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平民女校，巾帼的摇篮

平民女校

1919年《曙光》创刊词，颇见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得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层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社会吗？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安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社会。”

《曙光》杂志

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开创新生活的创举，它是一大的回声，是二大的前奏，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它是巾帼的摇篮，从这里走出来的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秦德君等人相继参加革命，迎来了妇女解放的曦光。

6、李达和一大“卫士”王会悟

一个戴着细圆眼镜、三十来岁的单瘦男子，奔走在上海渔阳里的石库门弄堂，他不时取下眼镜，用衣角拭去镜片上的汗迹。这是1920年的盛夏，烈日炎炎之下，李达带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蹈海归来，前去拜访久闻大名的陈独秀。

陈独秀

李达身上深具知识分子气息，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称他“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李达

李达和毛泽东是同乡，湖南零陵（今冷水滩市）人，年轻时立志教育救国。23岁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后回国养病。四年后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1918年，因反对段琪瑞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李达和同学们组成救国团回国，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但请愿运动最后失败了，这给李达的打击很大，“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理想破灭了。

竖年起，李达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为国内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回到上海，李达立即找到陈独秀，两人第一次见面印象很好，陈独秀表示自己正和李汉俊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邀请李达“作发起人”，李达欣然接受，为方便工作，他住进渔阳里《新青年》杂志社。

笔谈恋爱——

此时李达还是留日学生理事，为参加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和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在那里结识了做文秘工作的王会悟，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那时候谈个恋爱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们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湖南人，语言不通，便用笔在纸上进行交流，“多呈写字谈”，王会悟称其为“笔谈恋爱”。

王会悟，浙江乌镇人，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沈雁冰（茅盾）是她的同学，也是她的表侄。王会悟13岁时父亲病故，家庭经济陷入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后来接替父业，教书谋生，没多久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她借了一个房子，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当地的教育部门每月为她提供5块钱津贴。

王会悟

这一年，镇上一位秀才为了那笔津贴，四处煽风点火，说王会悟没受过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并向县里提出，若由他替代，只要3元津贴。

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愤而离校，去湖州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起初她半工半读，一边念书、一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起了中文老师。在这里，王会悟接触到《新青年》杂志，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社会名流写信，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

结束湖郡女校的学业后，王会悟经沈雁冰介绍来到上海，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和李达相识、相恋。

1920年11月7日，渔阳里2号，李达、王会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房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同日，李达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于是婚房也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

那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经常把商务印书馆的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他自己一个人承担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毛泽东1921年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曾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不愧“旗帜鲜明”。

《共产党》月刊

为“一大”安排会址——

6月的一天，知了香樟树上在尖利地鸣叫，蒲柏路399号博文女校二层楼的房子前，来了一个标致的江南女子。她就是王会悟，来找女校校长黄绍兰。

黄绍兰，章太炎先生唯一女弟子，辛亥革命后曾在国民党元老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

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王会悟告诉黄绍兰有一个“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借此住宿，黄绍兰一听，立即答应下来，将楼上3间房租给了王会悟，这就是一大代表日后的住宿地了。

此前，李达作为上海党小组的代理书记，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他发信给各地共产党小组，通知在上海召集代表会议，但他是个不拘细节的知识分子，因此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食宿等后勤事务，实际上交给了王会悟。

王会悟自小钦慕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作为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她处事极为干练，她定下住宿地，又买来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那时候中共真是穷得叮当响啊。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后来她想到了紧邻博文女校的李公馆，李公馆主人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他是李汉俊的哥哥，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当时正携新夫人外出旅游，只有李汉俊在家。王会悟和李达跟李汉俊一商量，会址就定下来了。

一大召开时，王会悟就在楼下望风。一天，一个年轻人托着湿衣服向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出蹊跷，也赶忙跑上楼，汇报了情况，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散会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房子。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南湖上的丝网船——

南湖

会议必须另选地点，代表们想到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安全。最后王会悟向李达提议去嘉兴南湖。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这天清晨，王会悟先行前往，租了一条单夹弄丝网船，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代表们以游湖为名上船，王会悟让船老大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一处僻静水域，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起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王会悟后来由此被称为一大“卫士”。

为掩人耳目，她点了一桌酒席，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桌上，一旦听到暗号，代表们就假装搓起麻将来。

王会悟在回忆文章里写到了当时的情况：“那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杨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东西走了。张国焘当时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指我）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和餐。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

每当有其它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王会悟发出暗号，船里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地响，只听见“八筒”、“九万”的喊叫声传将出来。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不是一大代表，却是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的见证者，在电影《建党大业》中可以见到她美丽的身影。

（本节参考文献：1、王会悟，《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

7：平民女校“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李达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三位中央局书记成员之一，足见他对创建中国共产党所立下的卓著功绩——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代理书记，而且是“一大”的组织者和筹备者。同时，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长，负责全党的宣传工作。为此，他创办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设在自己的寓所内。

为避免搜查与破坏，人民出版社的书刊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在《人民出版社通告》一文中，李达指出创办出版社目的：“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的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为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并付出艰辛的努力，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这个共产党人身上涌动着一股无私的力量。

不久，陈独秀和李达商量，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培养一批妇女干部，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教育尝试。

像一块巨大的磁铁——

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培养干部的实践，应该是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陈独秀认为可藉此“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

旧上海照片

此时，上海云集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邵力子等一批知识大腕，具有巨大号召力的《新青年》办公地也迁来了上海，可以说上海的一举一动皆可以影响全国，成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圣地，许多年轻人脱离家庭和学校，到上海寻找进步出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有了深厚的土壤。

沈雁冰

当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受陈独秀委托，俞秀松担任书记，他是团组织主要创建人之一，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曾领导浙江一师学潮。俞秀松撰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建议建团，培养青年干部。不久，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立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

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在新渔阳里6号还公开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是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党校和团校，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其中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等20余名学员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社会主义青年团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进步青年紧紧吸引在一起。

上海渔阳里

推动工运时代的到来——

此时，党在上海的最早一批成员和青年团员，积极深入普通工人中间，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培养工运干部，成为党组织最主要的工作。

1920年秋天，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启汉，创办工人半日学校，通过讲课、游艺、谈心等方式，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李启汉具备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被工人们昵称为“小李先生”，他帮助工人们建立沪西纺织工会组织、上海印刷工人会、上海烟草工人会等许多进步工会。

工人半日学校

陈独秀撰文赞扬说：“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后来，李启汉领导英美烟厂罢工胜利，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创办《劳动周刊》，出版工运书籍，开办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推动着轰轰烈烈的工运时代的到来。

《劳动周刊》

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

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开展妇女运动的崭新一页也即将写下第一行，重任落在了一大代表李达身上。1921年12月10日和25日，《妇女声》和《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中国女界联合会创办平民女校缘起》，简明扼要指出：“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

《民国日报》

传统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影响极深，妇女少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上海开埠和洋务运动兴起，女子教育的一扇窗户打开了，清新的空气透进来。1850年，基督教在上海首开女子教育先河，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创立裨文女塾，这是上海第一所女子学校，到19世纪末，上海的教会女子学校已有10余所。

上海士绅和进步人士开办女校的热情也高涨起来，1898年，梁启超和经元善等人倡议并筹办了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其后，务本女塾、爱国女学、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堂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1906年，孙中山等人制订《军政府宣言》，明确指出：“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男女平等之声，渐为国人所接受，华人女子学校相继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

李达对苦难深重的中国底层妇女怀有由衷的同情，他曾经指出：“世界惨无人道的事，比男子压迫女子再厉害的恐怕没有了！”他大声地呼吁大幅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其享有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各项权益。

李达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女工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认为“伊们成群结队拥到市内来，煽起了彼得格勒市无产者革命的烽火。”指出俄国“革命的事实是男女共同携手奋斗的”。

李达说：“社会根本改造的大事业，横在我们面前，有志改造社会的男女们，彼此不可不有阶级的共存的自觉，共同携手参与改造事业，和那共同的社会的敌人奋斗，建设男女两性为本位的共同生活的社会。”这或许也是李达开办平民女校的初衷。

从10月开始筹备，到12月刊出招生广告，已在一大召开时经受过锤炼的王会悟出了大力。由于党的组织并未公开，以何名义创办学校成了一大难题。李达与王会悟商量，让她去找徐宗汉。她对开办平民女校的建议欣然赞同，最终平民女校得以中国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筹办。

校址选在哪里合适呢？李达夫妇当时租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35号，为了女校的筹建与工作的开展，他们租下同一弄堂的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44号）作为女校校舍。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的客堂间作为教室，课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汉捐助的，楼上的厢房是学生宿舍。楼下则作为工读工场和饭厅。当时党的经费紧张，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达从自己的稿费里支出。

8、“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

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两扇朝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上一对小小的铜狮衔着铜环。大门左上方挂着一个校牌，五个柳楷大字——平民女学校。

1922年2月10日，这所“确是为女子解放而办的第一个学校”开学了，一群留着短发的女子走进教室，她们不会知道，那一刻，她们也已经走进了历史的书写。

据钱希均回忆，校舍是“三间、两层、一客堂”的老式房子，正中客堂是上课、会客、吃饭的三用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放在中央，周围有些小长条木凳，东边墙壁上挂了一张长方形黑板，东北角一个简便的书架，这就是教室了。东厢房是手工作坊，供学生摇袜和缝纫用，楼上中间也是课堂，东边则是学生宿舍，摆着几张双层床，两边是老师的宿舍，另外亭子间、灶披间也住了学生。

过激党的一分子——

这天，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走进平民女学校的大门，女子十六七岁模样，留着一根大长辫子，一个学生模样的女生从里边出来询问，男生说明了来意，于是出来问话的女生便向屋内喊道：“张老师的妹妹来啦!”

这个张老师的妹妹就是钱希均，此时还不满17岁，和她一起的是她二哥，专程从浙江诸暨送她来上海的，她这个二哥应该就是钱之光，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钱希均

钱希均刚一满月，就被送给一户并不怎么富裕的人家当童养媳，她的“丈夫”张秋人，在革命史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没有与钱希钧结婚，却对她的处境寄予深切的同情，处处关心她，这次趁着平民女校开学，将她化名张静介绍进来。

喊声过处，几个同学热情地迎出来，有人拉起钱希均的手，有人接过她手上那床破棉被——这就是她惟一的行李了。她们热情地嘘寒问暖，无比地亲热。

说话间，一行人穿过小天井，来到客堂，再将她领到楼上的宿舍，大家七手八脚，帮她安顿好床铺。这时，有人送来了烧饼，还有说有笑地作了自我介绍。钱希均有些不好意思说话，同学傅达平说道：“我们已从张老师那里听说了，你是他的妹妹，叫张静。”

说着话，她拉钱希均去剪头发。钱希均一则没有钱，二则舍不得长辫子，就说：“等以后再说吧。”傅达平看出她的心思，说：“我身上有点钱，足够你理发用的。”顿一顿，又说，“你看，我们都是短头发，多精神！”

钱希均这时仔细一看，果然个个短发，她只得跟着傅达平去了理发店，那根长辫子喀嚓一声，一下子剪成了齐耳短发，于是她也成为人们口中的“过激党”的一分子了。

年龄最小的同学用童音哼着歌曲——

晚上，几个同学和她谈起学校的情况和各自的家乡、经历，有湖南的、浙江的、江苏的……好多都是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又说学校半工半读，学习很紧张，很少有这样闲谈的机会，今天晚上完全是为了欢迎你，才来了个例外。要不然，这会儿都已进入自修了。钱希均觉得学校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她留心观察着一切。

不几天，同学们就比较熟悉了，钱希均这时才知道，有两个同学是母女，都姓徐，母亲30多岁，眼角和额头已有了几道深深的皱纹，平时寡言少语，对同学们却很热情，总是耐心地开导和帮助大家。她的女儿才12岁，是年龄最小的同学，头发剪得齐刷刷的，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两个笑窝，常常用清脆的童音哼着歌曲，手舞足蹈，更显得天真活泼。

正如《女校缘起》一文所指出的，“年长失学的女子大概是前途无望的了。我们设立初等班，专为她们再辟一个求学的门径……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设专班教授，务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智识。”有一个又瘦又黄的同学张怀德，一件衣服总是补丁打着补丁，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钱希均记得，她总是微笑着，没有失望、没有灰心、没有倒退过，坚持着一边学习，一边做工，怀着争取自由、解放的理想，勇往直前。

捧着做坏的衣服，眼泪就掉下来了——

平民女校极重视工读主义，《缘起》一文指出，女校专“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李达还特地撰写文章阐明其支持“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主张，要求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第一，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切不可好逸恶劳，懒于操作。第二，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切不可依赖他人或仰助学校。”

工作部分缝纫、织袜两个组，有十二部织袜铁机，六部缝纫机，学生自愿参加，除了上课、休息天，一般就是下午做工，每次五小时左右。“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由于摇袜机和缝纫机都是破旧的，常常一个下午也织不了几双袜子，缝不了两件衣服。特别是刚开始时，不少人既不会裁衣剪料，又不会用摇袜机，很是着急。

高级班的黄玉衡，和钱希均住一个房间，不仅帮助同学们复习功课，教低年级的同学写信，还教大家织袜子，做衣服，大家都调皮地叫她花姐姐，因为她脸上长着麻子。

学校又另外请了技术熟练的裁缝来教大家，可总有做坏的时候，如成衣组多用布料了，有时连领子布也没有了，还有把袖子上反的。做坏一件衣服，还要麻烦技术熟练的同学修补，由老师或工作部的负责人向顾客赔礼道歉，每次看着黄玉衡经常做这种修补和赔礼道歉的工作，做坏衣服的同学，自然着急难过。一次，一位同学把衣服做坏了，捧着那件做坏的衣服，嘴里不住地说：“这怎么办呢？……”眼泪就掉下来了。

王一知也回忆，她参加缝纫班，由一位裁缝教大家做衣服。她做第一件衣服时，因为布太厚，缝上了又拆开来，再缝上，好不容易做出来了，拿了四毛钱工钱。

很快，大家掌握了织袜缝衣的技术，而且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时候，做衣服没有生意，袜子也卖不出去，伙食费都挣不来。有时候生意好，一个月每人还能挣过六七元钱。后来许多同学投入工人运动，坚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与在平民女校的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

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由于老师们平日工作都很忙，常常是抽星期天来给上课，平民女校规定：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上午，再加上星期日一天，作为学习时间，晚上是自修，星期一放假。

进校第二天，钱希均就和同学们一样，开始了一边做工，一边读书的生活。课程方面，高级班设国文、数学、英文、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讲演课，低级班主要设语文、算术和英文三门课，还有一堂讲演课，讲时事报告。学校的条件是艰苦的，只是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她们的学习进度。

教低级班语文的高君曼常梳着一头波浪型头发，擦着胭脂，涂着口红，还经常戴着一副耳环，夏天最爱穿蓝绿色半袖圆边上衣，配上一条大花绸的黑裙子，脚蹬一双半高跟皮鞋，站在人群中格外醒目，她这样讲究的穿戴，在学校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引人注目。钱希均在回忆录中称高君曼为高吉梅，应是高君曼原名高君梅的笔误。

高君曼

高君曼极有口才，语文课讲得有声有色，形象生动，除了教认字外，还广泛地联系自然、社会现象，解释夏天的雷声是阴电、阳电互相撞击而发出的响声，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公雷神，又说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人们在劳动实践中慢慢认识的，像用来烧的煤，在人们没有认识它以前，只是一块无用的石头，而认识它以后，就用它来代替木柴烧火，做饭，取暖，发电……每次同学们听她讲课，都像听故事一样聚精会神。

总之，钱希均觉得，老师“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是新颖的”，老师自编教材，完全采用白话文，注重启发式。四个月后，钱希均和同学们一起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她守旧的父亲收到信后，也不得不托人回信赞扬这个学校好，说她来上海这步棋走对了。

（参考文献：1、钱希均，《我所知道的平民女校》）

9、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

早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本志宣言》中，陈独秀就指出：“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新青年

为建立一个尊重女子人格和权利的理想的新社会，陈独秀认为应抛弃“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自己所想的，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他认为这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个理想中的新时代新社会，不也正是创办平民女校的初衷嘛？！

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

走进平民女校纪念馆，只见黑板上用粉笔工整地写着两行字“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这应该不是当年丁玲、钱希均她们上课时所见的画面，更可能是出自于教员沈泽民的一篇文章。

这一年3月5日出刊的《妇女声》推出“平民女校特刊号”，沈泽民在《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一文上指出：“‘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妇女声》“平民女校特刊号”

当初引起丁玲舅舅反感的“平民”二字，正是这所学校的精髓。平民女校的办学制度、组织架构和办学宗旨，与贵族学校有着本质的区别。李达在特刊上撰文，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感觉知识缺乏的女子一天比一天多了，假使全国各大城市都能照样的把平民女学创办起来，使这类有觉悟的女子都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那么，我想不上几年，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锋队到处都要组织起来了。”

他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三类女子：“第一，现在抱有热烈的求学欲望而无学校可入的年长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二，因为经济问题而不能求学的与不能继续求学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三，甘受机械教育而被教育机关摒斥的，或不甘受机械教育的女子，也不知有多少。”综观中国社会教育资源，“能够收纳这三项女子的学校，除了这创办的平民女校之外一个也没有。”因此，他热情洋溢地称赞“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陈独秀发在特刊号上发表短文的《平民教育》，则指出“教育是改造社会重要工具之一”，并在文末满怀信心地提出了心中的希冀：“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党的联络地——

此时，平民女校是党的一个联络点，全国各地来上海的进步人士和找党谈工作的同志，一般都是先到学校联系。这天，一个魁梧、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子，走进平民女校。大家都好奇而又警惕地看着他。他是张太雷，从北京来到上海，首先就到平民女校联系党组织。

当时党团的一些会议和党的领导，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秋人、刘少奇、恽代英等，做青年团工作的俞秀松，经常来这里开会或碰头商议问题。每到这时，学生就给他们放哨、警戒。

1922年李大钊来上海时，有时到女校楼上去开会。秦德君带着学员每天在楼下一边工作，一边给他们守门。秦德君一看见李大钊，就出去和他们打招呼。有一次李大钊来得早一些，一进门便向秦德君招招手，轻言细语问她：“好孩子，你在工作室里，能够注意到窗户以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处理得很对。万一别的人来了呢？你怎么办？”然后教她应对之策。

秦德君

平民女校设置了两小时讲演课，由教员和来此联络或开会的党员轮流讲演。据王会悟回忆，“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学校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女校是没有的，也可以说平民女校的特点了。”这些讲演，既关系平民女校切身的问题，必然也与社会学息息相关了，这或许也是陈独秀首倡的课程吧！

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刘少奇、张秋人、恽代英、施存统等人，常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穷人特别是妇女几千年来受苦、受欺压的根本原因，热情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指出将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将来的世界是人民大众的世界，并殷切地希望她们能为这一事业而努力奋斗，参加斗争的行列。

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1922年，被誉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上海浦东浦西的工厂罢工此起彼伏，当时的党组织与团组织都集中力量去参加、支援和领导工人罢工，平民女校的学生也投身于这一洪流，她们走出课堂，投入到社会斗争中去。

她们美丽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小沙渡、杈袋角一带工厂比较多的地方，进入纺织厂、绸厂、烟厂等进行宣传鼓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倾听工人的生活诉苦。

4月和5月，日华纱厂3000多工人两次举行罢工，在青年团施存统、张秋人等的发动和带领下，她们向日华纱厂罢工女工进行慰问与宣传，由王会悟带头到工厂去进行演讲，她还将演讲稿整理题为《对罢工女工人说的话》，发表在《妇女声》杂志上，鼓励罢工女工再接再厉，发扬英勇无畏的精神，加强团结，坚持斗争。

施存统

她们参加全市学生组织的罢工工人经济后援会，手里打着“支援工人罢工！”“不许虐待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旗子，胸前挂上作募捐用的竹筒，不顾巡捕的威胁，在马路上、在“新世界”、在“大世界”的门口，为罢工的工人募捐，并将各地支持罢工的款子和募捐所得，每人两角、四角的，发给工人，鼓舞罢工工人的斗志。

有时候会遇见巡捕来抓捕，抓到了要被拘留半天。一次，王一知正在筹集募捐，一个小孩跑来告诉她：“巡捕来了。”恰巧此时有一辆电车开了过来，车上的铁栅门也恰巧开着，她赶快跳上电车跑了。

这年10月，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群众大会在小西门召开，会前会后，她们一面散发传单，一面宣传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情况和群众生活，王会悟还在大会上讲演。

平民女校不仅是她们学习的地方，也是她们开始投入战斗的阵地。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王会悟、秦德君、黄玉衡、傅达平等人在这里受到革命的启蒙，后来相继投身于革命事业，黄玉衡等不少学生还相继在革命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共二大，腾蛟起凤——

又是盛夏七月，平民女校的隔壁，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来了十几个人。门口，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警惕地注意着来往行人。

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资料照片

这里就是李达、王会悟的住宅，还是人民出版社第一个社址。此时正是1922年7月16日，党的二大在这里召开，出席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百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门口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就是王会悟。

二大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最高纲领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达到共产主义，会上也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

据李达回忆，大会在提出“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时，与会代表“分为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他作为平民女校的负责人，“参加教育问题与妇女问题组”，并被指定为召集人。经过认真讨论，大会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里程碑的作用。

一方面，在确定党的纲领时，大会规定“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以及“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颁发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决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和童工的利益”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纲领的确立，这应该是党领导创建的平民女校激起的回响。

10、平民女校：自由的空气，崭新的世界

陈独秀和李达创办平民女学，是想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一批妇女干部，去女工较集中的烟厂、纱厂开展工作，但是学校的思想氛围特别自由，还有学生信仰无政府主义。

十月革命后，国内的知识分子向往苏俄，但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有的甚至以为俄国革命胜利，是虚无党的功劳，因此一部分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成为两股最明显的思潮，在破坏旧的方面，无政府主义起过作用，也很容易混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远离马克思主义。

两种信仰之间并没有激烈的斗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作在一起。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回忆道：“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沈玄庐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主张父子间只称名字，他的儿子和媳妇就直叫他名字的。

丁玲接受无政府主义——

丁玲

这时，丁玲周围有几个北大的学生，向她和王剑虹宣传无政府主义。这些人是一群特别单纯的青年，给丁玲留下良好的印象。那时她们本来就好幻想，很容易就接受了这群人。不久，一个湖南同学介绍丁玲参加无政府党，丁玲又拉王剑虹参加。也没有任何手续，只是参加了几次会。

丁玲和王剑虹

丁玲记得有一次会议，约有二、三十人参加，商议暗杀，约定无政府党人以戒指上留一个窟窿为标志。另一次，无政府党的负责人黄凌霜作报告，在一个相当考究的厅堂里，还备有茶点、冰淇淋，丁玲一直纳闷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

无政府党发放一些秘密文件，不外乎三种内容，宣传“新村”计划，介绍克鲁泡特金及其作品等，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共产党的，用问答的方式，让人区别无政府党和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品和集会中，从来不讲反帝反封建的事，也不参加罢工运动，只讲反对共产党。这个事实引起丁玲的怀疑。她过去看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书，看过小说《自由魂》，以为无政府主义也是搞社会革命的。她这时虽然还没参加共产党，但熟悉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知道他们都是认真做革命工作的，心思就有了一个疑问——无政府党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

他们弄些戒指为标记等鬼鬼祟祟的事，更加引起丁玲的疑惑。有一次，丁玲和王剑虹在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医生家里，听他们谈起山东临城抢案事件，丁玲怀疑他们和抢案事件有关，这些情况使得丁玲和王剑虹既害怕又讨厌，后来就坚决不再参加他们的会，慢慢也就脱离了关系。

改名，迎接崭新的世界——

王剑虹、丁玲、王一知、王醒予等高级班的同学，不住在学校里，也不在学校做工，而是自费学习，半天读书，半天自修，她们自己租住在外面。那时她们过的生活是很辛苦的，丁玲回忆：“没有买过鱼、肉，没有尝过冰淇淋”。“譬如穿衣服，我们连两毛钱一尺的布，都舍不得买，只买一毛钱一尺的布。我们坐电车，从来就是坐三等拖车，吃的是清汤挂面。一旦我们有了点钱，就去买了书。我们湖南去的六个人，过的是‘共产’生活，家里带了钱来，大家用。”

在丁玲眼中，王剑虹“是坚强的，热烈的”。由于她自幼丧母，很懂得生活不易，是一个俭朴的女生，但这样艰苦朴素的生活，丝毫不影响她乐观的生活态度，她依然是“生活得很有兴趣，很有生气”。

王一知没有什么积蓄，常常是和王剑虹、丁玲三个人凑在一起解决吃饭问题，成为无话不谈的姐妹。这时候，她们使用的还是本名杨代诚、王淑璠、冰之。有一天三人从平民女校上课出来，杨代诚突然说道：“我想把名字改了。”

冰之和王淑璠看着她，问道：“你想改什么名字，快说说。”杨代诚沉思着。

王淑璠喜爱古诗，她陡然想起父亲常读的龚自珍诗《夜坐》中的两句“万一禅关剨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她首先叫了起来：“我也想改，我要改名为剑虹。”然后把诗句解释给两人听。冰之和杨代诚一听，齐齐拉长了声念道：“美人如玉剑如虹，剑——如——虹。”两人一迭声地称好，就这样，剑虹的名字就叫开了。

冰之比两人小两岁，却是个机灵鬼，她对杨代诚开起了玩笑：“要不，你跟剑虹一个姓吧。”说着话，她和王剑虹一起大笑起来。

杨代诚想着父亲和那样一个封建的家庭，庆幸王剑虹将自己引入一个新的天地，于是干脆说道：“好，我以后就随剑虹的‘王’姓。”

冰之和王剑虹起哄道：“那叫什么呢？”

杨代诚说道：“来到上海滩，我从来没想到，这个世界太新奇了，我好像对它根本一无所知似的，以后我就叫‘王一知’了。”

三个人又一迭声地叫着，“王一知，王一知。”大笑起来。笑罢，她们看着冰之，问道：“那你叫什么？”冰之念起了王剑虹刚才读的诗：“万一禅关剨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你是宝剑叮铃当啷作响，那我就叫丁玲吧。”五年以后，她就用这个名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她们以一个崭新的名字，迎接这个崭新的世界。

作者：杨绣丽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