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北京颐和园，年轻人在公园里跳舞。王文波／摄（视觉中国供图）

1914年，中央公园（北京中山公园前身——记者注）董事朱启钤（右一）等人在园内新建成的春明馆前留影。这一年的10月，由明清“社稷坛”改建成的中央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旧影志工作室”供图

2007年5月，北京龙潭湖公园。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郑萍萍/摄

少年时，我和父母生活在郊区大院，进一趟城，往返要搭乘近5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即便这样，每年，他们都要找一天带我去城里的公园见识见识。那时，逛公园算得上是家里的一件大事，提前几天，母亲就开始准备出门的物品，父亲开始借相机、准备胶卷。

我对公园有限的记忆大都印在了照片上，它们整齐地贴在相薄里——我一会儿搂着妈妈的脖子、一会儿坐在爸爸的腿上；有时咧着嘴笑，有时拉着脸刚哭过的样子；照片中不是骑在丑陋的熊猫玩具上，就是坐在假山、湖边之类的风景里。大概，每家的相册里都少不了这样一张在公园里拍的照片吧。

换成今日的眼光，郊外的生活比城市不知惬意多少倍。但那时，公园就和百货商场一样，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精致、先进、文明的城市生活的想象，甚至成为一个国家“对外展示的窗口”。

1974年，罗兰·巴尔特一行6人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华参观访问，他在《中国行日记》里记录了5月1日游览北京中山公园的见闻：

在公园里，每一侧都有演出。小女孩儿们的舞蹈，她们都拿着大束黄色鲜花，装扮成快乐的女工。

……

在一侧，很美：湖水、灰墙、垂柳、黄褐色屋顶和无光泽的玫瑰红庙宇。

我们坐在松树下的马扎儿上，时间是10点30分，天气非常宜人。

两位男军人歌手，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唱歌。阿尔巴尼亚歌曲。一位是胖子，一位是瘦子，嗓音很漂亮。

除了罗兰·巴尔特一行，当天还有来自柬埔寨、缅甸、刚果、墨西哥、日本等国的外宾受邀参加了“五一”游园活动。《人民日报》刊登了相关的报道，“节日庆祝活动的主要场所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公园里悬挂着‘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巨幅标语。50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这里举行盛大的游园联欢……”

这些碎片般的文字，为我们拼凑出当时北京城市生活的一角，中山公园便成为这段曲折而缓慢的城市发展的见证。

很多城市都有一座叫做“中山”的公园

1914年10月, 在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的积极推动下，与故宫仅一墙之隔的中央公园（1928年更名为中山公园）对大众开放，这是北京市政建设史上第一次为市民提供公共空间，开放首日吸引了“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蹴瓦砾、披荆榛、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蹀躞柏林丛莽中。”（《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

“公园”在当时的北京乃至中国都是一个新兴的名词，设在中央公园里的茶座更成为城中时髦的去处。前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物理学专家夏元，语言学家汪怡，还有钱玄同、傅斯年、林徽因、张恨水都是茶座的常客。他们有的喜独自一人仰天而坐，也有人喜欢天南海北、高谈阔论。

常去的人们，大半都彼此相识，那些天天去的，甚至得有“公园董事”的雅号。而作为中央公园真正的董事，朱启钤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遭遇了种种非议，但他一直按着最初招募启事上所写的理想去实践他有关现代城市公园的理念——“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裨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内俗”。

北京中山公园的前身是明清两朝的“社稷坛”；上海中山公园的前身是英国商人1914年建成的私家花园……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全国以“中山”命名的公园多达260多个。加拿大温哥华市也有一座中山公园，建成于1986年，牌匾上的4个字是宋庆龄亲笔所题，而造园所用的材料大多从中国采购。这座中山公园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2011年全球最佳都市花园。

保证城市不被窒息的不是公园，而是流动的空气

人类从自然走向城市，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堡垒、庙宇、市场、花园……城市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也正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过程。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园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不仅仅是城市的一种配置，更多的是一种姿态，是实现都市理想的一种机制。它萌芽于18世纪末，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推动下，逐渐清晰起来。它具有“市民阶级的解放运动”的“启蒙主义”的一面，促进和提高民众教养；它的浪漫主义又寄希望于将“教育”融入“自然”。

这其中所展现出来的启蒙性、教育性，来自于18世纪末的哲学、美学、造园学者希尔施菲尔德。在他看来，“在城市，至少应当有一个或者数个大型广场，那里是民众在愉悦或者痛苦的时候都可以去聚会攀谈的地方，各个阶层的人，一方面可以学到教养、低调，谦虚的态度；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和善的友情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在那里还可以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或去享受广阔的天空和自然美景。”

从一开始，现代公园就被赋予了太多的期待，教化民众、舒缓压力、净化空气、改善环境、增强健康、活跃社区……

雅各布斯在被视为城市文化圣经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半开玩笑地写道，“真正保证城市不被窒息的不是公园，而是大量的在我们周围流动的空气。”

寄希望于修建一座公园便可治愈城市无序发展的顽疾，正如抱有一切从头开始的希望走进理发店一样，不切实际。

2016年6月，上海中山公园实行24小时全天开放，公园通过物防、人防、机防、犬防等措施对游人安全进行全方位保障，并引入了“SOS紧急呼叫系统”。

通宵开放后，确实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夜跑族”，但在同济大学景观学系副教授刘悦来看来，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他认为，公园的性质不同于医院、商场、餐饮场所、超市便利店，是否需要24小时开放，不仅仅要考虑人的因素以及经济成本、治安等问题，还要考虑夜间开放对公园自然生态、动植物栖息等的影响和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

事实上，任何公园都不能代替城市的多样性。

公园可以是赏心悦目的风景，也可以是周边社区的经济资源，但最终它会成为周围环境和人们行为方式互动的产物，或相互支撑，或被破坏、衰败。上海的人民公园、北京的菖蒲河公园，都被使用者彻底地改变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了快速通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我国的城市达到672个，比40年前的1978年末增加了479个。其中，户籍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4个，300万～500万人口的城市有16个。

伴随着急剧增长的人口规模与城市发展，包括不同种类公园在内的绿色空间的重要性反复被强调。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绿化祖国”运动，到改革开放后“园林城市”的创建，再到“绿色城市”“美丽中国”的推进，以及2018年“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努力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公园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有城市公园15633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4.1平方米。

这里承载着城市生活中最琐碎的日常

玉渊潭公园没有围墙，出入自由，成了理想的朗诵地点。我们事先勘查，选中了一块松林环绕的空地，其中有个土坡，正好做舞台。黄锐画了一幅抽象画，绷在两棵树之间做舞台背景……

我们请了一些年轻人帮我们朗诵（诗歌），其中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

同年秋天，我们又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朗诵会，听众有近千人。（《八十年代访谈录》）

文中所说的是1978年的玉渊潭公园，草地、微风、诗歌、聚在一起的年轻人，多么浪漫的画面。而现实是，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分布在街头巷尾的公园绿地，承载着城市生活中最琐碎的日常——跳舞的“北漂”老人、蹒跚学步的孩子、堆着笑脸的售楼小哥、打盹的外卖员、穿着荧光衣的夜跑族、牵着半人高猎狗的肌肉男，还有夏日夜晚，在公园长椅上凑合一晚的流浪者。公园为城市创造美好，也接纳着城市的另一面。

但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和改造中，迎合“观看”的需要，被放大成景观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一些政府和商业机构，在商业效益的指挥棒下，挖空心思地寻找视觉和体验的多样性、刺激性。公园、绿地、公共空间沦为空有其表、制造美学假象的借口，城市文化的多样性，甚至面临着被标准化的风险。

在东京，有一座名为草原的公园已经存在27年了。这里没有一般城市公园的地面铺装、市政座椅和儿童设施，乍看上去，有些简陋。作为这座公园的发起人，下中菜惠女士和邻居的初衷，就是建立一个像草原一样的公园，没有人工游乐设施，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做。为了说服意见不同的居民，下中菜惠和邻居们承担了公园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他们希望创造出真正属于使用者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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