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海派文化问题，必然涉及广与狭、名与实、新与旧等问题，也必然涉及时代特点问题。

先看广与狭，即广义海派与狭义海派问题。

海派文化自近代形成以来，一直伴随着讨论。粗略回顾一下，大的讨论凡四次。这些讨论，从总体上看，是沿着从狭义海派到广义海派的逻辑展开的。

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戏剧界围绕海派京剧的讨论。晚清末年，上海等地出现海派京剧，其表演特色颇引发了一些争议。1926年，《新闻报》刊发复旦大学马凡鸟的文章《论联弹非创自海派》，对海派京剧作了正面评价，认为海派京剧所采用的调子联弹等表现手法，是京剧史上的一次进步，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应当予以肯定。十年后，戏剧学家张庚发表《旧戏中的海派》，对海派京剧的艺术特点、社会反响作了系统梳理与清晰论述，认为海派京剧是一种新的市民戏剧，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改变。

第二次，1933年至1934年，围绕海派，争论再起，涉及的刊物至少有14家，文章至少有38篇。这次争论，后因全面抗战爆发，两地文化人的生活环境发生巨变而逐渐淡化，不了了之。

第三次，1947年至1948年，进步学者夏康农和杨晦等发表数篇文章，积极评价海派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价值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夏、杨等人已从文艺、文学界，联系到新文化运动，扩展到整个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质，他们笔下所论述的海派文化，已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上海城市文化。夏、杨学养均极丰厚，立场亦比较超然，所论比较公允。

第四次，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上海讨论城市发展战略，思想文化界相应地讨论上海文化发展，提出“重振海派雄风”的问题，引发了对于海派文化持续数年的讨论。这次讨论，实质上延续了夏康农和杨晦的思路，所论海派，虽然对于文艺、文学等多所涉及，但已不限于此，而包括整个上海城市文化，诸如商业文化、市民文化、革命文化、左翼文化、红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

再看名与实的问题。

所谓城市文化，正像城市学家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所展示的，是包括通过城市所展示的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内的综合汇聚体：“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生活散射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汇集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近代以来对海派文化的讨论，沿着艺术（美术、京剧）、文学，再后来扩展到整个城市文化，包括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这是由狭义到广义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与扩展，因为无论艺术还是文学，其主体都是人，其行为都与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密不可分，其活动空间都是城市，与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国际联系密不可分。

从名实角度看，前面所述海派广狭问题，实质上也是名实问题，因为无论广义海派还是狭义海派，都是海派之名，只不过是不同范围之名而已。

2015年，上海“十三五”规划指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着力提升核心价值观感召力、理论成果说服力、宣传舆论影响力、文化产业竞争力，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2017年，上海提出要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便是广义的上海城市文化，也是从实质的层面上对海派文化的再定义。

以此定义来回溯近代关于海派文化的讨论，可以认为，近代海派文化之实，要远远大于美术界、戏剧界、文学界当时所讨论的具体的“海派”范围，理所应当地包括当时上海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应当包括当时上海的商业文化、市民文化、革命文化、左翼文化、红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在内。抗战胜利以后，夏康农和杨晦等人之所以能够跳出此前部分文化人所论“海派”的藩篱，正在于他们能够以宏大的、长远的眼光，追根溯源，由艺术、文学等观念形态的文化扩展到产生此类文化的经济基础与城市特质，冷静地、理性地思考海派的价值。这也是我们能够在新时代顺理成章地提出“弘扬海派文化品格”的底气所在。

最后看新与旧的问题。

由于海派文化在近代有个得名、污名与正名的过程，所以，现在有些学者主张将海派文化分为旧海派与新海派，以示区别。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海派文化如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自有其时代性，包括断裂性与连续性，自有其内在演变逻辑，不必人为地强加分隔。

近代海派文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西文化广泛、频繁、密集交流，而哪一种文化都不占绝对优势的文化态势下，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市治理格局下，以流动性极大的移民人口为主体，以及基于以上诸因素所形成的上海社会自发秩序，以江南文化为底蕴，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一些元素，形成的上海城市文化。近代、当代上海城市所体现的开放、创新与包容的品格，在近代以前的广大江南地区都已有丰富的、悠久的存在，近代上海移民人口八成以上是江南人。海派文化的底蕴就是江南文化。

1949年以后，上海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城市功能均发生巨变，特别是在国际两大阵营冷战态势下，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与国际、国内的联系方式、流通渠道，上海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动力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近代意义上的“海派”已失去了原先存在的土壤，“海派”的声音也归于沉寂。但是，这并不等于海派文化全然消逝了，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比如，计划经济时代，上海高扬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上海为国家做出的工业生产、科技创造、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就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的担当精神。五十年代的西迁精神，六十年代的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中，也有海派文化的成份。近代上海广为时人称道的法治意识、契约意识，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上海大中型国有企业不折不扣地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表现为上海居委会等基层组织高度的执行力，表现为上海社会管理的高度有序。市民文化中的精致品格，表现为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尽可能生活得有品位，像市民自己制作家具、假领头、半两粮票等，是海派文化的长项，而不是短处。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海的开放传统逐渐恢复，海派文化被赋予新的定义，也有了新的内涵。

任何城市文化都有时代性。对新时代的海派文化特点的归纳，需要处理好文化与精神或品格之间的关系。对于上海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我们已经有了广为人知、广泛认可的概括，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与“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已经概括的上海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是高度一致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品格，是文与质的关系，是行为与灵魂、表象与实质的关系，文较质更为多样、灵活，质较文更为核心、稳定。

针对新时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点，可以在城市精神特点之外，再强调三点，即担当、精细与精致。这些，在近代、计划经济时代的海派文化中，都有充分表现。在当下，再强调这些，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强调担当意识，意在突出上海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突出先行者、领头羊的角色，也与近代上海建党精神相呼应，与红色文化相呼应；强调精细，意在突出上海城市管理之善，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抗击新冠肺炎成就显著，地铁、空港管理卓越，这些都是精细的表现；强调精致，意在凸显上海环境优美，生活有品质，社区有温度，建筑可阅读，宜居、宜业、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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