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60年，中国立法体制和立法程序不断发展完善，渐趋成熟。截至2014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已有242部，为依法治国筑造了根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3个法的层次、7个法律部门已经形成，实现了法治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从1979年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以来，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在立法领域曾工作过30多个年头，亲身经历了不少法律的立法全过程。在他看来，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不断发生着变化，集中体现为确认公共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并重；效率与公正并重；实体立法与程序立法并重。同时，立法方式走 向开门立法、听证立法，立法过程更加透明、民主，立法质量不断提高。

中国法律体系循着改革开放路径不断完善

“说到立法， 不得不提及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7部法律。”张春生回忆说，文革过后百废待兴，当时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抓紧立 法，“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草拟完成了7部法律，创造了世界立法史上的奇迹。这7部法律主要分为3类，一是恢复国家秩序的法律，如刑法、刑诉法、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二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等；三是促进对外开放的法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

自此，中国逐步进入立法快车道，法律体系的概念日益明晰。“从1979年起步的立 法，并没有一个法律体系的框架设计，当时更多地还是本着客观现实的紧迫需求进行立法。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张春生回忆说，这个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加大了民法、商法、经济法领域的立法任 务，“从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到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保障，民事和经济立法被摆在了第一位，制定或修改法律法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改革开放这根主线。”

“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走了一条改革实践到立法的道路。”张春生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立法进程，是一个 从实践中产生认识，再通过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最后用比较成熟的理念来制定法律，而不是由某个机关或个人事实设计法律，“特别是民事、商事和经济法的立 法，始终是循着改革开放的路径在前进，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

每部法律出台的背后总是伴随着争议

从零起 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每部法律出台的背后都凝聚着立法者的汗水和付出。“记得1979年我刚到全国人大，就赶上7部法律的集中拟定。当时，争议 之一就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张春生回忆说，由于此前没有中外合资的经验，立法时对外资投资额可不可以超过49%产生了激烈争论。

“受到传 统观念影响，很多人坚持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以把合资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上。因此，最初的草案中就规定了外资投资比例一般不得越过49%。但在讨论时， 荣毅仁委员认为如此规定势必降低外资投资中国的积极性，应不作限制规定。”张春生回忆说，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也同意这一意见，最终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 议的草案就改成了外商投资比例“不低于25%”。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商品经济发展，经济领域的立法过程中争议不断。“最典型的例子是商标法， 过去我国在商标注册上采取的是强制注册制度，商标很大程度上是产品质量的保证书。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标注册是否仍采取强制的手段，在立法时就产生了很 大争议——有人提出还是要强制注册，保持商标制度连贯性；但也有人认为商标注册应自愿，这才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张春生说，最后经过几轮调研，常委会把握 住了一条原则——自愿，并同时确定了先申请的原则。

今后立法应更加注重提高法律有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 的、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张春生认为，我们的法律体系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处理好稳定性与变动性、前瞻性与阶段性的关 系，“尽管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

“过去，立法中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思想上的僵化 和旧体制的桎梏，但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立法遭遇的阻力也呈现出不少新的变化。”张春生认为，立法必须遵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但认识和把握规律并非易 事，“当今社会变得日益复杂，配置各社会关系主体权利义务的难度大大增加；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不同利益群体形成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关主体对维权意 识的日益增强等等，给平衡各方利益带来难度；经济外向度越来越高，也势必影响到规则体系。”

“今后，立法应更加注重提高法律的有效性。”张春 生表示，目前不少拥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都在立法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比如上海在自贸区立法时，就将法律法规的制定放在整个改革变化的大背景中，让法律适应 改革发展的需要，具备可行性，“这方面，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有能力也有义务探索好的经验做法，向全国推广。”

文汇报记者 刘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