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罗荣桓、贺龙、聂荣臻（从左至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3年12月15日晚通宵下大雪，16日晨北京城已是银装素裹。天刚亮，传达室的王老头就敲门喊我。我急忙穿好衣服，踏着厚厚的积雪跑去接电话。朱政科长说有急事，要我立即赶到景山后街地安门西大楼门口灯塔。见到朱政，他说罗荣桓元帅的病情加重了，马上去北京医院，首长们有事情交待办理。

到了北京医院罗帅住的病区，看到医护人员来往穿梭，眼睛红红的，彻夜未停地全力在抢救罗帅。我俩在离病房不远的一间休息室待命，等首长们来。上午8时30分，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来医院探视。医生们向他们报告了罗帅的病情。此时罗帅的肾已经无功能了，其它器官也不正常，出现了全身性的奇痒尿毒症状，血压、心跳时高时低，人处于昏迷状态。首长们向医生交待，要想方设法努力抢救罗帅。肖向荣主任交待立即把罗帅的病情向各位老帅报告，并通知三总部的有关领导来医院探视。我们立即电话通知厅值班室照肖主任指示办理。上午9时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傅钟上将、甘泗淇上将、总政二级部的首长，以及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首长都陆续地来到医院探望。由于病情逐渐加重，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回天无术，在他的战友贺龙、张爱萍、甘泗淇、梁必业、肖向荣以及他的夫人林月琴和子女守护下，于16日下午2时37分与世长辞，一颗闪亮的帅星陨落。

罗荣桓与妻子林月琴

12月16日下午，罗瑞卿、谭政大将主持，邀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有关领导参加，共同研究罗帅的丧事办理。当时国家还没有制定办丧事的规定和程式，经验的积累也不多。罗帅是第一位去世的元帅，规格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按照1950年底去世的任弼时同志的丧事规模和程式办理，即三段式的程式:遗体告别、吊唁、公祭大会。我们照此给毛主席、党中央呈送了治丧报告，并由新华社于当日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罗荣桓同志逝世的讣告》。几天后，毛主席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也是毛主席唯一的悼念元帅诗。

毛泽东手迹《吊罗荣桓同志》

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向罗荣桓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2月19日下午3时，在北京医院进行，参加告别的人数为2000人(因为地方太小，车辆进出很不方便)。19日，军委在三座门继续召开办公会议扩大会，处长和秘书们都去为会议服务，当时就安排我一人去告别室服务。我于当日下午2时半到达北京医院临时布置的告别室，先进去看了看，只见罗帅安卧在鲜花丛中，身着元帅礼服，下半身盖了一个白布单子(那时还没有遗体盖党旗的规定和先例)，告别室内摆放了花圈。约在2时40分，肖向荣来了，陆续林彪、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五位老帅来了，我把他们引进临时布置的休息室内坐下，老帅们齐声向肖发问:“各大军区、野战部队、海、空军的基地如何悼念罗帅呀！”肖报告说他起草了一个电稿正在传阅中，示意我把电稿拿来。正在这时告别室门口的电话铃声响了，我马上去接电话。一听是毛主席的秘书高智打来的。高问我是谁?我报告说:“我是军委办公厅在此值班的秘书傅学正。”高说:“是你呀!我们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高智是1950年我在中央机要处当机要员时的股长，我1954年进了中南海后，经常在游泳池门外见到他。放下电话我跑去休息室，向老帅们报告说:“刚接到毛主席秘书高智的电话，毛主席从中南海出发了，一会就到。”几位老帅看了看手表，离座走出休息室，肖向荣引领老帅在告别室门外左侧一字排开，等待毛主席的到来。

罗荣桓夫妇和孩子们

我聚精会神地站在告别室门外右侧，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声。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又想到毛主席马上就到，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毛主席要来，医院内一级警卫，全面戒严，不准人们来回走动。似乎空气也高度紧张。罗瑞卿总长为前导，向毛主席敬礼，问好。同毛主席一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在罗瑞卿的引导下，毛主席一行和老帅们鱼贯进入告别室。在罗帅遗体前站定后，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侯春怀副局长发出“默哀、三鞠躬”的口令，然后绕行遗体一周。毛主席激动地与罗帅夫人林月琴、子女罗东进等握手表示哀悼与慰问。大约在3点20分毛主席离去。

身处逆境住在京西挂甲屯的彭德怀元帅也悲痛地赶来，向自己的老战友鞠躬哀悼。

5时10分向罗帅遗体告别结束，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老帅们再次来到告别室，鞠躬哀悼目送罗帅遗体抬上灵车，祝罗帅一路走好!

——摘选自2005年12期《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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