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谈创作

“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充闾。”

继《国粹：人文传承书》之后，王充闾的新作《逍遥游：庄子全传》于上月面世。本文为王充闾先生对该书的一些心得看法。

王充闾

作为评论者，各位首先是以读者身份出现的。王尔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

现代是一个作者与读者也包括评论家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研判活动，评论家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激荡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

这其间，作为作者的我，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开启了我的新的认知领域，摸索出一些原本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规律性认识。如果有机会再版，我会根据大家的教示，对《逍遥游——庄子传》进行补充、修改，使之有所升华，更趋完善。

庄子其人其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处在中国社会第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大道不行”，世风日下。他是在痛苦的呼唤、热切的期待中走进人们的视野的。但他只是陈说利害、指点迷津，可以让人清醒，却很少开出拯时救世的药方。这和孔孟不同，甚至和老子也有差异。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庄子就正是让人痛苦的。

历史上，庄子不断地现身，这次是在他没世两千三百年后。《逍遥游：庄子全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也可以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也赶上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

说得不见得准确，我觉得现在恰逢四个大的气候：一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工具理性盛行，文明出现异化，“丧已于物，失性于俗”（庄子语）的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如同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传统文化遭遇过最大的困厄之后，现出复甦的势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学热”；三是十八大以来，反贪腐一直处于高压态势，“官场大地震”，“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引起了各色人等的反思、清醒和警觉，进而引起对庄子的关注与青睐，想到庄子的一些警示：认识人生的有限性，不攀比，“做减法”，知止知足，戒贪戒得。开始感到后悔：如果早一点听他老人家一句话，“断念”也好，收帆、煞车也好，也许不致覆亡，不致翻车。四是面对严重而普遍的生态危机，想到庄子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顺应自然、复归自然的主张，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与环保意识。

不过，解读庄子也并非易事。它类似佛禅，不是学术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输不行，必须依靠心性解悟，有赖于生命体验，和人生阅历有关。同他打交道，一般都是过来人，像《红楼梦》中说的“翻过觔斗来的”。我呢，从小受父亲、叔父的影响；后来又遭遇过挫折，得过大病；个性淡泊，所谓“鸥鹭不争车马道”。应该说，解读《庄子》有些便利。这有过去写的关于庄子、严子陵、李白、杨升庵、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散文为证。向峰老师是知之最深的，他在听过我的《庄子善做减法》的讲座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讲座只有充闾能做。”

我们在看到庄子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他的负面影响。他是一把“双刃剑”。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热中，相对主义，往往会走向消极。

当然，庄子的价值取向、思想追求又有异于佛禅。佛禅是干脆避开，“跳出三界外”，隐入白云中；庄子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已”，身在人间世，任我逍遥游。佛禅不立文字，庄子留下了一部书。这种处世立身态度，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不能避世、消极，所以，事也做，官也当，书也写；但不热中躁进，更不同流合污，要保持名节，坚守人格。生活上“多做减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简单，戒奢靡。退休之后追求一种诗性情态，借用两句宋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而已。

沧浪濯足

最后汇报两句下步的打算。我曾在辽宁省作代会上谈了“超越自我”、不重复自己的决心。我说，如果哪一天，觉得实在写不出来了，只好“将破帽年年拈出”，那就索性搁笔。其实，这话是抄自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问他：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

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到现在，我大体上是做到了。至于以后，可不敢说了，尽力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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