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一名逝者的身体器官可以让多个生命垂危的人获救，这何尝不是一件伟大的事。瑞金医院就发生了这感人一幕：一对八旬上海老夫妻在获知儿子脑死亡后，反反复复想了一整夜，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从前天傍晚到昨天凌晨，历时7个多小时，医生们进行了1台取器官手术和3台器官移植手术，3名接受器官的患者由此获得新生。

手术医生集体默哀感谢逝者

昨天上午10点，记者在医生休息室遇到瑞金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医师祝哲诚，他才睡了4个多小时，手术做到昨天凌晨1点多。一大早，他又跑到监护室看肝脏受者，看到各项身体指征在正常值，他松了口气：“器官种上了。”

9月8日下午，祝哲诚与瑞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祥慧教授等医生接到通知：准备做器官移植手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起公民死亡后的器官捐献。

下午6点，祝哲诚、王祥慧等人在手术室见到这名逝者，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瑞金医院社工部医务社工杨颖的见证下，医生们穿着手术袍一脸肃穆，他们要进行一次特别的手术前仪式：集体默哀。

经家属同意，他们取下了逝者的肝脏、肾脏。依据配型结果和疾病轻重评分，三名患者将分别获得一个肝脏和两个肾脏。

肝移植的受体是一名50多岁的男性，胆汁性肝硬化，发病七八年，已出现终末期病变，生命进入倒计时。另一头的手术室，两台同时进行的肾移植手术的接受者都是尿毒症患者。“没有肾源，他们就得依靠透析维持生命，这不是生活，仅仅是活着，生存质量很差，长期生存率低。如今，他们可以活得跟正常人一样，重新拥抱生活的美好。”王祥慧说。

昨天凌晨1点多，所有手术结束，医生们还认真恢复了遗体原貌，以示尊重。

斗争一夜决定捐献儿子器官

9月5日，这名51岁的男子感觉左侧肢体无力，晚上6点送到瑞金医院，诊断为右侧基底节区脑出血。医生发现患者有高血压，但他自己却不知道。“他喜欢运动，不怎么生病。”在家属眼里，儿子一直是家里健健康康的顶梁柱。经过3天治疗与抢救，9月7日晚，医生判断患者可能已经脑死亡。回家后的老夫妻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7点，两人的女儿跑到医院，提出一个令医务人员意外的决定：父母决定捐献弟弟的器官。

“这种主动捐献的案例很少见。”杨颖在医院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接触了不少捐献案例，“但通常是医生主动跟家属谈，有的家属在讲了几次后愿意考虑，有的则断然拒绝。”

为清楚确认家属的意思，9月9日，杨颖登门造访老夫妻，老先生拿出5份申请信，都是他们给医院写的遗体捐献说明，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其间回忆往昔，又几度落泪……

“我们在想以什么方式让儿子跟这个世界告别，得知国家在推器官捐献，我们想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他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延续。”老先生对杨颖说。

9月9日，经院内与院外专家会诊、体查，结合脑电图等相关检查，医生判断患者脑死亡，家属自愿接受这种死亡标准，并签下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下午4点，瑞金医院病房为这名逝者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告别仪式，亲友到场。傍晚6点，逝者被推进手术室，他的器官将在别人的身上开始新的旅程。

器官捐献意识在提高，但缺口仍大

今年1月1日起，中国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留下两种渠道：公民死亡后自愿捐献器官、亲属捐献。在上海，规定亲属捐献必须是直系亲属，这是为了遏制器官买卖，但也不可避免地缩小了捐献范围，因为器官捐献通常是父母捐给孩子，而父母往往因年龄偏大无法当捐献者。这也就意味着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最重要来源。

2015年8月，我国首部《中国器官捐献指南》发布，对器官捐献中涉及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以及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断标准等进行详细说明。截至今年8月，我国已实现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4737例，捐献大器官12748个，中国器官捐献的数量目前处于亚洲国家首位。

不过，和患者对器官移植的需求相比，我们的器官捐献量仍显不足。在瑞金医院，就有700多人在肾移植的等待名单中。临床缺口到底有多大？王祥慧给出一组数据：仅以尿毒症为例，我国每年新发尿毒症患者12万-15万，全国已累计150万患者，其中能做肾移植的有50万，而目前依靠亲属活体移植与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的只能解决六七千患者的需求。

“2010年，我们自愿器官捐献的人数是0.2人/百万人口，到了今年达到1.8-2人/百万人口，这说明我国公民捐献的意识在提高，但还与国外有差距。国际上做得好的国家比如克罗地亚、西班牙，可以达到20-30人/百万人口。”王祥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