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全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极大地考验着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效率和有效性。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地迎接应急管理形势的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推进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坚决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挑战。

日前，由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新技术·新治理·新城市”线上论坛举行。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云端相聚，共商“数字时代的城市应急管理”，贡献了很多更加新颖、更富韧性、更有活力的策略、方案和建议。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刘杰认为，讨论数字时代的城市应急管理，关键是把数字和城市应急管理结合起来。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应急管理效率，提高应急管理的全方位覆盖。另一方面，在提高效率和覆盖面的同时，需要更好地体现人性化、人文关怀。

同济大学文科办主任刘淑妍教授指出，要增强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保持战略定力，主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如何加强城市风险治理，应用新技术不断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是当前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瑞昌教授认为，数字时代可能加速了治理当中危机和风险的扩散，缩短了应对危机的时间，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快速反应或者敏捷治理的技术支持。他以“一网统管”平台为例，阐述了城市应急管理的“分事”原则：一是管理路径，以线下组织为主体的管理方式；二个是技术路径，通过线上的平台进行“分事”；三是线上线下结合起来的路径。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施骞教授指出，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说，数字时代的应急管理，既要让人工智能赋能，同时也要把人工智能治理好，最终倒逼形成新的城市应急管理模式。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翁文国教授认为，对于城市来说，公共安全应该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要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型城市，亟须构建体系化的城市安全防控体系，打造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城市公共安全网，创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和服务模式，进而提升城市安全发展与管理水平。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兴华认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高效运行，三分靠建设，七分靠治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高恩新教授指出，数字赋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强调技术效率的同时，也要注意技术的功能限度。公共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动态、多元博弈的过程，包含公平、公正等价值判断。因此，既要看到城市应急管理中技术所起到的增效、赋能和赋权的作用，也要对技术的功能边界保持反思和警惕。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晓林教授认为，特大城市需要提升组织的协调性，为发挥大数据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创造条件。这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是跨组织的数据联通，二是加强建设综合应急指挥中心，破除从大数据驱动的风险监测到风险应对的组织隔离。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任勇教授指出，理解数据治理的背景，要强调数据治理规则的重构，包括数据开放质量、政府数据的原始程序，以及应用场景的赋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充分释放数据技术的效能，同时注重政府数据工具的提升，以此来提升政府数据治理能力。

上海海事大学中国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孟令鹏副教授认为，现代生产运输组织网络，即构成了我们理解的“城市应急管理超网络”的内涵。针对这个超网络，城市研究管理需要在三个方面做转变：一是应急管理的价值理念和目标约束；二是城市应急管理超网络的宏观行为和微观机制；三是针对城市应急管理超网络韧性时空治理策略。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韩传峰教授认为，就城市治理来说，各要素之间、主体之间、结构之间，应该及时回应、科学回应、精准回应，这是现代城市应急管理的核心问题，也是科学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应急管理应该是“治未病、治未乱”，要把准备工作做在前头，而不是等事情发生了，再被动应对。

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应有之义，就是要充分考虑和体现城市居民在城市治理中的地位和应该起到的作用。此外，还应重视不同城市的治理体制，包括城市行政体制、城市管理体制等。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在城市治理的实践中，需要有国际化治理的考量。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