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际关系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遥远而抽象的概念。国家间的交往也深刻地影响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比方说，这段时间中美关系颇为曲折徘徊。如果要预测两国关系的未来，不得不先回溯历史。中美关系的历史上，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核心人物，他就是基辛格。

无人不知基辛格。他是世界政局的耀眼角色，历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是这个超级大国外交战略的指挥家。20世纪70年代，正是基辛格两度秘密访华，一手促成中美两国破冰建交，开启了中美关系划时代的起点。他因此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对国际关系影响巨大。1973年，他在巴黎完成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诺贝尔和平奖因此授给了他。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他在“最受崇拜的人”中排第一。他的传记作者说他是“改变世界命运的人”。

基辛格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著书立说的学者。

1950年，基辛格以一等荣誉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两年后获得哲学硕士，再两年后博士解锁。他的论文号称哈佛史上最长博士论文。在哈佛执教19年，进入政坛后依旧笔耕不辍，堪称著述最多的美国国务卿，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代宗师。基辛格是学者型政治家的典范，丰厚的学术积淀，是那个年代外交决策的底色。

亨利·基辛格

不过，自基辛格之后，近些年的美国政坛少有学者的身影，我们很难再次领略学者智识与政治伟略的齐舞。难怪“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感叹：现在，没有几个一流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了。

约瑟夫·奈在《牛津国际关系手册》中的这番喟叹，借基辛格引出了一个问题：该不该由学者，来为国家做决策？学者参政，在有些人看来是用知识帮助政治，有人却觉得是学术越界，丧失纯洁。现实是，学界和政界之间的鸿沟正越拉越大，但约瑟夫·奈认为，这并不是理所应当的。

约瑟夫·奈

约瑟夫·奈深入探讨了知识界和决策界之间愈发遥远的距离，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他曾和基辛格一样，为美国政府工作，担任助理国防部长。但他震惊地发现，“那种工作节奏不允许人们广泛阅读或深入思考”。

对约瑟夫·奈这样的学者来说，政府部门的时间节奏，有点难以适应。学者不会以争分夺秒和效率至上为优先原则。但学者重视的精准和高雅，也不是政府部门最最需要的东西。

另一方面，学术界越来越专门化，学术写作越来越“黑话”、不易理解，也是学者无法继续有效影响决策的原因之一。学术界不再鼓励学者从事决策相关工作，对现实政治最有用的理论类型反而在学术界遭到边缘化。走学术之路还是走政治之路，不再是个选择题。

但是，知识是重要的，约瑟夫·奈说。他举了两个例子，当年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在制定卡特政府核武器不扩散政策、设计东亚安全战略的时候，他在学校中积聚的理论知识，对决策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并且，学术知识支撑的国家决策，获得了成功，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奥巴马时期的一场白宫内部会议

约瑟夫·奈的态度很明确，学界和政界，应该努力缩小两者之间的鸿沟，多多合作。他提出了建议，甚至直接对年轻人喊话，情深意切。

约瑟夫·奈的喊话，意义深刻。他是大名鼎鼎的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被中国人熟知，源于他首创了“软实力”概念。一个国家不但具有经济、军事实力，还具有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力，这些就是软实力。“软实力”一词，还被写入了我国十九大报告。

约瑟夫·奈喊了些什么，这里就不剧透了，答案留在《牛津国际关系手册》中。作为牛津大学出版社近年力推的“牛津手册”系列之中又一知识里程碑，《牛津国际关系手册》汇聚了来自全球学界的尖端大咖，约瑟夫·奈只是其中一位。

《牛津国际关系手册》实拍图

从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罗伯特·基欧汉，到《超预测》作者菲利普·泰特洛克，近50位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共同撰写《牛津国际关系手册》，贡献了迄今为止对国际关系领域最为权威和全面的概述。国际关系的变与不变是什么，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起什么作用，关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都在这本书里了。

《牛津国际关系手册》实拍图

在今天，大国关系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牛津国际关系手册》为我们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把握国家间政治博弈的表象与实质，提供了专业的参考指南。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专文推介：“本书有助于我们审视百年变局之下国际秩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关心全球政治前沿思考的读者，别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