓渡、王家新编选、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上：“我的所有诗作展示着一个序列，它不是风格的终极，从自恋走向自渎，从自渎走向自灭，是我唯一的宗教。”要是看他从宣传海报诗风到“太阳照常升起吉鸟夺路而逃/剩下的人——他们累了合起了眼帘”（《星球坠落（诗剧）》）的“城市诗”进程（“城市诗”之前，宋琳初到华东师大，还有过一个写得“很美、很田园、又有点忧伤”的阶段），大概会觉得那句话足可以将其把握。然而，很明显，宋琳“城市诗”之后的写作，刚好背叛了他所声称的“唯一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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