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因应疫情防控形势，“文研展览”自3月起，从展厅跃然至屏幕，读者可以通过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和网站，浏览丰富的展品资料，了解其蕴含的故事与历史，收获一份独特的观展体验。上月推出的“袁复礼藏西北科考团摄影·新疆”专题展，再次将“中国西北科考团”这一学人群体带回到公众视野。他们用脚步丈量着中国广袤的西北土地，变幻无穷的自然风貌，在其亲临其境的生活中俯拾即是。可以说，长达八年的考察也是一次触摸自然、认识自然的过程。

“结束”了野外科考的漫漫征途，我们邀请大家再次启程，一同赶赴一场与花草的约会。自今日起，文研院公众号和网站正式推出由北大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担任学术主持的“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线上展览”。本次展览中，北大“博物君”刘华杰教授将与我们一起探索神秘的夏威夷，领略云南勐海的多彩风貌，再踏上北国吉林丰饶的土地，最后回到北京、回到北大燕园，认识那些我们熟悉却又不熟知的植物。希望此次“足不出户”的自然之旅，能够让我们通过观察日常的生活世界，感受自然之美，在与大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理解自然规律。对自然怀抱惊奇，对生命保持敬畏，博物自在！

导言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线上展览“看花是种世界观”学术主持人

新冠疫情突然而至，大家都规规矩矩闷在家里。有一天，文研院来信邀我做一次与博物学相关的线上展览，还转了文研院组织的西北科考团摄影展供我参考。我哪敢凑这热闹，心里没底，没敢立即答应。3月10日文研院又组织一个6人微信小会，文研院老师专门介绍了展览的用意和形式，我这才胆子大起来。疫情期间，人们无法自由地在大自然中畅游，但愿翻翻植物图片能调节一下心情。

“看花是种世界观”是作家半夏构造的一个句子，准确说是那位云南作家半夏。我不开中药铺，却认识三个半夏。一位是河北的男半夏（新生活四公子之一），一位是云南的女半夏（《与虫在野》作者），还有天南星科植物半夏。后者北京大学校园就有，北京西山上更是多得很。

半夏说，“看花是种世界观”中的“种”字有两种读法，也表示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作量词用，读zhǒng；二是做动词用,读zhòng。她用这样一个标题作为采访我的一本小书的书名，可谓用了心思，不过，似乎也给人一种印象：企图把看花这般“颇低俗”的活动与“挺高雅”的哲学系扯上一点联系。一种世界观，不管正确与否，也是世界观；种下世界观，不管种得多深，当然还是世界观。哲学与花朵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两者有没有联系？自然是有的，如濂溪爱莲、佛陀拈花。论孰高孰低，也无定论。哲学不着调时，也难称高雅。只是在统计意义上，在缺省配置中，哲学借了亚里士多德、老子、康德、马克思等前辈的力，沾了思想、智慧的光。

刘华杰教授在寇阿树下

不过，对于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没必要拔高、故作深沉。首先，看花是一种好玩的活动。何谓好玩？有趣，自娱自乐。看花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增长见识。花有许多，百花千花万花不止，看了一种想看第二种，而且可以喜新不厌旧。

看花会上瘾，这跟购物、打麻将、攀岩、炒股能上瘾一样，各有千秋。我不好特别夸奖看花的好处。先说负面吧。其坏处是占用时间，大把的时间，有多少时间都不嫌多。也会因此花些钱，这个倒不重要，至少我不会倾家荡产去看花。花1000美元去看一种花，确有其事，只是偶尔。看花，是我个人的一项业余爱好而已。做为一个正常人，除了工作，生活中露脸的事、不良嗜好和爱好总得占一样吧。曾有意锻炼过喝酒，后来发现实在缺乏天赋，每当聚会举杯就有点发怵，遂编出“三个一般”：“一般不喝酒、不和一般的人喝酒、不喝一般的酒”，不是酒桌境界高，只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实际上是没底气。多年试下来，唯小时候就实践过的看花识草还算适合自身，也算与植物有缘。我上小学前，家住东北长白山的一个山沟里，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中草药调查小队。他们边喝着水，边摆弄着一株大叶柴胡，好像在说这东西不好找。作为小屁孩的我，在一旁听着，插嘴道“山上有的是”，大人们根本不相信。不出10分钟我就抱了一大抱回来，有几十株，用手刚拔下来的，没挖根只采了茎叶。专家们一看，果然是大叶柴胡。其实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更不知道伞形科。这大概算是免费认识了一种乡土植物吧。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下，根据家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认识了身边的许多中草药。后来，读书耽误了看花。从小学到博士，仅在极特殊时候看一眼植物，只有到了我博士毕业，当了老师，才重拾儿时的爱好，一发而不可收拾。

刘华杰教授在野外爬树

看花，不是字面上的只看花。它包含观看整个一株植物、不同时期的一株植物、各种植物，由喜爱其形态而了解其名字，“命名与相知”又是相伴的，进而了解它的解剖结构、分布、演化、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等。看花、看石头、观星、观鸟是差不多的活动，都不限限于观察具体的对象，还要顺便考察其周边、与其他事物的关联。

看花是一种博物活动，这是我很久以后才搞明白的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不仅巫师能为、科学家能为，老百姓也能为。读大学时，发现达尔文、徐霞客、丁文江、王世襄、马未都是博物的好榜样。工作后又发现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卢梭、怀特、歌德、梭罗、利奥波德是博物学家，而且他们的博物活动与某种哲学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极其自然的，不需要通过逻辑经验主义那样坚持还原论，由观察语句的层层构造而建立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

铁心木属植物标本

刘华杰教授采集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曾翻译威伯尔《欧洲哲学史》的徐旭生，当过哲学系主任，他做了一件与博物有关的重要事情。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说上几句。

九十多年前启动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并非单纯的自然科学考察，而是综合性的多学科考察。哲学与那次科考也有关系，在通常的历史叙事中常常遗忘或淡化这一点（注：上次线上展览预告第一段提到中方代理团长却没有提中方团长）。其实那次科考的中方团长是徐旭生徐炳昶（1888-1976），他就是哲学出身，留法哲学博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考察团的团员中还有北大哲学系1918年毕业生黄文弼（1893-1966）。当然，后来徐旭生改行研究历史，黄文弼改行研究考古，皆成一代学界名人。

那次西北科考中地质学自然是主力学科，袁复礼和丁道衡都是地质学出身，后者是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我还专门驾车从北京去白云鄂博瞧过）。丁道衡与考察团中郝景盛（植物学）和李宪之（气象学）均为北大毕业生。那次著名的科考，相当程度上也是博物学野外调查，也可以说那是以“北大系”学者为主力队员完成的博物大考察，考察过程的大量采集品后来大多进了博物馆。

郝景盛

《中国木本植物属志》

博物

从地质到哲学再到植物

我个人的经历恰好与北大、地质、哲学、植物有着某种联系。中学在吉林通化读高二时参加过一次地学夏令营，1984年就报考了北京大学地质系。1987年读地质本科时喜欢上哲学，第二年本科毕业时就考取了哲学硕士。后来又读哲学博士、当哲学系教师，重拾儿时的植物爱好。现在则在吆喝复兴古老的博物学。

博物学是什么？跟博物馆有关系吗？说来话长，但不难理解。博物跟博物学好比物理与物理学。博物学三字联用源于近代日本，但博物两字联用中国早就有了。就像今人听说数学、物理学、地质学、文学、社会学字样不会感觉陌生一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曾是一门显学，解放前也风光过。那时有“哲学门”，也有“博物门”。同样，“听说”不意味着就“懂得”其中的滋味、缘起。简单讲，博物学是围绕“生活世界”而生的一门学问、生存智慧，涉及人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多个维度，它比较平面化又非常综合。这门学问中有人物有理论，更不缺少可操作的方法和细节。

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林奈、布丰、卢梭、歌德、洪堡、达尔文、E.O.威尔逊、纳博科夫、古尔德等是大家熟悉其名字的伟大博物学家。塞奥弗拉斯特、格斯纳、杜布赞斯基、缪尔、迈尔、卡森、劳伦兹等也是，但人们可能不清楚他们与博物有何瓜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创始人、WWF的创始人朱丽安·赫胥巴跟他爷爷托马斯·赫胥黎一样都是著名的博物学家，为推动博物学发展贡献颇大。其实，《周易》《诗经》《道德经》《庄子》等某种意义上也是博物类作品，中国古代学问有相当的博物色彩。只是相当长时间里人们没那么看、没那么想。千百年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博物的内容。

博物是科学吗？在科学时代，任何与认知相关的事情一般都要纳入科学的范畴来考虑，要么做为具体的科学学科来展开，要么作为科学史来探究。这一切进行得非常自然，不易引起人们反思。博物学也的确与（自然）科学有交集，其实它们有共同的起源，都涉及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利用，均包含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在近现代，博物学传统经常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子系统加以考察。起初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发现不对劲，于是提出“平行论”：博物学与自然科学平行存在和演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如此。就认知而言，现代自然科学有四大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现在后三者特别是后两者极受重视，易拿到经费、成果也十分丰硕，其中的博物传统虽悠久却显得肤浅而日渐衰落。如今的植物分类学、动物行为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仍有明显的博物学影子，但也因此处于边缘，在科学大家庭中地位也不高，这可从相关专业期刊的影响因子看出来。除了综合、“肤浅”外，博物类学科对世界的控制力比较弱，不被“现代性”所看重。

上：绣球科绣球（日本称紫阳花）

中：鸢尾科鸢尾属植物（日本称菖蒲）

下：旋花科牵牛（日本称朝颜），图上茎的手性反了。

大菅祐一（Shodo Kawarazaki，1899-1973）绘制

博物中的history(探究)

不远离“生活世界”

以现代的眼光看，博物学与感觉、经验、质料十分密切，对研究对象的圈定、还原均做得不够深入，对数学方法和现代实验方法也不够迷恋。但它并不排斥数学和简单实验。在英语中博物对应的词语是natural history，两个词再普通不过，但是这个固定搭配十分久远了。其中的history源于拉丁词希斯托丽亚（historia），而后者又来自希腊词伊斯特丽亚，意思是“探究”，而不是“历史”。其中的natural作为修饰语一方面指研究的对象原本都是自然界的东西（也不全如此），二是指研究的手法、进路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也不全如此，也大量采用象征、比喻），这是用现在的概念来解说。在古希腊，同时还有另外一种非常特别的研究方式，比较重视事物不变的本质、理性、形式，通常认为与西方哲学和数理科学的起源有关，沿着这个线索后来演化出了natural philosophy，牛顿的代表著书名就包含这个词组。不过，无论natural history还是natural philosophy都不可简单地做现代英语的字面解释。那里的history和philosophy与如今的历史和哲学并不吻合。它们是两大类互相补充的探究事物的方式，都是学问，甚至都是哲学家关注的，亚里士多德及其大弟子两者都研究。这与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分野、交织、争论有关联。比较而言，在哲学家当中，亚里士多德、F.培根、休谟、歌德、胡塞尔、费耶阿本德、罗蒂、罗尔斯顿三世、卡尔松等少数人更同情博物学。

达尔文

英国博物学家，《物种起源》作者，演化论的创立者

华莱士

英国博物学家、植物地理学家，《马来群岛博物志》作者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博物学意义上的最高成就。之后，博物学的天地被各门具体的新兴学科不断瓜分，就像哲学中不断分化出新学科一样。达尔文本来是标准的博物学家，身份也变成了生物学家、科学家。到了19世纪末，博物学开始衰落，以后局部虽然还有起伏，但整体上博物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主流学术界式微。“博物学家”也由一个褒义词变成贬义词，多数学者不敢自称、不愿意他称，个别有足够自信心的大佬例外，如E.O.威尔逊，其自传就是《博物学家》（Naturalist），中译本改为《大自然的猎人》。但是，在发达国家，在主流学术之外的社会上，博物学传统一直得以很好延续，社会上有大量的博物学民间组织，博物类活动丰富多彩，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英国皇家鸟类学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博物类民间组织，有会员100多万。美国的山岳俱乐部、奥杜邦学会也是这样的民间组织。

劳伦兹

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博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

威尔逊

美国博物学家、蚂蚁专家，普利策奖得主

历史上，博物学语义时而扩张时而收缩，在现在它大致对应于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一种综合性的感知和探究，百姓的衣食住行、旅游休闲、兴趣爱好都涉及博物。CCTV播放的《舌尖上的中国》其实就是博物片（制作团队也许没这样考虑），BBC下设一个“博物部”，制作播出了大量博物影片。公民博物是公众理解科学（PUS）的重要手法、渠道，博物提供了通向高深自然科学的良好接口。除此之外，博物还有其他意味和未竟的使命。

蜂鸟平版画

约翰·古尔德主持制作

博物学注重记录、描写、绘画，相关历史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其中的绘画，能传达许多信息。如今手机、单反相机拍照都十分方便，似乎不到一秒钟就能做出一天的活儿，但人们仍然觉得传统博物绘画具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豆科多花紫藤

大菅祐一绘制

缠枝牡丹

余省绘制

卷丹、紫萼和缠枝牡丹

郎世宁绘制

（余省和郎世宁画的缠枝牡丹手性都反了）

重启古老的博物学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人类世”和“风险社会”，人类社会在资本、科技和权力三驾马车的牵引下加速前行，进步的同时，人类自身和大自然也都疲惫不堪，天人系统的可持续未来并不明朗。谁曾想到，在2019年末，一种肉眼看不到的新冠病毒就令欣欣向荣的现代世界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在博物家眼中，这样的灾难并不很特别，估计它迟早会到来。

到了20世纪下半叶，科学史、环境史、文化史、物质文化研究、自然文学、哲学界重新密切关注博物学，多领域学者合作研究出版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从1996年的《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和2018年的《博物世界》（Worlds of Natural History）可窥一斑。坦率说，不同学者的动机未必相同，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边缘性的文化传统依然有趣、值得延续。

中国历史上没有欧氏几何、伽利略-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组、爱因斯坦相对论、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吴健雄实验那样的显著成果（这非常正常，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也没有），却有极为丰富的博物成果，中国发达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医药学、农学均与博物有关。作为关心人类认知史的一名哲学系教师，我重新看到、找到了博物学。实际上，许多领域的华人学者也沿着各自不同的路径重新发现了博物学，比如范发迪、余欣、程美宝、袁剑、赖毓芝、吴国盛、刘兵、江晓原、刘孝廷、黄小峰等，但出发点、进路可能很不一样。于我个人而言，新的科学编史学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波兰尼的个人知识理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现代性的反思、科学传播学等，都引向博物学这个“吸引子”（attractor）。近十几年，我和我的同事、学生做起博物学史、博物学文化的研究工作，参与创办以书代刊杂志《中国博物学评论》，创办“博物学文化论坛”。也积极推动博物类图书的出版，近几年仅作序推荐的博物类图书就有30多种。我的博士生翻译出版了《植物学通信》《看不见的森林》《探寻自然的秩序》《性、植物学与帝国》《林奈传》等，博士论文已经出版了《约翰·雷的博物学》《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2019年还组织出版了《西方博物学文化》。

刘华杰教授在夏威夷考艾岛野外考察时随拍

将一阶博物活动看花，与二阶的科学史、科学哲学专业研究结合起来，是后来的事情。二阶学术的开启并没有中止一阶爱好。“观察植物”——看花，仍然花费了我大把时间。实际中也可以并行，在校园一边走路一边看花，出差开会顺便看花等。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也写了若干关于花草的书，如《天涯芳草》《草木相伴》《燕园草木补》《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崇礼野花》《青山草木》《勐海植物记》。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无疑是非常边缘化的，不具有推广价值，也许只在北大的小环境下才能允许。这样做，也意味着对主流学院哲学过分关注文本的不认同。

上：列当科鼻花属植物

中：马兜铃科欧洲细辛

下：桔梗科圆叶风铃草

汤玫绘制

学术考虑“文本”并无错。伽利略当年面对两个文本：一是《圣经》，二是大自然，两者均被视为上帝的作品，即广义文本。为此他创立了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科学革命随之展开，想拦都拦不住。今日学者也面对两个文本：一是前辈大佬们的论著，相当于《圣经》，前辈们所做工作很重要，是前进的基础。二是当今的大千世界。地球怎样、人类社会怎样？这个也很重要，学者必须回应时代的考问。前人的工作、自己的思考要放到经验世界中验证，闭门写论文和专著不行。

在科学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哲学被边缘化，这是大势使然，也与自身的学术导向有关。自然科学是否能包揽对大自然及人类社会的认知？回答是：不能，哲学依然要发声。哲学工作者发出有价值声音的前提是，了解大地，特别是涉及大尺度战略问题时，单靠想象、推理并不能简单地实现跨越、超越。对于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的几乎所有重大事情，当今哲学界都保持着沉默，却津津乐道于细节的严谨论证，这不应该啊。看看花，或许能转移一点注意力。谁知道呢？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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