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瘟疫一度是每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严重威胁之一。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历史上曾在多个地区上演过。比如，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中心——伦敦。

这是一个夏末午后，伦敦依旧沐浴在暑气未消的炽热夕阳与“腐败”的空气中，约翰·斯诺（John·Snow）的诊所接诊了一名腹痛、喷射性呕吐、米泔样便的患者，一整个下午的抢救才让这名患者从死神手里捡回一条小命，但是持续的高热和脱水最终还是让他一命呜呼。最要命的是，患者的邻居们，也在之后的几天里逐渐被送了过来。

作为医生的约翰·斯诺（稍显头冷）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霍乱不是第一次到访伦敦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之下，却是瘟疫几番肆虐的墟壤。

1831年第一次霍乱疫情，死亡人数6536人，1848年霍乱再度来袭，死亡人数14137人，而1854年，霍乱第三次袭击了伦敦，短短一周时间，斯诺居住的苏活（Soho）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常住人口的1/10[1]。

不断接诊霍乱患者的斯诺换上了更加严密的口罩，开始给整个诊所消毒。

霍乱究竟如何传播当时尚无定论，不过当时伦敦医生们大多笃信“瘴气说”，认为笼罩在伦敦的由土壤散发的“腐烂”瘴气是霍乱的罪魁祸首。

这么说的原因很好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帝国光辉下，是伦敦如同粪坑一般的城市现状，人口的爆炸增长与冲水马桶的应用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与生活的便捷，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排水系统。

霍乱弧菌是难以被看见的，但伦敦街头四处都可以闻到有机物分解后硫化氢混着吲哚类物质的刺鼻“芬芳”确是事实。

然而，斯诺医生却对“瘴气说”充满了怀疑：如果是有害气体导致了霍乱，那么为什么发病的症状是肠道问题而不是呼吸道问题？既然每个人都要呼吸有害的空气，为什么贫民窟的居民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庄园里的贵族的？细心的斯诺医生将病人的住处记录了下来。

伦敦苏活区霍乱爆发地图（其中黑点为死者居住地址）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宽街地区放大示意图（五角星处为水泵）

（图片来源：www.jianshu.com）

通过将区域内578名死亡病例绘制在地图上，斯诺发现，大部分死亡病例出现在宽街（Broad Street）和剑桥街（Cambridge Street）交叉口处的水泵附近，他意识到，或许水源才是霍乱真正的传播媒介[2]：

“在进行点示图分析中，我发现几乎全部的死亡案例均在宽街水泵的短半径中。只有十个案例是围绕另一个街的水泵。在其中五个死亡病例中，其家属告诉我，他们经常到宽街的水泵取水，而不是更近的水泵。在其他三个案例中，三个孩子均去宽街附近的学校读书。

至于从地理位置上属于该水泵的居民死亡案例中，有61名曾经饮用过宽街的水泵水，无论是经常还是偶然……”

——约翰·斯诺在写给《医疗时报和公报》的信

死神游船于被污染的泰晤士河之上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之后的研究当中，助理牧师亨利·怀特海德加入到了约翰·斯诺的团队之中，他很早便致力于推翻疾病瘴气理论，而斯诺的宽街霍乱患者地图也促使他坚信霍乱是通过被污染的水源进行传播的。

两人使用人口统计学研究的科学观察方法也成为了之后兴起的流行病学的发端。[4]在确定了宽街水泵是霍乱的源头之后，约翰·斯诺向圣詹姆斯教区监护委员会报告了自己的发现，委员会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宽街水泵的把手被卸下。

此后的几天，不得不使用其他水泵的宽街居民中没有新发病例出现，霍乱在Soho区的爆发得到了控制，这尊死神第三次收起了自己的镰刀。

水泵被破坏后，霍乱的传播途径被有效切断，疫情得到了遏制。斯诺的“死亡地图”发表后，人们也不再从神学和道德的角度去解释疾病，而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和控制。

斯诺的方法也为现场流行病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流行病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此后的疾病爆发的溯源与防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

宽街水泵纪念雕塑（仍旧没有把手）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现代医学的努力下，霍乱、天花等带来过无数灾难的传染病也逐渐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然而诸多新发传染病却依旧在世界各处肆虐，2003年的SARS，后来的H1N1，非洲的埃博拉，中东的MERS，还有2020年初这场在全国范围掀起轩然大波的SARS-CoV-2。

每一次疫情的有效控制，都离不开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基础医学多学科的共同努力；每一次疾病的爆发，也都会以极大的代价促进生命科学发展和卫生体系的进步；而每一次战胜疫情，也都会给卫生事业的建设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期待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能尽快结束，中国的疾病控制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形成更加科学的观念，与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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