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要在“三个第一”与“三大战略”中发挥排头兵作用，为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破解“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作出贡献。

助推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并重塑国际竞争格局。当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分量不断增加。毋庸置疑，国家间实力竞争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能力之争。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位列世界第11名。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2》中，北京超越伦敦居全球第3名。这些都表明我国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的差距不断在缩小，但也要清醒看到，中国离世界主要科学中心还有不小距离。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有一定规律。1962年，日本科技史学者汤浅光朝在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的启发下提出了著名的“科学中心转移理论”，认为当一国科学成果超过同期世界科学成果的25%时，该国即为世界科学中心。自16世纪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发生过五次转移，依次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大约以80年为一个兴替周期；但这也并不绝对，例如美国久居世界科学中心已逾一个世纪仍未见衰退迹象，科学成果占同时期世界总数60%以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抓住了人才这一核心要素，长期占据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网络的主要目的国与中心节点的地位。

世界科学中心本质上是顶尖科学家在特定空间范围的规模聚集效应。不言而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汇聚顶尖人才方面有着独特优势。据学者统计，二战以来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高校，那些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中有70%也诞生于高校。科睿唯安（Clarivate）发布的2022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显示，中国内地入选1169人次，其中约80%来自高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以571人次的记录占高校入选人次的61%。如果说科技创新是重塑世界科学格局的关键变量，那么拥有大批顶尖科学家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无疑是加速21世纪世界科学格局大变迁的强劲助推器，必须充分发挥其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作用。

培育中华民族源头创新能力

原动力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先天创造力和内生驱动力，它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或者求知求解欲。没有原动力，源头创新就无从谈起。所谓源头创新，是指在基础研究中做出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推动科学知识体系变革，造福人类社会。最大限度地释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原动力，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一是遵循好奇心驱动创新的规律。要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培育源头创新能力。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如何做好基础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科学家的精神家园，应以长远眼光平衡好奇心驱动（波尔象限）与目标驱动（巴斯德象限）的研究，鼓励探索、宽容失败，为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提供宽松、安心的工作环境，为基础创新提供激励保障，尊重与呵护科学家的好奇心。

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形成。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科学共同体是遵从相同研究范式的科学家集团，所谓的范式包括共同信念、学术规范、社会建制等。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概念由科学共同体发展而来，反映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发展、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产学研联合攻关、区域协同创新治理、全球创新网络协同构建等趋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其中应发挥创新推动作用。

三是增强源头创新自觉。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科技成就，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北宋之后由盛转衰，至明清时期已鲜有重大发明创造，与同时期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引出“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只在欧洲发展出来？而当中国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之时，又迎来“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国内的大学老是冒不出有独特创新的杰出人才？这两个问题成因复杂但都与源头创新文化精神不足有关。因此，即使在中国科技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再怎么强调源头创新的重要意义也不为过，只有不断增强源头创新自觉，才能重振中华民族的科技自信。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技创新体系的支撑，离不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原动力作用的有效发挥。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筹划。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进一步发挥学科、人才、平台优势，深入研判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态势，确立具有前瞻性、支柱性和先导作用的优先发展领域，明确科技发展时间表、路线图。超前布局科技最前沿领域，加快布局新兴科技赛道，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创新领域聚集，推动重大问题的攻坚突破。

第二，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但因周期长、风险高而需要长期稳定的大量投入。据统计，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1817亿元，占研发(R&D)经费的6.5%，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仅为0.16%，说明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一是比较分散，二是相对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来说投入明显不足，应尽快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第三，发现培养战略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是指帅才型的顶尖科学家。战略科学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原动力作用发挥的核心群体与关键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成为战略科学家的摇篮和伯乐，首先要着眼长远有意识地构建大科研团队领军人才的梯度培育体系，其次要通过重大攻关反复磨炼和检验科学家的战略素养和组织领导能力，最后要提供更高平台助力科学家完成向战略科学家的转变。

第四，赋能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是应对产业革命大趋势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从世界范围看，全球科创中心作为科技创新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往往是依托大学群而兴建。中国目前布局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创中心以及成渝、武汉两个国家级科创中心，有利于发挥科教资源整合与集成创新优势，引导创新要素加速流动和高度集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积极适应新型举国体制要求，主动融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通过充分发挥自身原动力作用，积极协同其他创新主体，不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促进科技研发、人才培养与国际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第五，引领构建全球科技合作网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当好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的开路先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甚至引领构建全球科技合作网络，展现中国科学家的全球领导力。要深化科技开放合作，共享科技创新成果，主动投入“一带一路”建设，依托沿线朋友圈打造全球创新网络，推动适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树立国际科技合作的典范。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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