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场域内不乏城市的身影，但城市本身尚不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关注重点，鲜见将城市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联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研究领域，目前最为“靠近”区域国别研究的当属外国城市研究，而区域国别研究鲜少单独讨论城市话题。至于全球城市研究，在理论范畴上首先是经济学，其次是全球治理，单独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对话还较少。但客观上，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大量的具体城市，因此，城市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交叉融合，未来区域国别研究中拥有可能的城市研究增长点。为找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定位，本文试分析如下：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不是简单的外国城市介绍

在中国学术界，区域国别研究被认为拥有“‘外性’——关注中国之外的研究对象，‘广性’——尽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是以中国为主体，观察外部世界的新学科。我们要考虑到，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实际上已被推上在区域和国别发挥作用的地位。因此，一定要强调其从城市角度发挥着哪些区域影响和国别影响。

“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全面了解”，这一论断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全面了解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区域城市的要求，但区域、国家的数量总是可以控制在一个两位数或百位数的数量级，而城市则往往不能做到这样一个层面的数量级。因此，从研究“单元”的角度而言，对国家和区域的全面了解，还是可以体现主权高度的综合概括性。而城市则因其本身的数量和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需要，则主要还是偏向相对细节化问题（如城市规划与建设、城市交通、城乡一体化发展等）上的研究，具体的城市场景是不可或缺的，对主权高度相关问题的讨论极其有限。

这里提出的“主权高度”问题，不是一时起意的。历史上，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近代早起欧洲列强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成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期间的全球争霸与区域争夺，以致区域国别研究有“帝国之学”或“大国之学”的特殊论，研究内容上也可以分广义和狭义。但无论如何划分，服务于大国战略，从“大国主权的高度和水准上”看所研究区域、国别的域内之真，是题中之义。

做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这种“主权高度”和城市问题必须相结合。城市研究议题中有哪些是直接服务于主权事项的呢？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城市的全球联系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一般城市虽然不拥有主权（城市国家除外），但涉主权事项却相当多元。垂直体系上的国防、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经济、社会、文化重点领域的国家布局、布点；国家级的大科学装置、大型基础设施，都需要“嵌入”具体的城市“装置”之中，加之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资源的充分汇集。使得这些城市发挥诸如“国家中心城市”“国家级都市圈”的具体作用。这些城市的影响力，就可以说处于国别区域研究所直接关注的范畴了。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城市不会是，也不能是简单的、平面式的外国城市介绍，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在主权高度上看中国之外的区域、国别城市发展，也许是当下我们对国外城市开展研究的新使命。

如何开展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的研究

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开展研究，首先，在学科意义上，要注意辨析“城市科学群”的30多个独立学科中，到底有哪些容易对接进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哪些又不太容易放在区域国别范围内。其实，和区域国别研究有类似性，城市研究也是一个相当交叉的学科，甚至是学科交叉尤其突出的学科。当区域国别研究和城市研究“握手”之时，交叉又交叉的学科“互访”感极强。其实，按照城市学的逻辑，区域国别研究也就是“区域国别科学群”——区域国别学是独立的综合学科，包含在“区域国别科学群”之内，是这个科学群的牵头学科。正如“城市学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它包含在城市科学群之内，是一个牵头学科”的论断。在“城市科学群”中，既有自然科学学科，如城市建筑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园林学、城市设计学、城市生态学；也有社会科学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人口学等等。“区域国别科学群”由区域国别学抓总，不断产生理论引导，而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语言、宗教、历史、法律” “新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社会、元宇宙”等等，使得区域国别研究充盈起来，在学术资源上高度交叉融合，相互启发。将城市放入区域国别，就会有区域国别的城市地理、区域国别的城市规划、区域国别的城市社会、区域国别的城市经济、区域国别的城市管理、区域国别的城市人口等，这可以形成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以课题、书系、资政报告等形式呈现。

其次，对城市研究中既有的涉及区域、国别研究资源进行整理、组合、重列等。在城市研究领域，有大量的国别城市发展数据、全球城市指标排名（通过全球城市指标排名会比较容易地分析区域范围中的城市），而且因为这些排名的新闻效应强，传播频率高，往往都在长期更新。如城市研究领域的几大综合性排名：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森纪念财团“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GCI）；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GUCP）等，都已具备相当影响力，可对分项进行的区域国别城市研究在“主权高度”和“数据广度”上发挥积极作用。国别城市发展数据方面，收集整理各国主要的城市研究机构研究对国内城市开展的研究报告，也可以形成有效数据库和数据集，以助研究所需。

第三，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目的的外国城市实地调研。区域国别研究中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莫过于开展域外实地研究。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目的，站在为大国对外交往服务的基础上，不断扎实开展面向区域国别重点城市、“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田野调查，是将城市放入区域、放进国别开展研究不可替代的内容。域外实地的区域国别城市调研，还可以充分发挥城市研究中的城市社会学、都市人类学功用，不断探索新的区域国别城市研究知识生产模式。

未来城市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能否形成范式互鉴？在这个问题上，首先看城市研究的未来方向。未来城市研究面向“信息技术影响、大数据应用及人本需求三者交织的领域发展”。但是，在数据驱动还是人本驱动这种范式问题上，城市研究学界仍是争议不断。反观区域国别研究，在站稳大国之学立场的基础之上，将作为“包罗万象的大学问”和“针对某一国家和区域、某一专业领域、某一具体问题的小学问”组合成的整体，集中推进。从区域国别学“以国别和区域为研究对象”的主权高度出发，城市研究也许就不会纠结于数据驱动或人本驱动问题。但人文关怀、人本需求，最终落脚到人类——那些鲜活生命的集合的发展和进步上，应当也是区域国别研究在范式驱动上的终极追求。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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