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徐志摩去世90年纪念，作为一位徐志摩的研究者，我想在此回忆当年徐志摩研究会的三位顾问。

改革开放后，郭沫若、林语堂、丁玲等研究学会纷纷成立。陈从周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现在各种研究会这么多，为什么徐志摩还没有？”终于在1996年，海宁当地政府酝酿成立徐志摩研究会，聘请赵家璧、孙大雨、卞之琳、陈从周和我为研究会顾问，并委托我返沪时把聘书转交给其他各位。我颇惭愧：这些前辈或为徐志摩的学生，或诗友，唯有我这个后生小子，居然也滥竽充数，混迹其中了。

卞之琳为徐师仗义执言

朱自清曾说：“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志摩的诗》和《女神》也被推为新文学头十年最好的两部诗集。卞之琳亦曾仗义执言徐志摩的诗“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推举他的文学地位。我在研究卞之琳的诗及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才知道卞之琳原来是徐的学生。一次与卞谈十四行诗，我说你那首《望》特别好，尤其是前半部分，他笑了，说：“我在北大读书时，徐志摩教我们英国文学课，一次讲雪莱，发现了我写的《望》，就拿去了，我也不敢问，后来就在上海的《诗刊》上用我的名字发表了。我本想用笔名的，也来不及了，从此只好用真名了。直到如今。”后来陈梦家编《新月诗选》，也选了卞之琳的《望》等诗，并在《序言》中说：“卞之琳是新近认识很有写诗才能的人。他的诗常常在平淡中出奇，像一盘沙子看不见底下包容的水量。如《黄昏》，如《望》都是成熟了的好诗。”

不知是由于卞与徐有这样的师生关系，还是由于他也曾像徐那样热心输入和试验新诗形式的缘故，不少人谈诗，总爱把他与徐挂在一起，如朱自清就曾说：“他试验过的诗体大概不会比徐志摩先生少。”李广田也认为：“卞之琳在技术或表现方法上，比徐志摩该是又进了一步。”冯文炳甚至说：“在我们讲新诗里头虽然没有讲徐志摩，并没有损失，卞之琳的文体完全发展了徐志摩的文体，这个文体是真新鲜真有力量了。”而卞之琳也一直把徐志摩视为自己诗路上的引路人，不忘师恩，在徐志摩逝世十周年之际，他奉上了《十年诗草》一书，扉页上写明是祭献给徐志摩先生的。

赵家璧为徐师整理遗稿

出版家赵家璧也是徐志摩的学生。早在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时，他就爱好西洋文学，并主编《晨曦季刊》。升入光华大学后，他在一本周刊上发表了关于拜伦、济慈、但丁的读书札记，引起了在该校教英国文学课的徐志摩的注意，便约他来大学教员休息室进行交谈，从此成为朋友。赵每有什么问题，便来请教，徐志摩总能为他解惑，并鼓励他参观汪亚尘画展，去工部局听西方古典音乐。一次音乐会散场，师生同行，徐志摩询问了赵家璧对西洋文学的研读近况后，语重心长地说：“要能真正欣赏西洋文学，就得对西洋绘画和音乐具有心灵上的相当训练，这是一条大道的两个旁支，是文学的两个姊妹，前者是空间的艺术，后者是时间的艺术，同样是触动心性而发的。”

徐志摩遇难后，赵家璧写下悼念文章《写给飞去了的志摩》，并为老师出版了《秋》一书。陆小曼知道他们师生情重，当时她最想完成的就是出版徐志摩的遗作，诚如她在挽联中所说“遗文编就答君心”，可是遗稿面广量多，她就请赵家璧帮忙。赵一边帮忙整理，一边征求各方出版意见。郑振铎、冰心、沈从文等都热心支持，茅盾对他说，徐志摩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是有代表性的，并估计：“今后有许多人会研究他的生平和作品，出版他的全集，是有意义的。”

听了茅盾的这番话，赵家璧有了底气，便与陆小曼把徐志摩的文稿全部整理出来，共得诗一卷，散文四卷，小说一卷，戏剧一卷，书信二卷，日记一卷，凡十卷，拟交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后胡适建议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结果抗战爆发，《徐志摩全集》搁浅。1969年，梁实秋和蒋复璁编的《徐志摩全集》在台湾出版，但不全，直到1983年，赵、陆在五十年前编纂的《徐志摩全集》才得以问世。此套书较台湾本更为完备，还有赵家璧所撰序言。高寿的他不仅看到了恩师全集的出版，也见证了徐志摩研究会的成立。

陈从周为徐志摩撰写年谱

对成立徐志摩研究会最为关切、奔走呼吁次数最多的，当属陈从周。陈从周是同济大学教授、园林大师、书画家，同时也是重要的徐志摩研究专家。其妻蒋定乃是蒋百里的侄女，徐志摩的表妹。作为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对徐志摩非常敬重，早在1949年，就撰写出版了《徐志摩年谱》，为后人从事徐志摩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笔者三十五年前写《徐志摩传》时，经常去他家，听他谈有关徐志摩的各种佚事，同时也说起此书的帮助之大。他也曾十分得意地对我说：“幸亏我在当年写了本《徐志摩年谱》，自费出版，许多人和实物都在，保留了一些资料，如果现在来写，许多人和实物都没了，根本就写不出。”并鼓励我大胆研究。

1965年，陆小曼临终前，曾把《徐志摩全集》的全部清样和纸型，以及遗物，委托陈从周保管。陈从周千方百计地保护好这批遗稿遗物。海宁西山本有徐志摩墓，“文革”后，由陈从周重新设计，修复一新。当得知我的《徐志摩传》即将出版，陈从周特意赋诗一首：“世事沧桑六十年，已盈白发上华颠。遗闻佚史搜堪尽，含笑报君在九泉。”后来，我把他的手迹作为书的封面，以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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