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山东赴英国联合工作组登机（郭绪雷摄 新华社供图）

袁萌离家还有不到500公里。带着两个女儿，她已经跨越9000公里，从英国伦敦回到中国济南。

她们在济南的酒店里度过新冠病毒感染隔离期，如果这个周末一切顺利，她们就可以继续北上，回到河北燕郊，跟家人团聚。

在英国的未成年中国留学生有1.5万人，分布在1000多所中小学里。4月2日，袁萌母女搭乘第一班从英国接未成年留学生回国的包机，同行者是100多名未成年留学生、少数家长，还有部分乘客属于滞留英国的特困群体。4月9日，第二架由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组织的包机从英国起飞，共撤离288人。

机舱里昏暗的光打在小乘客白色的防护服上，反射出一片幽蓝，每个乘客相隔至少一个座位。

前不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收到又一批230多位留学生提交的联名信。4月13日，长椿藤国际公益基金对接国侨办基金会，协调这一批留学生的包机计划，报名的孩子开始每天在线申报健康情况。

第三架从英国撤离未成年留学生的包机即将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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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底，英国初中开学，袁萌带着不到4岁的小女儿去送大女儿，还没来得及买回程机票，就听说了国内新冠疫情暴发的消息，她在约克租了房，暂时留下了。

起初母女三人一起为国内的亲人担心，每天通电话互相报平安。英国时间半夜1点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多，袁萌总在半夜划着手机屏幕，刷新国内的疫情信息。一家人分布在全国3个地方，她挨个看一遍。

短短两个月之后，情况有了变化。

国内的亲人开始担心袁萌和孩子在英国的情况，纷纷给她寄口罩。这些漂洋过海的抗疫物资，在同一时间突然都送到她手里，她瞬间“有了几百个口罩”。

袁萌哭笑不得，问她的英国房东要不要口罩。房东很坚定：“我很好，不需要。”

“这真的是文化差异。”袁萌发现，在外国人的观念里，“只有生病的人才应该戴口罩。”

她4月2日上飞机的时候，英国确诊人数“每天四五千地涨”。据她回忆，接她去机场的司机戴着口罩，是个华人。到机场后，她看到很多戴口罩的人，大部分是亚洲面孔。之前在英国的其他地方，她很少看到戴口罩的英国人。

3月17日，4名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佩戴口罩外出，在学校公寓附近被当地青少年挑衅辱骂，双方发生肢体冲突，1名中国留学生被殴打。留学生报警之后，当地警方以涉嫌斗殴的罪名，逮捕了两名引发冲突者。

“外国人会觉得，你戴口罩，就表示你生病了，生病了还出来跑，就是你不对了。”一些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开始拍视频在网上解释为什么外国人不戴口罩，一些英国主流媒体也偶尔在文章里带一两句。袁萌看到这些才意识到两国民众对待新冠疫情观念上的差异。

截至4月13日，英国累计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达到88621人，死亡11329人。当天的疫情例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表示，“英国的拐点还未完全到来，本周内不会解封”。

尽管英国的疫情已逐渐得到控制，但每日确诊数并未包含那些没有去医院，但实际上患病的人，死亡率也只计算了在医院确诊后去世的患者。

同一天，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布了《关于继续协助在英处境困难留学人员搭乘临时航班回国的通知》。临时航班机票和回国隔离费用需要自理。机票费用由航空公司按照市场原则确定。目前，伦敦直飞国内航班经济舱票价在3-4万元人民币，公务舱5-6万元人民币。回国之后，他们要支付新冠肺炎检测、隔离和食宿费用，每人约1万元人民币。

通知称，为确保公共健康安全，确诊、疑似病例，近14天内有发烧、咳嗽症状者，与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者，“务请不要预订和乘坐航班”。如登机前体温超过37.3摄氏度（含）或出现疑似症状，将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

1个月之前，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官帕特里克·瓦朗斯曾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英国的防疫策略是“群体免疫”，“等到60%的人口患病”，病毒就有望被战胜了。

这种说法在中国的网络上，尤其是留学生家长群里，引发了一片哗然。

大年初二，袁萌的小女儿扁桃体发炎，开始发烧。她带着孩子前往英国诊所，看到门口已经贴了公告介绍新冠肺炎。医生问她是不是从中国、从武汉来的，“已经很严肃地对待了”。后来，英国的新冠疫情趋于严重，诊所开了发热门诊。

小女儿的扁桃体炎很严重，高烧了近10天，袁萌去了4次医院，生怕孩子“中招”。

中国国内疫情严重时，她的房东曾问过她：“中国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在这位英国人眼中，武汉封城是“小题大做”，新冠肺炎也不过是某种新型的流感。

实际上，袁萌发现那时整个英国的主流媒体说到这件事，几乎都认为中国政府“反应过度”。

“他问我，知道英国每年流感死多少人吗？几千人！可能对他们来说，流感死人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咱们那儿，这不常见，对吧？”

即便是在袁萌带着孩子踏上归途之时，房东先生仍然保持乐观：“只不过是一种变异的感冒，很快会结束的，总会结束的。”

1月25日，全英中国留学生春节联欢晚会在伦敦举行。贵州省歌舞剧院演员演唱侗族大歌。韩岩/摄 新华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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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20日开始，袁萌大女儿的学校开始放复活节假期。她不确定假期结束后会不会正常开学，想再观望一下。但疫情越来越严重，最终，她等到一封学校发来的邮件，建议国际学生“尽早回到自己的国家”。

那个时候，英国政府还没说“保持两米的距离”，也没说“尽量待在家里”，但有过“非典”记忆的袁萌自发留在住所，不再出门。

很快，民众得知英国首相鲍里斯确诊感染新冠病毒，94岁的英国女王史无前例地在电视演讲中，“专门感谢所有宅在家里的人”。大多数英国人“非常听政府的话”，开始响应呼吁待在家里，出门后与他人保持两米距离。

但英国对待疫情的政策是，只要发烧、咳嗽了，就必须待在家里，不能去诊所，也不能去医院，得在家自我隔离14天。袁萌特别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小女儿扁桃体炎再发作，会没有办法就医。

她开始尝试购买回国的机票，能买到的最早的是4月14日的俄航航班。没过几天，她接到航班取消的通知，再次买到的票是5月1日英航航班，她不确定会不会取消。

自3月29日进入“夏秋航季”后，中国民用航空局要求，中外航空公司须确保航班的客座率不高于75%，一家航空公司在一个国家只保留一条航线，一周至多有一个航班。

袁萌所在的留学生家长群开始分享新闻，讨论各国的政策变化。其中还混杂了一些假新闻，他们互相提醒。

回国的机票一票难求，老家在上海的星星正在英国读高中，他的妹妹也在英国，今年6月初中毕业。父亲给兄妹俩每人买了至少三四张票，“都是高价机票”，最晚的一张是6月的，“赶上一趟能回来就好”。

兄妹俩进入第二批包机回国的名单。4月10日，他们搭乘第二班从英国回国的包机，抵达南京。

远在上海的星星爸隔着网线为孩子揪心，“这种时候，冻感冒了怎么办，发烧了怎么办”。

在英国时，星星平时住校，在寄宿家庭过周末或假期。春节后他几乎每天都问父亲怎么样了。父亲“闷着”不说，报喜不报忧。

两个月之后，“闷着”的人变成了星星。但父亲还是试着从偶尔的几张照片、通话时的语气里推测儿子的情况，又担心又欣慰。

4月9日登机那天，星星在位于伦敦的监护人家里吃了午饭，提前4个小时，由监护人开车送到机场，跟其他包机回国的未成年留学生会合。大家都裹得很严实，许多孩子穿着从头包到脚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

家长们在微信群里不停地交流，“可以吃能量棒，喝水用吸管”“不要吃东西喝水，上机前稍稍吃点就行了”“我给我儿子算了一下，从机场到国内隔离点一共20多个小时，他没说要上厕所，尿不湿也没尿”。

也有家长不打算让孩子回国，认为来回折腾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还不如留在英国，等待疫情过去，做好防护就行。

但孩子在寄宿家庭的生活，让很多家长感到担忧。疫情和停课来得突然，群里一位家长担心孩子太小，之前一直住校，这次不得不在寄宿家庭住了半个多月，“再待下去怕是不好照顾了”。

部分学校给来自中国的学生单独划分了教室和活动区，跟本校学生隔离。停课之后，有人担心孩子在寄宿家庭的状况，给学校和监护人打电话，得到保证“完全没问题”。还有人听说，有中国孩子被寄宿家庭说“NO”，拒之门外。

他们抓紧时间买票，报名包机，想让孩子尽早归国。

“像打仗一样。”一位家长感慨。

袁萌参与了3月166名英国小留学生家长发起的联名信活动，是最早一批申请包机撤离的人员。3月30日，她接到中国驻英大使馆的电话，核实信息。两天后，她得到了可以带着孩子回家的准信儿。

“其实我们成行的时候，166个孩子大部分都已经回国了。”

飞机上的乘务人员都穿着防护服，乘客绝大多数都是小留学生，像她这样的家长是个位数。有奶奶带着五六岁的小孙子，有妈妈带着两个五六岁的孩子，穿得像“生化人”一样。为了避免上厕所，孩子们喊着饿，却尽量不吃东西。

袁萌没买到护目镜和防护服，戴着口罩和防蓝光的眼镜，手套只戴了一会儿就摘了。航程中，她斜前方座位上的女孩时不时就举起消毒喷雾喷向周围的空气，而她只在怀里揣着用剩下的半瓶消毒啫喱。

“我们仨就是‘裸’着上飞机的，就靠那半瓶啫喱回来了。”她开玩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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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萌确信，英国对待疫情的态度，就是在首相鲍里斯确诊之后“整个都变了”。街上人少了，买东西也费劲了。

英国的大超市通常有自己的购物应用软件，可以下单配送。鲍里斯确诊之后，袁萌发现，超市连10天后的送货都约不到了。软件提醒她“前面有几万人在排队”，二三十分钟过去了，网页一点变化都没有。她如今感到庆幸，“赶上了回来的包机，不然之后的生活都成问题”。

大女儿在隔离的房间里吹长笛、上网课。她就读的英国学校建立了网上平台，老师跨越洲际线和8个时区给她留作业。

国际学生回国之后，天南海北，没办法在统一时间直播上课。英国的教师只好把课程录成视频，给学生们发过去。

为了不让孩子耽误学习，家长群里许多上了年纪的父母，不得不开始研究如何浏览外国网站。

群里的另一种声音，属于高校的留学生家长。

陈童刚给父亲发了消息，他手里一张5月回国的机票，前一天被取消了，抢到的4张机票已经取消了3张，“有的还不退款”。陈童正在写毕业论文，原本计划5月回国。

“英国是中国留学生比较多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对英国多开几条航线。”陈童的爸爸每天都通过视频和儿子聊天，叮嘱他别外出，多喝水，多通风，“注意保暖别感冒了”。

陈童爸爸反复提到航空公司机票超售现象。由于无法跟未成年留学生一样获得包机名额，如果手里的最后一张机票再次被取消，陈童可能得在英国滞留到7月。

徐兰硕士在读，来英国已经1年，目前还没有回国的打算。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时，她发现，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学生都很重视防疫，购买口罩和消毒液、远离人群。但学校并没有特别重视，只是发了一个“有关于歧视的规定和受到歧视后的帮助链接”。

她听说城里有菲律宾籍的学生，因为是亚洲面孔而被人袭击，受了轻伤，那段时间她和同学很少进城，开始感觉生活变得不方便，旅游计划也泡了汤。

她每天都需要安抚家人，“其实我们生活还比较平静”。远在国内的父母，在网络上被太多极端情况和负面信息影响，精神焦虑。

但她承认也会害怕。“英国医疗系统不检测轻症，全凭免疫力自己扛。能否得到救治是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学生想回国的原因。不是怕生病，而是怕生病没办法检测，或者轻症不治，拖成重症。”

上个月底，她隔壁宿舍楼有同学回了国，随后就检测出新冠肺炎阳性。这导致她“恐慌了一段时间”，开始囤积退烧药、感冒药和止咳药。

“这时候机票已经买不到了，能够买到的经济舱机票，直飞是1.9万元，而且是4月中旬的票。有个同学通过机票代理商，花3.6万元买了经济舱，3月底回了国，已经很幸运了。”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从她所在的城市去伦敦，平时坐大巴最多需要30英镑，如今要花100到150英镑包车。但英国目前的政策“不允许两人以上聚集”，车里除了司机，只能再有一名乘客。

她有两个同学，包了一辆车去伦敦，在路上被盘问，随后被遣送回来。

（袁萌、星星、陈童、徐兰为化名）

作者：张渺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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