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刻书史》首发式举行

在今天（7月1日）开幕的江苏书展上，由苏州市新闻出版局、凤凰出版社主办的“刻书与文脉传承”论坛暨《苏州刻书史》首发式隆重举行。

《苏州刻书史》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所教授陈正宏主编，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卿朝晖担任副主编，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天一阁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苏州图书馆等教学科研机构从事版本学和书籍史的十位作者共同撰稿。全书九章，共四十馀万字，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苏州的雕版印刷，自五代起就声名在外，发展到民国，前后绵延一千年。《苏州刻书史》是学界第一次以传统文献学的实证方法，对苏州刻书进行贯通古今、系统全面的梳理，力图实现技术、艺术和学术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全书依照苏州刻书本身的发展衍化过程，划分为八个时段，各成一章。现存最早的苏州雕版印刷实物指向两宋时期，元代的官刻、私刻延续两宋馀韵。明清两朝的各个时段见证了苏州刻书的兴衰起落：由明初徘徊萧条过后的恢复发展，中期苏州式刻本的辉煌开拓，晚明私坊刻书的繁花似锦，到易代之际毛氏汲古阁、席氏扫叶山房等家族与书坊的前后接力，乾嘉时代对精写精刻的孜孜以求，再到晚清民国时期私家刻书对文雅传统的坚守，构成了悠长而明晰的发展脉络。第九章则放眼全球，通过现藏于东西方各国图书馆、博物馆收藏机构中的苏州刻本等角度，考察苏州刻书对世界的深远影响。

除了宏观的史的脉络，全书的各个章节均以现存古籍实物为主要依据，并配以相当数量的高清彩色书影，呈现苏州刻书的多重样态，让读者近距离感受苏州古籍的温度与魅力。

在苏州刻书史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苏州刻书的字体。我们今天常用的汉字标准字体——宋体字，其实与苏州有着莫大的因缘。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地方文献研究所主任李开升就曾对明代中叶刻本进行过系统性调研，他在本书第四章中论述了宋体字在这一时期的形成始末，发掘其背后的推动性力量，并结合实物与史料，详细梳理了以宋体字为特征的苏州式刻本从弘治末年形成到嘉靖以后风靡全国的发展历程。宋体字之外，清代的苏州刻本在写刻字体上的创新同样值得关注。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的，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幸。在本书的第七章中，她不仅明确地区分出清代写刻本中的“欧字”和“软字”，解读二者各自的发展路径、细微差异以及与吴门地区的关联，还观照了别有风味的名家写刻本，其中对雍正年间苏州写样者邓弘文的字体及其影响的相关研究，使“仿宋体”的源流得以明晰。

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和严谨的考证，本书也提供了不少超越前人的认识。如由苏州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孙中旺撰稿的第一章，发现李白杜甫流传至今的别集祖本以及在当时广为流传的韦应物、陆龟蒙、苏轼的诗文集均诞生于两宋时期的苏州地区，凸显了苏州刻书的深远影响。由上海博物馆金菊园博士撰稿的第三章，从内府刻《元史》中发掘出的一批苏州刻工及版心下方的“苏州”字样，为明初苏州刻书的停滞提供了新的解释。而由主编陈正宏教授撰稿的第九章第二节所揭示的始于境内延及海外的“姑苏原板”现象，则以充分还原历史的姿态让苏州刻书史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元。

将苏州刻书放在中国乃至东亚汉籍刊刻史中进行考量，是全书的另一大特色。书中对明代中叶苏州式刻本向外辐射过程的探究，苏杭宁徽等地刻书互动的考察，以及宋体字在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以及欧洲的传播与流变的梳理等，昭示出延续千年的辉煌中所必然包含的开放与包容，更彰显了全球化视角下的苏州刻书史所独有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苏州刻书史》的出版得到了苏州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的大力支持，被列为苏州艺术基金的扶持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大部分作者，都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在本书中所承担的部分，多与他们此前各自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本书的两位副主编孙中旺、卿朝晖先生，均来自苏州图书馆古籍部，他们熟悉苏州的历史发展与文献遗存，在两年前主办“册府千华——苏州市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古籍实物版本信息及相关史料，成为本书部分章节论述的基础。因此，尽管本书从发凡起例到出版问世仅短短两年，其间又遭逢世纪疫情，访书交流多有不便，但沪苏两方撰稿团队仍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完成这一具有显著创新性的成果。

在本次“刻书与文脉传承”论坛上，《苏州刻书史》主编陈正宏教授、副主编孙中旺研究馆员和主要撰稿人李开升副研究馆员、郑幸教授，与南京大学徐雁平教授和本书编委、上海图书馆郭立暄研究馆员一起上台接受访谈，从不同角度向到场听众阐述了《苏州刻书史》撰写和出版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苏州这座城市而言，她所独有的温文尔雅的气质，以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迹名园为外化形式，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景致背后深藏的延续千年的书香。这部《苏州刻书史》在嘉惠学林的同时，也将成为让苏州人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所处城市的一个全新入口，也是让全国人民乃至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境外读者通过纸墨和汉字重新认识苏州，体味最具优雅格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绝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