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曾经寻找、考证了相当长时间，直到1950年经过许多老同志包括与会者或其家属的指认，以及文博专家的考证，才得以最终确定。其实，民主党派也有为此而颇费一番功夫的轶事，例如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党）一大的会址。中共诞生于1921年，农工党诞生于1930年。值得回味的是，农工党的“一大”会址竟然离开中共“一大”会址非常近，只是农工党的“一大”不叫“一大”，而是称为“一干”，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作为音乐家与儿童文学家的黎锦晖，怎么会同民主党派中的“农工民主党全国第一次干部大会”扯上关系呢？话分两头，先说说作为音乐家的黎锦晖之事，再来说说他家怎么会成为农工党历史性会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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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召开的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了农工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李庆海提供）
“黎氏八骏”非同凡响
众所周知，黎氏兄弟个个才能出众，时称“黎氏八骏”。老大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还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老二黎锦晖是位学画画出身的著名音乐家。老三黎锦曜是曾任湖南省工业厅高级工程师的矿业专家。老四黎锦纾是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的教育专家。老五黎锦炯是参与设计修建我国北方首座大型铁路桥滦河大桥的铁路桥梁专家。老六黎锦明是30年代左联成员，写过曾被鲁迅赞扬的作品的作家。老七黎锦光是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音乐编辑，写过著名歌曲《采槟榔》《香格里拉》《五月的风》《疯狂世界》《拷红》《葬花》等。老八黎锦扬则是旅美作家，其作品曾被好莱坞和百老汇改编为电影或舞台剧。出生于1891年的黎锦晖系湖南湘潭人，从小就有音乐天赋和文才，自学古琴等弹拨乐器、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1912年毕业于长沙高等师范学校（主修美术），在长沙、北京等地任职员、编辑和音乐教员，1916年加入北大音乐团，担任民间丝竹乐“潇湘乐组”组长。“五四”之前，他和毛泽东、沈从文等同乡都在北大旁听，并任《平民周报》主编。他在蔡元培主办的北平孔德学校任教时，由于蔡元培对校歌采用日本国歌曲调非常不满，就找黎锦晖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歌，这竟成了他艺术创作的转折点，从此走上音乐创作道路。他的创作特点是结合当时的国语运动，以音乐推广国语，并把歌曲与舞蹈结合起来的独特样式。“五四”以后黎锦晖南下上海，开辟了一条儿童歌舞音乐创作的艺术路径与人生道路。同时，黎锦晖也是近现代中国流行歌曲的始创者。其流行音乐的风格是将民间音乐的旋律同西洋舞曲的节奏（如探戈、狐步等）结合起来，并伴之以美国爵士乐的曲奏。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音乐流派基本上分为三支，一是少数领军音乐家的艺术歌曲，二是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群众性歌曲，三是以黎锦晖为代表的流行音乐。由于这些流行歌曲中有几首格调不够高甚至有点庸俗，迎合了当时部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加之时处抗日战争前夕的特殊年代，因而显得不合时宜，受到广泛批评，有一段时间曾被批判为靡靡之音的黄色音乐。)
1930年，“黎氏八骏”在北平合影，从左至右：黎锦扬、黎锦光、黎锦明、黎锦炯、黎锦纾、黎锦曜、黎锦晖、黎锦熙
抗日战争时期黎锦晖奔赴重庆，1940年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解放后长期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被聘为中国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后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美术电影制作音乐。由于写了几首所谓不合时宜的流行歌曲，他的身上背着“黄色音乐”的黑锅，一直抬不起头，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严重影响了他对新中国音乐事业的贡献。依我看来，黎锦晖的一生非但无罪，而且有功。除上述音乐歌舞贡献外，他还创作了爱国歌曲数十首，出版了《抗日三字经》《中华民族战歌》《十里送夫》等爱国革命歌曲甚至还在红军中传唱，陈毅同志曾经代表党中央邀请他到延安走走看看，后来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此外，他在大革命时期还收养了中共隐蔽战线传奇人物钱壮飞的女儿，并将其培养成为与王人美等齐名的歌舞社“四大天王”。黎锦晖将房子借给担任邓演达机要秘书的弟弟黎锦纾开会
此外，黎锦晖对于中国民主党派的创建，从而对中共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这件事其实是与他的亲弟弟直接相关的。他的四弟黎锦纾自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参加北伐并在国民革命军任职，后长期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因故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黎锦纾参与其事并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外界不解，称之为“第三党”。黎锦晖的一些朋友也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受此影响，黎锦晖思想上同情革命党，并在经济上和物质上给予帮助，还将武进路的两处房子让弟弟居住。 此外还资助黎锦纾在四川北路开办“明月音乐书店”，作为革命党的联络站。原国民党左派中坚人物、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继承者邓演达先生一心革命、矢志不移，力主反帝反封建、推翻南京政府，为躲避反动政权秘密通缉令，出国到苏联寻求帮助而不得，后在欧亚10多国潜身考察。受国内同志之邀，邓演达冒着生命危险，于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着手筹备建立新党工作。黎锦纾应邓演达之邀，离京返沪担任邓演达的机要秘书，参与组党工作。此时黎锦晖在法租界的萨坡赛路290号（现为淡水路332弄1号）三层小洋楼住宅已经成为革命党人秘密聚会的场所之一。由于黎锦晖此时住在武进路，此房由其女儿居住。恰逢女儿赴港去了，此房空着。于是由黎锦纾出面借用半天，邓演达等人就将此处作为组建新党的会议地址。1930年8月9日19时至22时，来自全国10个省区的30多位代表，以参加家宴为掩护，出席了由邓演达主持的全国干部会议，会上宣告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提出了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黎明（黎锦明）参加了会议，其妹则在门外望风，以备不测。此次会议被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一干”会议，农工党作为我国民主党派最早成立的政党，标志着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可想而知。马拉松式寻访当年“一干”会址
改革开放后恢复民主党派活动以来，农工民主党一直在寻找“一干”会议的实地会址。可是由于年代久远，政局更替，地域变动，路名更易，门牌改变，要找到当年会址，谈何容易！在过去有关资料记载中，只有萨坡赛路290号，而现在上海地图上早已不见萨坡赛路了，如何确认现在的淡水路332弄1号就是当年开会的萨坡赛路290号呢？为此，有关部门和人员历尽艰难，展开了为期10多年的马拉松式寻访。)
201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应勇为修缮后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铜牌揭幕（李庆海提供）
根据各种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1990年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中记载：“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当时与会者罗任一回忆录中记载：“组织成立的时间是1930年8月9日，开会地址是借用黎锦晖的住宅，伪装宴客从午后七时开到十时”。这说明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是确定下来了，但是这个萨坡赛路290号的房子在哪里呢？是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却仍然有待查证。在既有的书籍上刊有一张会议房子的照片，但农工党内从事党史工作的有关同志对此始终有怀疑，问题就从质疑开始，查找就从这张照片开始。在农工党中央领导及其有关部门指导和关心下，查找工作主要由农工党上海市委从事文史资料工作部门和相关同志负责，其中李庆海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工作，为查找工作立下汗马功劳。后来郑善龙（原农工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期金名俊（与李庆海一起做“党派志”工作的老党员）、吴天祥（农工党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宣传部主任）也一起参与了此项工作，为查找工作付出了心血。李庆海从1992年就进入状态，开始查找。经过几番照片与会址的仔细比对和实地采访，他和他的同事都否定了这张照片的房子是会址。照片是真实的，但属另有其处，并非会址。果然，找到照片所在地，周围居民均说此地过去是一个私人医生住宅，从来没有举办过什么音乐学校和歌舞团，房子也不大，档次较低，房型和环境都不大符合当时情景，何况房子已经拆除，改造为延中绿地了。那么真实的房子究竟在哪儿呢？经过几轮进出档案馆、房管局查阅各种资料以及实地查访，终于逐渐摸清情况：原来，革命党人陈英士（即陈其美）在1916年被人暗杀于萨坡赛路，1943年汪伪政权改路名为英士路，门牌号码也重新编排了，变为英士路290号。上海解放后，因为与之相连接的北面是淡水路，又将英士路改为淡水路，南北两条马路连成一条淡水路了。那么当年的萨坡赛路290号的黎锦晖房子究竟是淡水路的哪一幢房子呢？仍然不得而知。2002年中央电视台来沪拍摄民主党派在沪活动场所时就因为未能确定实地会址而作罢。后来，通过农工党中央介绍，李庆海在北京拜访了黎锦晖的妹妹黎锦皇和钱壮飞的女儿黎莉莉，终于弄清黎锦晖住宅的大体位置。据她们口述：黎宅位于法国公园（即后来的复兴公园）附近，十字路口，临街，沿马路，大门开在弄堂里，经花园入室；其特征是三层小洋房，每层有两个房间，有亭子间，卫生间很大，可晾衣服；有相邻房子。又根据黎锦晖夫人梁惠芬转递的王人美回忆录《我的成名与不幸》，知晓了黎宅的内部结构：“记得我进美美女校不久，我们全体就从南市区又破又旧的校舍搬到法租界黎先生的住处，我觉得好像搬进了仙境。从铁栅栏进去，有草坪、花坛、树木，穿过花园，到了客厅，客厅又高大又敞亮正好做排练厅。二楼三楼有许多明亮、舒适的房间……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上海的西式洋房，都把我看傻了。”另据记载，黎锦晖先生为了多出作品，常把自己关在亭子间里作曲，饭菜经常经过楼梯送上去。有一次楼下排练练琴时因影响隔壁洋人而被告上巡捕房。这些记载详实地再现了当年黎宅的内部结构和周围环境。根据这些特征，李庆海们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大体方位和房型已经摸清。眼下最需要的是找到当年的地图。2003年夏天事情有了根本性的转机，李庆海和郑善龙通过吴天祥的一位朋友收藏的旧上海的“行号录”即商业地图，终于在1940年版本上海第二特区（法租界）“行号录”上找到了“萨坡赛路290号”。标有门牌、位置、平面图，周围地标清楚，近法国公园，隔一排房子便是合肥路，路况与环境完全符合上述资料所叙。在另一本1947年版本上找到了同一个位置的“英士路290号”，说明是同一个房子，只是路名改变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靠费功夫”！喜出望外，乘胜追击。他们即往卢湾区房管局查找该房屋历史档案，获知：该房屋及周围一片房子的产权原属天主教会奥斯汀商会所有，黎锦晖也是租用的。“文革”后该房屋移交区房管局代管，先是办作幼儿园，后调配给区工商联，目前由区城管大队临时借用着。现在的产权人是河南省商丘天主教爱国会，其房屋收益则由上海民族宗教委员会代为转交。李庆海们随即向农工党中央有关部门口头汇报了已经找到了“一干”会议地址，并向农工党中央文史委作了附有地图和照片的书面汇报。2004年上半年农工党中央有关领导来沪视察工作时特地到会址实地查看了一番，并确认了这个会址。为了使会址确认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农工党中央领导人蒋正华、李蒙作出了书面批示：“查找结果的确认要有严密的论证”。为此，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决定在沪召开“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专家论证会”，并委托农工党上海市委具体落实。2004年9月论证会在沪隆重举行，农工党中央秘书长游宏坤主持了论证会，研究室主任刘南燕参加了会议，上海方面邀请了研究上海史、租界史、地方志和党派史的8位专家学者参加论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研究员，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吴绍中研究员，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风雨同舟》作者之一叶锦涛，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俞成伟，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施福康，上海海关学院副教授金名俊和上海鲁迅博物馆宣传部主任吴天祥。论证会上经过大量资料的比照分析、认真推敲、缜密论证，终于认定1930年的萨坡赛路290号就是现今的淡水路332弄1号。论证报告报农工党中央主席办公会议审议后，2004年10月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办公会议审议认定：1.农工党“一干”会议是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召开的；2.“萨坡赛路290号”现地址为“淡水路332弄1号”。会址寻找和认定工作结束后，经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申报，200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同意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挂牌并设立纪念设施。12月，农工党中央在上海举行了一干会议挂牌仪式暨邓演达铜像落成揭幕仪式，农工党中央及上海等地方领导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及上海市委、卢湾区委等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了仪式。2014年12月农工党中央与黄浦区工商联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确定一干会址由农工党中央租用。2015年1月农工党中央主席办公会议决定将会址建设成农工党党史教育基地并对其进行修缮和布展，提议农工党员缴一次特别党费，共襄盛举。结果半年不到就收到特别党费600多万元。9月，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总面积300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房，修葺一新，布展完工。根据陈竺主席要求，布展突出了邓演达事迹；突出了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突出了农工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所作的贡献。2015年9月15日，农工党中央在会址召开了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五次中央主席会议，以实际行动纪念和缅怀“一干会议”。人们没有忘记黎锦晖对民主党派的贡献，人们更不会忘记黎锦晖对我国现代音乐艺术所作的巨大贡献。为了缅怀黎锦晖和探索他的创作道路，由文化部音乐司、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承办的“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在北京隆重举行。与会音乐家推心置腹地指出，当年批判他显得有点“无知”和“偏见”。同年，央视播出了《走近黎锦晖》5集电视节目；2004年春节央视又播出纪录片《一百年的歌声》。在他逝世40周年的2007年，由山东艺术学院孙继南教授撰写的《黎锦晖和黎派音乐》一书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叙述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时空下带有鲜明黎锦晖特色的黎派音乐，从理论上对黎锦晖的音乐创作做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原标题《黎锦晖兄弟与农工党“一干”会址》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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