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句话不仅适合文章创作，也适合理论研究，不仅适合古代，也适合当下。由于中国小说研究之悠久与研究人员之众多，“新变”的难度也不断被推高。这是中国小说研究者必须回应的学术挑战。             

新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下简称《小说文体史》）一书著者谭帆教授成名于古代戏曲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向古代小说理论与小说文体研究。我和他研究中国文体学的重点虽然不同，但研究理念颇为契合。我多次提出，要回到中国文体的语境，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谭帆也主张“回到中国本土立场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当务之急是还原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说，回归中国传统的小说语境。             

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角度看，古代小说是既简单又复杂的文体。西学东渐以来，小说文体刚好符合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体分类，所以小说毫无疑问地具有合理性和独立性。但如果按新文化以来形成的四大文体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类法，中国古代的诗歌、戏剧的形态是最为明显的，不难辨体。散文略为复杂，但若用“文章”概念来代替，辨体也是清晰的。问题在于，西方小说文体内涵与中国小说文体实际相差很远，所以“小说”文体研究反而变得复杂。二十世纪以来，用以“西”释“中”的研究方法和以“西”律“中”的价值标准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相当突出和普遍的现象，并造成一些困扰。      

清代沈谦作赋，盛昱录《红楼梦赋图册》之“滴翠亭扑蝶赋” 现藏爱尔兰切斯特·贝蒂图书馆      

那么，如何回到“本土”立场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呢？所谓“本土化”一方面是指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即尽量还原古代小说之“实际存在”；同时也指研究方法、价值标准之“本土化”，即在借鉴外来观念和方法的同时，努力寻求蕴含本土文化之内涵和符合本土“小说”之特性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从而实现理论工具与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小说文体史》力求用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和价值标准去理解和把握古代小说文体。主张要以贴近“古人”、贴近“历史”、贴近“文体”自身为原则，努力寻求“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西学”的本土化路径，探究梳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从先秦两汉到明清时期，“小说”概念的内涵经历了明显的演化过程，其指称对象错综复杂，包括“小道”“野史传说”“表演伎艺”和“虚构的叙事散文”等多方面内涵，大体呈现出“历时态”的流变线索，体现了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化进程；同时，“小说”又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小说”观念的演化主要是指“小说”指称对象的变化，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象之间的不断“更替”，而常常表现为“共存”。如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小说观一直影响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即与《汉志》一脉相承。所以，《小说文体史》认为，《总目》所框范的“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的著述和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被同置于“小说”的名下。此一特性即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史语境中的“本然状态”，也是《小说文体史》所强调和遵循的历史传统。             

受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现代小说理论往往将小说理解为虚构的叙事文学文体。如果仅用这一概念衡量中国古代小说，至少是不普遍适合的。如程毅中先生在谈到《酉阳杂俎》时，指出此书“内容很杂，其中只有一部分可算作小说”（《唐代小说史》）。可在古人的观念中，《酉阳杂俎》非但是小说，更是“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小说文体理解的古今差异，的确值得关注。如按西方小说定义，在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与章回体四种文体中，多数的笔记体是不能列在“小说”之内的。因为它往往既非虚构，又不叙事。但笔记体小说是中国古代数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文体，也是俗文体中的最为高雅的文体。             

对“叙事”的狭隘理解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与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与“叙事”背后蕴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远。《小说文体史》的研究表明，“叙事”内涵在中国古代非常丰富，不是“讲故事”所能限定的。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类”“故事”等多种内涵；而“叙”也包含“记录”“叙述”“解释”“罗列”“说明”等多重理解。《小说文体史》回到中国小说语境，讨论叙事，强调叙事在中国古代的多元属性，尤其强调笔记体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文体的一种特殊叙事特性。这种研究以多元化与特殊性的眼光，以变通与圆融的方式，大大拓展了“叙事”的内涵与表达形态，尤其为中国古代大量的笔记小说争得了文体分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在小说文体学上，是一个理论拓展与贡献。             

《小说文体史》给我的启发甚多。我对中国小说文体也曾有过粗浅思考，一直有点疑惑：中国小说存在很多表现博闻或情致的率意记录，未必与叙事有什么关系。在中国小说的语境中，可不可能存在不“叙事”的中国小说呢？我们仍以笔记小说为例。             

从《世说新语》书名来看，它所关注与表现的重点是“说”与“语”，其中有些篇目，如“言语”篇就明确标示其重点在记录人物言语。“何平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这两则文字都非常简短，只记人物的言语。这种情况在《世说新语》其他篇目中也是大量存在。如《赏誉》篇：“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谚曰：后来领袖有裴秀。”这两则简短的小说文本也仅记言，一定要用“叙事”去解释，会显得有些牵强。除非我们把所有文字记录都解释为“事”的一部分，凡所记录，无非叙事，那反而证明西方的小说概念仍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这个问题的本质是，除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形态的多元性与特殊性之外，也许更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自身的特殊性。             

学术创新，往往不是填补空白，而是对已有研究的开拓。如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的插图与评点已有足够的讨论，《小说文体史》却将它们纳入小说文体研究范畴之中，认为对小说“文体”的理解，应该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从文本的叙述实践、叙述的有效性等角度来观照小说之“整体”，将小说的文体研究范围拓展到全部的小说文本（包含正文、插图、评点等）之中。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与插图，虽分别具有文本批评与美术特性，但本质上仍是与小说正文融于一体的、供读者阅读的小说文本，而非游离于小说之外的附庸。             

华东师大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光华大学期间，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撰述了小说史《宋代文学·宋之小说》、小说理论《小说丛话》等作品。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以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代有人才，迄今为止，大致可以分为四代：徐震堮、施蛰存先生等前辈学者为一代；陈谦豫、郭豫适等知名学者为一代；陈大康、谭帆、竺洪波、程华平等学者为一代；刘晓军、王庆华等学者为一代。可以说，这部《小说文体史》既凝聚了谭帆教授师徒两代学者的心血，也积淀了前辈的优秀传统。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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