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概念经常被等同于善的概念，于是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

资本主义的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不是哲学、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根据自身的本质，率先为人类的身心健康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加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人类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罗伊·理查德·格林克在《谁都不正常：文化、偏见与精神疾病的污名》中如是说。最为明显的现象是，早期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变使得此前能够获得家庭和社会环境照顾而“隐形”的精神疾病患者成为“显性”的监狱的罪犯或收容院的居民。这期间，各种语言中也需要发展出相应的术语。如在法语中，“精神错乱”（folie）这个字以前还有另一层意思，指一个人缺乏遵守社会和经济生活规范的能力。十八世纪后期，欧洲监狱改革者和医生首先发现了法律和行政体制在定义上的错误。他们提出，必须明确区分监禁刑事罪犯监狱和精神疾病患者的收容院。

所谓“正常”或“不正常”的定义与标准，在医学、社会及文化语境中各有区别和发展。人们在使用这一判断标准时，实际上已暗中启动了污名化。污名是一种社会机制——社会使得它的一些成员感到耻辱，并将他们边缘化，进而剥夺了他们参与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因为他们的言行与社会所制定的理想背道而驰。这种惩罚机制不仅会伤害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也会伤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而被这个社会定义为特立独行的人们。格林克指出，对于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体制认可的健康劳动者，并为它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污名机制便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中背离社会道德的成员，成为众矢之的。

在社会公正与人道主义的语境下，学生问格林克，“难道没有人是正常的吗?”他回答说：“没有。谁都不正常。”在书中，格林克从资本主义体制、战争和精神疾病的医疗化考察了精神疾病概念发明的历史，污名机制给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的痛苦和不公，战争和灾难给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及精神科在诊治方面的发展，描述了神经多样性给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和创造性。

战争会让人们更关注精神疾病。格林克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两次海湾战争对于美军官兵精神健康的影响。战争使得精神障碍被看作对于环境压力的反应，因而得到了社会更为普遍的接受，相应的污名现象明显减少。同时，因战争导致的后方空缺的工作岗位也会由战前因精神疾病而失业的人们填补，而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体制中合格的劳动者。战后，这些暂时进入了就业领域的精神病患者又必须让位给离开军队的健康人员，战争带来的精神疾病患者也因此失去了就业的机会，并同时成为接受医疗护理和领取社会福利的人群，这些因素又成为污名机制的支柱。

二战后，美国曾经历一个“顺从的时代”（Age of Conformity），人们都热衷于遵守社会生活中既定的传统，积极地让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地“正常”，甚至不惜为此放弃自己的个性。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受到战争创伤的士兵只有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社区的理想标准，才能被看作“正常人”。于是，“正常”便成了一件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成为污名机制的万能杀手，轻而易举地伤害那些“适应能力”不足，不能“融入”社会的人。与此同时，正常的标准当然不可能、也从未得到科学的定义。也就是说，污名的受害者永远都处于一场不公平的竞赛之中，永远都会是失败的一方。1953年，作者的祖父老罗伊·理查德·格林克（作者与祖父同名）认为，这种热衷于“正常”的心理基础在于其时美国人无法接受变化和多样性的共性。

实际上，科学操作能有助于减少污名现象。格林克举日本的术语变更为例。1993年，日本全国精神病家庭联合会要求日本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协会为“精神分裂症”寻找一个新的术语。2002年，精神病学家们通过各种科学活动，最终将旧的术语改为“统合失调症”，含有身体“整合障碍”的意思。这样的语言策略也大大地减少了污名的伤害。

一些传统社会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在人道主义方面能给今人带来很大启发。格林克记录了如下事例。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均纳西族人塔姆左生活在纳米比亚沙漠中，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他既相信村中萨满，接受帮助，同时也会每月徒步到十二公里外的西医医院领取药物。全体村民们都了解他的状况，但村子里完全不存在任何污名机制。九岁的格实住在另一个村子里，患有孤独症，但村中家长们都会教育自己健康的孩子们，不能欺负格实，甚至被他打的时候也不可以还手。当被问及在他们身后谁会照顾格实的时候，全体村民全都摸不着头脑，最后，格实的父亲指着他的邻居们回答：“我们总不会全都同时一起死掉吧！”在韩国，因为恐惧社会的污名效应，母亲们宁愿承认自己是不称职的坏母亲，也不愿承认孩子的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只是一个人的一部分，而不是他/她的全部，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将一个人大脑的健康程度作为判断他/她整体个性的标准，就像仅仅通过一个人的基因、种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来判断他/她一样过于简单化和非人性化，降低了人的价值。”格林克说，今天，在各方推动下，世界各地的社会确实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正常”也变成了一个古老而又过时的概念。二十世纪末至今，无论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平等军装”计划，还是美国、德国的高科技公司招募神经多样性人士，新的态度和策略不仅使得这些在资本主义初期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不正常”人士成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认可他们的与众不同的同时，认识到他们的能力和创造性对于发展社会多样性的深刻意义。与此同时，他还强调残疾人活动家苏诺拉·泰勒追问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权“不工作”。她的意思不是指什么都不做、彻底“躺平”的权利，而是指无论是作为艺术家、律师、志愿者还是全职父母，以及许多其他可能的职业身份，人们应该拥有不介入某种雇佣劳动形式的权利。显然，这种权利将会颠覆资本主义体制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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