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黄裳与父亲周汝昌的通信时，周伦玲发现了黄裳寄给周汝昌的一部分小说《鸳湖记》副本, 大约有十万字，上有周汝昌用红笔批改的痕迹。这部撰于1960年代初期的明末历史小说，有名士、有美人，据通信可知，小说抄稿也曾寄给明史专家吴晗一份；至1964年9月，已成二十一万字。

1962年，香港《大公报》陈凡先生约请黄裳撰写一部以晚明史事为题的长篇小说。黄裳心为所动，又畏其难，三思而后还是决心动起来再说，于是他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好友周汝昌。

黄裳与周汝昌曾是天津南开高中的同窗契友——不仅同班兼同屋，而且是知己。周汝昌年长黄裳一岁，所以总是称他为老弟，黄裳则呼周汝昌为兄。周、黄二人志趣略同，都酷爱文艺。那时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二人不光是走，当然还有说笑，而话题往往落到“红楼”上。黄裳后来回忆说还记得当时二人谈论“红楼”于墙子河畔，大骂高兰墅的事；而周汝昌，则记得创作了一个新字，那就是redology！

1962年，正值“红楼”大热，考证文章迭起。彼时，《光明日报》邀约周汝昌撰写“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的文章，其忙得不亦乐乎。得知黄裳欲作小说，就鼓励说：“大抵事在‘动手’，动了以后不愁不有进境；必待‘万事齐备’才动，则恐有终究无此可能之险。”周汝昌还以自己作比，说：“兄之‘丛话’即是好例，原意绝不够‘动手’的条件，差得还远——远极了！可是此‘远’何日能‘近’哉？若非《光明日报》‘打鸭上架’，恐尚不知何年才‘动’，而动动之后，亦始觉非不可先‘小动’也。是以兄力赞胜业，勿忽勿忽。”

黄裳在给周汝昌的信中说：“心动，又畏其难”

原来黄裳正在设计写一明末历史小说：

每日构思于此，他务都废，颇有趣。大抵写晚明江南复社诸公居乡种种情状。主要在写钱牧斋、柳如是及张天如、吴梅村故事，而以周延儒复相至杀头为一大关键，其间有名士、有美人，有文选家，有政客，有山人……，总之，有民间疾苦，有政治斗争善恶等，亦有社会生活，内容足够丰富的。问题在下笔，曾设计了几种写法，似传统都有局限，必须新发机抒才行。

黄裳对于自己小说的内容、写法，乃至书名的定夺，都有所交待：“小说不拟写甲申乙酉之顷，因此一段太俗，涉事者太多。在周延儒赐死后即告一结束，然后一跳至清初吴梅村的活动，最后是在嘉兴做《鸳湖曲》，忏悔名场，故书名拟为《鸳湖记》。”黄裳说：“如可能，以后当更写清初政事，就可以找上《丛话》的内容了。”“《丛话》的内容”，指的即是周汝昌撰写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的一组文章，黄裳认为周汝昌文章所写，其实就是清初历史之钩玄索隐也。

周汝昌最兴奋者莫过于黄裳的明清之际的小说写作计划，即回信说：“仅闻此题目已作数日欢喜，万望付之实现，勿徒讬空言，令我辈读者虚望屠门而垂涎也”，“尚盼随时告我以进展”。

得到周汝昌的热情赞成，黄裳很感动，7月3日回信道：“近一月中，几全力考虑此事并收集材料，期于下月开始动笔写之。计划颇庞大，写则先从小处写起，照理须有较长之准备，但看来也只有先动起手来，不然终无成期也。兄前曾有此议，极是极是。”

黄裳开始抓紧时间努力写小说，两月间已得万三千言，写到虎丘复社大会，有黄皆令、卞玉京出场，他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那激发出来的灵感铺陈开来，自己感觉非常有趣。他欲寄给周汝昌，“或先寄请一粲也”。

周汝昌闻知黄裳已开端写小说，且已得万数千字，喜不可支！他说：

别人我不知，我闻此讯认为此乃一件大事、要事与盛事，比什么都觉得味也。务望坚持，点滴积累，兄无他能，但可予弟以精神支持也。

黄裳小说写得颇畅，过了两天已成万五千字。黄裳平日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只能在星期天闭门写作，这让他大费思索。他拟为柳如是“立传”，可是此人之资料虽已穷搜广采，但其前期活动及思想仍未能详知。黄裳认为柳如是的的确确是一位奇女子，是晚明社会中一个典型人物，值得好好写一写。

黄裳处处留心小说资料的搜集，在得知周汝昌即将前往天津市文研所作曹雪芹的学术报告后，即嘱托他赴博物馆寻觅有关王百穀与马湘兰通信手卷与题跋，说这是写小说必不可少之资料。

1962年的国庆节，放假三天。这三天黄裳一直呆在家里写小说，连前共得二万数千言矣。他表示今后一年中当以此为努力之标的，因为自己已把这视为名山事业了。

“国庆三天休假在家写小说，连前共得二万数千言矣。今后一年中当以此为努力之标的，弟盖以名山事业视之也。”

至10月底，小说已成三万言。黄裳谓之“亦大苦”，其辛苦可想而知。小说开头写的虎丘胜会，出场者有张天如、吴梅村、陈子龙、黄皆令、卞玉京、陈老莲，如今已写至夜访卞赛赛。在这一章里想介绍人物时代背景、政治局势，故须费很多笔墨，他希望等写到十万字时，抄一份寄给周汝昌一观。

周汝昌闻黄裳小说已得三万言，大喜：

弟言“亦大苦”，良然良然，此惟个中人能体味斯言。此在过程中实为冷淡生活、惨淡经营，其艰辛甘苦有非局外人所能想像万一者，况我辈又非“专业”作家，可以从容将事乎？然正要苦中苦后始能得乐中乐。兄但“精神支持”为弟“打气”，而无一字可以赞助盛业，则大恨事也。

周汝昌说，可等将来时机成熟时，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创作部介绍推荐之。

黄裳没等第一章写完，便嘱人抄了一份稿寄给周汝昌，说：

小说稿，望好好提意见，于风俗、制度……等处尤望留意。惟恐其出笑话。语言干净否？不“现代化”否？均望仔细正之。此稿有抄稿两份，寄兄之一份，请即在上面动笔，不必客气（语言……小处）。有大意见则望另纸出之，此书拟写三四十万字，如得兄助，得少可观，何幸如之。

黄裳亟盼周汝昌大力协助有关明末的掌故之可供资粮者。

临近年末，恰周汝昌患病卧床：“新稿卧中字字一读，印象极佳，大手笔也。”“所嘱，一一在意——且亦正皆吾留意处，吾等一说即合拍，乐即在此也。初步印象，于当时具体事物（包括一切，衣着、器用、习俗……），必须形象地历史地突出鲜明起来，偶有仍不够处。语言正是仍有不尽‘干净’处，有仍嫌‘现代化’处。”周汝昌还提出一个建议：“兄意冒辟疆写小宛，着西人毕今梁所赠西洋夏布轻衫，抵北固登金焦，薄如蝉纱，洁比鲜艳，以退红为里，于江山最胜处，千万人争步拥之，若此之类，大可拆借运用以刷色也。”

黄裳回信说：“小宛一节甚妙，当写入之，或入之他人名下。此亦浪漫主义及历史剧创作不拘于史实之一端也。以后有此等素材亦乞不吝见示。”又言：“暮年时当读小说以欲神思之论极当，事实亦正如此，读一名著即觉妙绪通人而来，此非一人之见。巴金亦语我此意，可见有同代之理。”其时，香港《大公报》已经刊登出黄裳撰写的一篇吴梅村小文，但他仍感觉对“梅村少年行事颇费心思，不知如何落墨方不歪曲古人”。

至12月中旬，黄裳小说又成一节，他仍寄呈周汝昌。周汝昌把《鸳湖记》第二部一口气读完，乃觉此节已“渐近自然”，文笔胜前节多矣。首节犹时时不免斧凿痕，此则颇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乐，遂用红笔将首节逐字推敲贡愚，自谓颇足供采酌。周汝昌不愧是红学家，他除了指出文字还要力加锤炼，更向黄裳介绍了自己读红楼之心得：

只举最要一点：弟作小说须向“石头”“玉兄”学习，其特点之一即不多作交代语，早早地唯恐读者看不懂、读不懂而时时“书中代表”，不马上下解释，须容读者涵泳自得之，读至下文有关处，方恍然有会其意，必如是，乃不浅不薄而有深度、有厚度，该豁达处须豁达，不得处处沾滞……“形容词之类”乃万不得已之“物”，能不用即不用、能少用一分即少用一分。常见时下作家专门靠形容词作“艺术”，于是此艺术乃变为廉价而且可笑的东西。此乃兄之谬论，然亦平生读红楼之心得，非吾弟亦不轻语人也……

黄裳和周汝昌雁去鱼来，绵绵不断。黄裳马上回复说：

所论小说诸点极确当，何尝不知红楼之妙，亦何尝不欲白描，惜无此本领并无此闲心情。此种小说，如能以一年读书，两年写之，则定较目前所成大妙，然不可得也，只能于办公之余偷闲写数百字耳。所幸者身体顽健，自信尚可活三十年，此书只作开手练笔，继或撰李秀成故事或他种题材，必可有所成也。此为壮志，亦只能为兄道之。

黄裳盼望周汝昌于暇时批改之，并开玩笑说：“细批不妨，将来可传一周批本也，不太狂而可笑乎？”

1963年开年，黄裳再托周汝昌协助索取天津博物馆所藏柳如是山水卷子的副本，其后带有钱牧斋的一个长长的题跋。黄裳小说续写即开始于“钱柳因缘”，因此他极需要，说可以此成一章小说也。

春节后的天气，渐渐转暖，黄裳劲头十足。4月初，黄裳小说已写成六万言。接下来钱牧翁柳如是即将次第登场。到了中下旬，已写到八万字。黄裳打算初步先写个十四五万字，作为小说之上部，再看是否有机会发表。

黄裳小说《鸳湖记》手稿

进入6月，小说已成十万字。“近来所写诸情节已渐入紧张之境，此一题材之矛盾冲突，本亦自尖锐，不患无戏剧性，惟想多写些社会情状，遂使篇幅大大加长，如钱柳姻缘及廷杖，京都诸状……皆拟写入之也。想来恐非三四十万字不办，殊患无此时间矣。希望今年能完成一半就好。”

9月，黄裳小说已写至十三万余字：“场面铺排渐大，困难亦较多，但每天持之以恒，必写千字内外，如打太极拳，然此极有效之方式也。近写至吴梅村归娶（奉旨），乃于其仪节故事……毫无所知，无已，只能取清俗点染之。兄能有所助我乎？又，欲夹写卞玉京与吴梅村的关系，而吴正新婚，殊难下笔。此事在晚明，太不奇怪（如‘换个号，娶个小’），今日视之，则有些那个。不知有何妙法，望闻高见。”

10月17日，黄裳写给周汝昌一封很长的信：

此种千里面谈，诚为快事，惟惜不能如古人论学之书，多谈实际问题，此自工作所累，不能读书，不能上图书馆，无从做研究，真最大憾事。即写小说亦只能就手头所有资料，加以脑中幻想以结成故事，终觉未惬。意者，初稿成后，能得注意，俟可抽身，以数年时间，补充改写，则明末社会情状，或可反映较多。姚雪垠所撰《李自成》，兄曾读过否？近草草翻阅，其写战争是弟未曾构思过的，但写官场矛盾，则仍多俗笔，但也有参考之处。又，近来所讨论的阶级道德继承等问题，确是触目惊心，真觉下笔有千钧之重，如何艺术地、在描写布置中不失历史主义的原则下而表露其批判之意，真不易不易。如现在写到卞玉京和吴梅村的关系，许多人都劝卞嫁吴为妾，此在当时固绝自然之事，但今日写之，却处处感到别扭，好像说不出口。此类问题最令人头痛，有何高见？（最后当然要批判吴梅村的）……现在看来，此小说非有四十五万字不能解决，而以目前的情况又绝难早日杀青，还是先做大部打算为妙也。总之，此事言之尚早，惟兄之关切则时刻不能去怀耳。

11月下旬，周汝昌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得到柳如是《月堤烟柳图》，他赶紧写信告诉黄裳：

津门柳如是坐花信楼中，所作月堤烟柳图卷子照片，顷已求获（原装或是册页因有折痕），细柳笼烟小桃初放，曲桥流水笔墨不群，致为可喜。有牧斋题语……赐假归娶仪注，迄不可得，但袁枚少年有此事，据记载则着红斗篷，骑白马，送者数百人，则此等细节亦是为小说撷取供设色用也。弟已参及否？

黄裳马上回复说：

柳如是《月堤烟柳图》久闻其名，徐邦达近刊书画流传目录上曾载之，末且有黄皆令题诗，此图皆弟小说中人物也。……钦赐归娶之红衣白马，自可点染入之，“年少朱衣马上郎，春闱第一姓名香”，此固明人（陈眉公）送梅村归娶诗句也，非无稽之谈，亦大妙。小说近即将结束此“归娶”一节，时间竟拖了两月，亦以前些时久疏笔墨所致。今冬海外煤之供应可以“敞开”，计每日拥炉写千把字，或无大问题，旧年前后当将此小说推至高潮阶段，此固尚是计划也。

信的最后，黄裳透露了他想把小说抄稿：“寄请吴晗一看，听其意见，此公明史专家，当有可助。”

恰巧周汝昌也久欲向吴晗请教明清史事，便回复说：“若得弟介，亦大佳事。可由弟将小说稿备齐，由我送与。”

周汝昌、黄裳合影

1964年1月的某日，周汝昌应约赴吴晗处。“那日因其家中修房不能工作，即邀至彼时暂居之东交民巷的国际饭店，谈次颇洽，将及两小时。”由于当时未能先读黄裳小说，故不能进入详细讨论。

月底，黄裳写信告诉周汝昌：“吴辰伯四天前即有一长信来，对小说提了意见，大半为史实上的问题。关于结构、笔法、人物估价……较少。”并言：“辰伯先生勉兄成一清史家，此意甚善，与弟所见正同。前屡屡建言皆此意也，更过十年，应可此学名世矣。”

1964年3月，黄裳所事文汇报社下乡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被报社安排在第三批，大约是在秋天。“其间尚有半年时间，拟趁此机会写小说数万言，惟近已开始忙碌，殊不敢必有何成果也。”

1964年的9月，黄裳小说“已成二十一万余言，已写至鸳湖舟会……小说中拟写三女子，柳如是奇，方玉学温婉善良，黄皆令则弱矣。但不知能完成此愿否？！”

11月底，周汝昌向黄裳透露张丛碧得到蘼芜砚：“最奇者，丛碧得此之次晨，即又得牧斋玉凤硃研，over-night之间，二研合璧，真奇缘也。”黄裳则问：“柳如是砚有钮否？其外形可少介绍否？当写入小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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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看似流水账，实则记录黄裳与周汝昌来往书信涉及小说《鸳湖记》的写作过程，大约止于1965年初，之后就不再谈论小说了。在周汝昌1964年12月17日致黄裳的信封背面，不知何人写道：“周汝昌信内问到黄裳小说在香港发表否？”想必这些信函是被查抄后归还者。

黄裳寄给周汝昌的一部分小说副本，大约有十万字，目前保留完好，上面确有周汝昌用红笔批改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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