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上期《文汇学人》（2023.1.7）上王邦维兄回忆周一良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1996年他去莱顿见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以及许理和谈到《佛教征服中国》的日文版，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2000年，我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访问，在那个安静的小城，一面体验着这里秋冬之际的日短夜长，一面连日修订即将杀青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突然有一天，鲁汶大学汉学系的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提出，要陪我去他的家乡安特卫普和他的母校莱顿大学看看，而我也正好要去看十五十六世纪安特卫普印刷世界地图的工厂，和莱顿所藏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赠书及图画，于是便一同先到安特卫普，后经阿姆斯特丹，到了向往已久的莱顿。      

那天傍晚后才到莱顿，匆匆下榻河边一个民居的阁楼，天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好早早睡下。第二天一早走到莱顿大学，见到钟鸣旦，他很高兴地说，他的老师许理和也想见见我，我当然喜出望外。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是我早就读过的，我一直认为，这是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来最好的中古佛教史著作。一直以为他年纪大了，想来已经退休，不容易见到，乍一听说能见到许理和，真是太高兴了。上午，我在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看了一阵高罗佩捐赠的藏书后，就到许理和的研究室。当时他虽然已经近八十岁，但是精神还很好，随意谈了一下佛教史研究（这是我有兴趣的）、天主教传教士研究（这是钟鸣旦有兴趣的）和我们共同认识的学界熟人（当然包括周一良先生）之外，他知道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还算熟悉，便兴致勃勃带我穿过走廊，去看他们收集制作的荷兰早年有关日本图像的幻灯片，密密麻麻几大柜子，很让人吃惊当年荷兰人居然这样惦记日本，怪不得日本有所谓“兰学”。这些早期荷兰人绘画中的日本让我大开眼界，也联想甚多，原来，历史记忆、异域认识、世界想象，是可以通过这些图像再现的，这成了我后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推动“域外所藏有关中国图像”方向的灵感来源。

葛兆光与许理和

毫无疑问，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是我们必然聊到的话题。王邦维兄提到日文译本一事，也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我在1995年第二次访问京都大学的时候，セリカ書房刚好出版了田中纯男等人的日译本，日本学者翻译向来严谨，不仅会仔细校对更正原著的失误，增添必要的注释，而且会为日本读者提供相应的背景知识。我当然马上买来一册，只是因为即将回国，没有细读便放进行囊。没想到，回到国内仔细翻阅，却发现这一册居然出现了日本出版业很少有的漏页和错页，于是立即写信给出版社。让我很感动的是，不到半个月，セリカ書房很快寄来了书，而且附了一封诚恳的道歉信。      

有趣的是，这部错版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而当年中译本译者裴勇先生和李四龙先生，在翻译英文原本的时候，需要参考日译本，向我借阅的，正是这部有漏页和错页的书。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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