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到仓颉的文献，只说他是个“好书者”，是轩辕黄帝的左右史；也有如曹植、蔡邕、索靖所说仓颉是帝王身份的，但这个说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他之所以被称为“造字圣人”，应和他史官（或称“巫”）的身份有关。
那时制定历法、神谕，若仍以“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的结绳记事之法，显然不能因应时需，所以文字（即“书契”）的诞生可谓势在必然，而仓颉作为史官，自然责无旁贷。《吕氏春秋》《史记》《汉书》等，皆认为文字为仓颉所造。
传说中的仓颉，仰观奎星圜曲之运行，同时俯察龟文、山川、鸟兽蹄爪之迹，用木条或竹条在地上画出了最初的文字。从此，汉字便遵循象形文字特征，逐渐进化到甲骨文的形态。
这样一件了不起的文化创造工程，后人自然不会让它归于平淡或低调处理，于是“天雨粟，鬼夜哭”“百工以乂，万品可察”“龙乃潜藏”等种种说法，便频频现于史书。而洛水流经之阳虚山、页山和鹿鸣谷一带，因传为仓颉造字之所，虽无任何遗迹，也照样吸引一代代后人前来凭吊寄怀。
汉字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被传开了四目的仓颉活了110岁，却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来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其实仓颉之前，各氏族已经有了类似符号、图画等文字雏形，仓颉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归纳整理，完善统一。
汉字的出现，不仅为中华文化开天辟地，也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古朝鲜并无自己的文字，一直使用的都是汉字。15世纪时，朝鲜第四代国王李祹发明了拼音文字，叫做“训民正音”。但这种文字却受到贵族和文人阶层的抵制，认为舍汉字就等于脱离中华文明的轨道而自甘夷狄之邦，且贬称其为“谚文”（表记俗语之意），因而在其发明后的几百年间，并没有得到普及。直到1948年，韩国政府颁布《谚文专属用途法》，才使得发明了400余年的“谚文”重登历史舞台。由于谚文本身固有的局限，比如不同词语乃同一发音的现象较为突出，仍得借助丰富的汉字加以注解才能避免歧义。走在首尔的大街上，特别是在一些人文故迹和纪念地，不难发现汉字出现的高频率。
日本本来也是有语言无文字，后以汉字的草书和楷书偏旁设计出平假名和片假名。日文仍用汉字书写一些词汇。日文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音读的发音和汉字相仿；训读的发音和汉字无关，是日语固有词的读音。去过日本的国人想必都有体会，即便你不会日语，但面对各种“店招”“路牌”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至于京都的名迹，这种文字同根、大意相近的现象则更为明显。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文字总是充满敬畏，承平尚文，敬惜字纸，便是这种敬畏和风尚的体现。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从口口相传的神话及传说中，萌生了初步的历史意识。而文字出现以后，从卜辞、金文、文书和史官记事中，则逐步形成自觉的历史意识。仓颉被尊为造字之祖，实际上是以他为标识，凝聚了人们对于文字创造者的感恩和景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使用汉字和汉语的人们，无分国籍和种族，都受益于这种非凡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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