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上的画像是用木质模具印制而成。本文通过观察存在于画像砖上的印模边框痕迹和画像上的重影、线条断开及错位等现象，对西汉洛阳地区阳纹印模的形制和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加以探讨。作者对长方形和三角形砖龙的画像上多处线条断开及错位现象进行比对，推断出两种砖上龙的图像分别是用同一副印模印制的，龙画像印模由大小、形状不同的四块印模组成，印制龙画像时是按照龙首→龙身→龙尾的顺序分段模印的。

——洛阳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模印技术的痕迹研究

徐婵菲 沈辰

自西汉起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墓葬类型，即画像砖墓。用于建墓的各类形制的砖中有一部分是上面装饰有人物、动物和植物等画像的砖，考古学上将这种砖称作汉画像砖。画像的制作方法有模制、笔绘、刻划和雕塑等多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模制。

所谓模制，就是先制作画像的印模，然后用印模在湿软的泥坯上像盖图章一样印出画像的方法。汉代墓砖上的画像大多数是用印模印制的，所以，印模对汉画像砖的意义自不待言。那么，画像印模是什么样子？又是如何印制画像呢？历史文献上没有关于汉砖画像印模及模印技术的记载，对它的研究只能借助于实物资料。在此，我们通过洛阳出土的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图一：1—4]资料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图一  洛阳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

图一：1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底长85、高90、厚15厘米）

图一：2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长165.5、高53、厚17厘米）

图一：3 故宫博物院藏（长164.8、高51.4厘米）

采自《故宫雕塑馆》页142，故宫出版社，2015年

图一：4 洛阳市宜阳牌窑西汉墓出土彩绘画像砖（长180厘米、高54厘米、厚18厘米） 

徐婵菲拍摄

洛阳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大量出土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流布甚广。我们通过观察存在于画像砖上的各种现象，对画像印模和模印技术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撰文陈述，以与同好者商讨。

一  观察对象

洛阳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上的画像通常位于砖的正、反两个大面上，画像的数量有少有多，少者一个，多者有四十多个。无论砖上有多少个画像，它们都是工匠用印模按预先设计好的位置一个一个印上去的。印模可以反复使用，所以同一个画像会反复出现在砖上。据统计，出现在洛阳西汉阴纹画像空心砖上的画像种类有十八种，样式超过九十个，就是说工匠需要制作出数量超过九十个的印模才能完成洛阳汉砖画像的制作工作。但截至目前，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一件与砖上画像相同的金属或陶质的印模实物，有机质制作的印模因易腐难以保存下来，所以一直以来研究洛阳汉砖画像的学者都认为画像印模是木质的<1>。

根据研究，砖上画像的制作极有可能为如下流程：首先，雕刻木质阳纹印模；其次，根据“设计蓝本”工匠从一堆印模中选出要用的印模；最后，用合适的力度和角度按下印模[图二：1—4]。印好一个画像，再以同样的程序模印下一个画像。但工匠不是机器，人工操作容易受到各种客观因素（泥坯干湿软硬、印模质量等）和主观因素（工匠技术水平、工作时的状态等）的影响，这一系列动作在一定时间内不断地重复，难免出现差错，使一些不该有的现象出现在画像上或者砖上。所谓不该有的现象，是指画像深浅不一[图三]，重影[图四]，画像中的某些线条断开、错位[图五]，画像周边有印模边框的痕迹等等。我们将存在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现象的画像称为“问题画像”。我们的观察对象正是这些因工匠“疏忽”制造出来的“问题画像”，它们为探究画像印模和模印技术提供了痕迹研究线索。我们对这些平时不被关注的问题画像做痕迹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印模的形状、结构以及模印技术。

图二  阴纹画像的制作流程（Rose Ting-yi Liu绘图）

图二：1  雕刻木质阳纹印模

图二：2  根据“设计蓝本”选出印模

图二：3   模印画像

图二：4  模印完成

图三  深浅不一的画像

图四  重影的画像

图五  线条断开及错位的画像

二  画像印模

工匠用印模往泥坯上印制画像，按压力度和角度恰到好处时，印出的画像清晰、均匀，低于阳纹画像的印模边框不会出现在砖上。如果用力过大，不仅画像会“深陷”泥中，印模边框也会或多或少地触及泥面，留下印迹。通过这些印迹，可以了解印模的形状。

图六：1—2是收藏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画像砖<2>，砖上的四只凤鸟画像周围或多或少地留下了印模边框的痕迹，根据这些痕迹，可以确定这只凤鸟画像印模的形状是长方形。图七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砖上的虎画像及印模边框，从现有痕迹来看，印模形状可能是长方形。图八在彀骑画像的上方、左下方和右侧数处留下不连贯的印模边框痕迹，从现有痕迹来看，印模形状与彀骑轮廓近似，为不规则形。图九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砖上的马画像，从马耳部位、马背上方和马尾后方的印模边框痕迹看，这块马画像印模的形状也是不规则形。图十为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砖上的鹤与凤鸟画像，据观察，凤鸟画像先印，后被鹤画像叠压，画像上方留下的半个梯形印模边框应是鹤画像印模的上半部分，印模下半部分的形状不明。图十一为日本天理大学古物馆藏砖上马画像，画像左右深浅不一，右侧马首和右前腿很深，但未在马首和右前腿周围见到印模边框痕迹，可确定马首和右前腿阳纹外轮廓线就是印模边框<3>。

图六  留下印模边框痕迹的画像

图六：1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长122、高53、厚15厘米，凤鸟画像长9.7厘米、高12厘米，印模长10.6厘米、高15.3厘米）

图六：2  凤鸟画像印模边框痕迹

图七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砖虎画像及印模边框痕迹

图八  彀骑画像及印模边框痕迹

图九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砖马画像及印模边框痕迹

图十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砖鹤与凤鸟画像

图十一  日本天理参考馆藏砖上的马画像

采自《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页134，天理教道友社，昭和61年（1986）

从上面实例可以看出，洛阳汉砖的画像印模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的规则，有的不规则，通常与画像的形状近似，印模的大小也与画像相差不多。

虽未发现汉砖画像印模实物，我们可以参考时代与之相近的其他材质的印模实物来推知汉砖画像印模的结构。

1983年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两件用于丝织物印花的青铜印花凸版<4>。两件花版一大一小，形状不同，花纹各异，但结构一样，主体是一个扁薄的铜板，铜板正面是凸起的线状花纹，背面有一个带穿的小钮[图十二：1、2]。

图十二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印花凸版

图十二：1  青铜印花凸版

采自《西汉南越王墓》下卷图版四八，文物出版社，1991年

图十二：2  青铜印花凸版线图  

采自《考古》1989年第2期，页178

2002年在洛阳东周王城内的东周至汉代的陶窑遗址中出土一件陶拍<5>，陶拍主体是一个扁平的方形拍板，拍板正面满饰小菱形纹，背面有一桥形手柄[图十三]。

图十三  洛阳出土陶拍（长14.8厘米、宽13厘米）

采自《文物》，2004年7期，页52

上面三件工具，材质有别，施用的对象不同，但其用途是一样的，都是印制花纹图案的印花工具，都属于印模。据此，我们推测洛阳汉砖画像印模的结构应与上面的印花工具一样，印模主体是一块扁平的木板，木板正面雕刻阳纹画像，背面有一个用于捉握的把柄。

砖上的画像和印模上的画像（简称印模画像）凹凸效果正好相反，砖上的画像是阴纹、凹面，印模画像则是阳纹、凸面，所以，根据砖上画像的情景，我们可以推知印模画像的情况。

洛阳西汉墓砖上的画像绝大部分是由低于砖面的阴线条构成的阴纹画像。印制这种阴纹画像的印模画像，正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两块青铜印花凸版一样，印模上只有凸起的线条，线条之外是宽窄不同的凹槽或凹面。根据砖上阴纹线条的深度、宽度和底部的形状可以推知印模上阳纹线条的大致情况。一般情况下，阳线高度一般为0.1～0.2厘米，最高达0.4厘米，宽度约0.2～0.5厘米，线条的顶部形状有平、尖、圆三种。

砖上画像是印模画像的镜像，直接反映出印模画像的雕刻水平。洛阳画像空心砖上大画幅的画像很多，就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54块砖上的画像而言，高度（或长度）在10～20厘米的画像有33种，20～30厘米的有20种，30厘米以上的有6种。大幅画像为画师和雕刻工匠充分发挥和展示其高超艺术造诣和水平提供空间。由砖上那些优质画像可以看出，印模画像制作的异常细致、精美，形神兼备，生动传神地表现出各种人物、动物的外部特征和内心世界以及人物的衣冠、武器、佩饰的细节[图十四：1—5]。

图十四  刻画精致细腻的画像

总之，洛阳西汉空心砖画像印模是由木板制成，主体是一块扁平的、形状和大小不统一的木板，木板背面有一个把柄，正面是细致、精美阳纹画像。

三  “问题画像”的成因

工匠在印制画像的过程中，如果用力不匀，印出的画像会深浅不一，或出现印模边框；如果印模不是垂直角度按下，而且印模的一侧在刚刚触及砖面时出现滑动，印出的画像会产生重影或局部重影。这三种问题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工匠的疏忽大意造成的。但那些存在线条断开或错位问题的画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除了工匠的疏忽，应该与印模本身状况有直接关系。

洛阳西汉空心砖上明显出现线条断开或错位现象的画像有六例，其中两例是尺幅巨大的龙纹画像，其他四例是尺幅不算大的执戈武士、马、虎和长尾凤鸟画像。

我们先看龙纹画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有两块龙纹画像砖，一块是长方形砖，一块是三角形砖，两块砖上的画像相同，一面是武士御龙，另一面是青龙[图十五][图十六]。据观察，长方形砖上的武士御龙画像在龙角、龙腹和龙尾三个部位存在线条断开并且错位的现象[图十七：1][图十八：1]（黄色圆圈标注的部位），龙腹、龙尾部位有少量印模边框的痕迹[图十八]（黄色箭头指示的部位）。龙角、龙腹两处虽不见印模边框的痕迹，但这两处断裂可用直线连接。这些迹象表明，武士御龙画像不是用刻着完整龙纹的、独立的一块印模印制的，而是将龙纹分割成四段分别刻在四块印模上，印制龙画像时将四块印模组合起来使用，第一块印模上刻龙首龙颈、第二块刻龙躯武士、第三块刻龙尾前半部、第四块刻龙尾后半部[图十九：1]，这四块印模的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第二块最大，长32.4厘米，高45厘米（从龙角到龙爪）。由龙腹、龙爪、龙尾三处的印模痕迹可以看出，印模边框与画像轮廓线非常靠近，有的紧贴着画像。三角形砖上的武士御龙画像，在龙角、龙腹和龙尾三个部位同样存在线条断开与错位的现象[图十七：2][图十八：2]，表明它也是用四块印模印制的[图十九：2]。另一面的青龙画像与武士御龙画像情况类似，在龙颈、颈腹、尾部也存在线条错位和印模边框痕迹的现象[图二十][图二十一]，表明青龙画像也是用四块印模印制的[图二十二：1、2]。长方形砖上的青龙画像存在的问题较多，龙首重影，龙尾部的两块印模交界处的线条出现叠压现象，龙尾部位多处留下印模边框的痕迹。

图十五  长方形龙纹砖（砖长119厘米、宽62厘米、厚16.5厘米）

图十五：1  武士御龙画像（画像长约88厘米、高36厘米）

图十五：2  青龙画像

图十六  三角形龙纹砖（砖底长107厘米、高81.5厘米、厚17.5厘米）

图十六：1  武士御龙画像 （画像长78厘米、高58.1厘米）

图十六：2  青龙画像

图十七  武士御龙画像龙角、龙腹部位线条断开与错位情况

图十七：1  长方形砖

图十七：2  三角形砖

图十八  武士御龙画像龙腹、龙尾部位线条断开与错位情况

图十八：1  长方形砖

图十八：2  三角形砖

图十九  武士御龙画像四块印模示意图

图十九：1  长方形砖

图十九：2  三角形砖

图二十  青龙画像龙颈、龙腹部位线条断开与错位情况

图二十：1   长方形砖

图二十：2  三角形砖

图二十一  青龙画像龙腹、龙尾部位线条断开与错位情况

图二十一：1  长方形砖

图二十一：2  三角形砖

图二十二  青龙画像四块印模

图二十二：1  长方形砖

图二十二：2  三角形砖

因为砖形的差别，两块砖上的两种龙纹画像的姿态不同，长方形砖上的龙画像平直，三角形砖上的略微上仰，给人的感觉它们是用不同的印模印制的。但是，我们将两种砖上的武士御龙画像按照四块印模的分界线剪开，把相同的部位上下叠加，发现两幅画像上的线条竟十分吻合，因此可以断定，两砖上的武士御龙画像是用同一副印模制作的。两砖上的青龙画像情况一样，也是用同一副印模印出的。

两种龙纹画像上的线条断开和错位的位置相同，都位于两块印模的交界处，产生的原因是工匠在模印画像时没有处理好两块印模之间（或者是刚印在砖上的画像与即将印的印模之间）的衔接关系，两者没有贴紧，有时上下还有微小的错位，使原本应该无缝对接的线条出现了问题，即画像线条断开和错位的问题是由于使用多块印模组合印制产生的。那么，多块印模是怎样组合的呢？是按照从首到尾的顺序一块一块分段模印的？还是像怀履光所说的，把四块印模以企口榫的连接方式连成一体，然后一次性印出整个画像<6>？通过长方形砖上的青龙画像上的种种迹象，我们认为应该是用前一种方式。长方形砖上的青龙画像的龙尾前半部后端线条（在第三块印模上）与龙尾后半部前端线条（在第四块印模上）之间不仅错位而且还有叠压，龙尾后半部线条压在龙尾前半部的线条上[图二十一：1]。如果像怀履光所说印模是连在一块的，上述现象是不会出现的，这说明，龙画像是按照龙首→龙身→龙尾的顺序分块印制的。

就艺术效果和模印水平而言，三角形砖上的两种龙纹画像明显优于长方形砖；从存世数量看，三角形龙纹砖数量远远多于长方形砖，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现存的三角形龙纹砖有11块，长方形龙纹砖只有2块<7>。因此，我们认为，两幅龙纹画像是专为三角形砖设计制作的，用它印制长方形砖上龙纹纯属“客串”。收藏在其他地方的三角形砖上的龙纹画像呈现的情况（线条断开、印模边框的位置等）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类似[图二十三：1—2]，这说明，这些三角形龙纹砖应是一个作坊、一批工匠、一副印模制作的。

图二十三  三角形龙纹砖

图二十三：1 故宫博物院藏三角形龙纹砖，砖底长104厘米 高82厘米

采自《 故宫雕塑馆》 页203， 故宫出版社， 2015年

图二十三：2  美国尼尔森－阿特金斯博物馆藏三角形龙纹砖（沈辰拍摄）

存在线条断开与错位现象的画像还有四例：图二十四是同一块砖上的两个执戈武士画像，左边的武士只有颈、肩部的线条稍有断开[图二十四：1]，右边的武士从上到下每根线条都断开，且左高右低，错位严重[图二十四：2]；图二十五的马画像腿部线条严重错位；图二十六的虎画像上出现三条深浅不一的条带；一些长尾凤鸟画像上有一条横贯鸟身的断裂线。难道这四例尺幅不大的画像和龙纹画像一样，也是将画像分段制出多块印模？这四例画像只是同类画像中诸多样式中的一种，其他样式画像是由一块印模印制，为什么单单这四例要分制多模呢？这不合情理。福建省泉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民国时期印制版画的印模实物，为我们解开这个问题提供帮助。

图二十四  执戈武士画像（高27.3厘米、宽15厘米）

图二十五  马画像（高21厘米、宽23厘米）

图二十六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藏砖上的虎画像（高11厘米、宽19.4厘米）

泉州博物馆收藏的9件楠木印模<8>。其中有一件福禄寿三星印模，长方形，双面阳刻，正面刻福禄寿三星画像[图二十七：1]，背面刻一男（左）一女（右）两位侍者画像[图二十七：2]。印模正面上方横贯三星的头部有一条比较细且稍有弯曲的裂缝，下方横贯三星脚踝处有一条宽而直的裂缝，背面男侍画像上有一条宽而直的纵向裂缝，女侍画像的上方有条很短的裂缝，旁边印出的画像清楚的反映出印模上的裂缝情况。如果只看印模印出的图片，我们会认为印模是断开的，或者是画像刻在两块木板上。通过与文章作者沟通后得知，该印模用单独一块木板雕成，印模的两面各有两条程度不同的裂缝，但印模没有断开。

图二十七  福禄寿三星印模正背面及模印画像（长23.4厘米、宽19.9厘米、厚2.2厘米）

盛荣红拍摄

图二十七：1  正面

图二十七：2  背面

据此，我们认为，执戈武士等四例画像的印模也是由一整块木板制作而成，因为使用时间久了，印模出现了裂缝。使用有裂缝的印模印出的画像，线条自然是断开的。至于武士和马画像上的线条错位现象，我们推测，可能是印模出现了更大的问题——断成两块，工匠对印模简单修整一下坚持用它印完这批砖上的画像。这一点从每个执戈武士画像线条错位程度不同可以得到证实。

作者单位：徐婵菲，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沈 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1>怀履光是第一个提出洛阳汉砖画像印模为木质的学者（怀履光著、徐婵菲译、沈辰校：《中国〔洛阳〕古墓砖图考》页027，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后来许多学者认同这一说法（黄明兰：《洛阳汉画像砖》页6，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的出土与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页51—59。等等）。

<2>下文所用材料与图片，如不注明均来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3>天理大学、天理教道友社编：《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藏品》页134，天理教道友社，昭和61年（1986年）。

<4>吕烈丹：《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印花凸版》，《考古》1989年第2期，页178—17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下卷图版四八，文物出版社，1991年。

<5>安亚伟：《东周王城战国至汉代陶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7期，页41—54。

<6>前揭《中国〔洛阳〕古墓砖图考》，页027。

<7>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块，宜阳文管所4块（洛阳地区文管会：《宜阳县牌窑西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页5—12），故宫博物院2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雕塑馆》页203、204，故宫出版社，2015年），美国尼尔森-阿特金斯博物馆2块（该信息由美国尼尔森-阿特金斯博物馆研究人员提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业部2块（下中弥三郎：《世界美术全集》卷三页83，平凡社，1929年）。长方形龙纹砖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块，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艺术博物馆1块（该信息由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艺术博物馆研究人员提供）。

<8>盛荣红：《馆藏精品民国木印模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年第3期，页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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