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8日，重庆云阳县长江流域，渔民们正在晾晒渔网，迎接4个月的休渔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岳阳君山区钱粮湖镇的渔民新村外景。

向财红驾着渔船驶向岸边。

柳正元和陈郁芝在自家小店制作渔具。

刘晓云在晒鱼。(均本报记者王星摄)

文汇报记者　王星

“白天一张网，晚上七尺板，辛苦大半年，上岸还缺钱。”在我国的大江大河边，曾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世代凭打渔为生，别无他求。他们长年以渔船为家，漂泊水上。他们向往上岸定居，却又不知还能靠何谋生。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江、珠江流域以及鄱阳湖、洞庭湖等大型湖泊、水库周边，约有7.4万户以船为家的渔民。为解决这些渔民的基本住房安全，自2012年起，住建部、发改委、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启动实施了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资金近30亿元，通过努力让这些渔民搬到了岸上，住进了新房。

与此同时，在今年的全国两会现场，呼吁了十多年长江全面禁渔的专家学者们也盼来了好消息。正在征求意见阶段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显示，从今年起，长江各级各类水生生物保护区内将率先实现全面禁捕，建议到2020年，实现长江流域全面禁捕。

在湖南省的洞庭湖畔，早在2008年12月，当地就已率先启动洞庭湖区专业捕捞渔民上岸定居和解困工作，极大地改善了洞庭湖区数万渔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近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洗脚上岸”的渔民，究竟过得好不好?　岸上的居民生活，是否真正如他们所愿?　近日，记者来到湖南岳阳的东洞庭湖区，寻访当地渔民新村，听渔民们讲讲这些年来属于他们各自的上岸故事。

铃铛、绳子、救生衣

二月底的东洞庭湖畔，乍暖还寒。由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组成的洞庭湖曾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后来由于围湖造田、泥沙淤积，降雨量和上游来水减少等原因，洞庭湖逐渐萎缩成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其中，东洞庭湖的水域面积约占整个洞庭湖的70%。

从岳阳市区驱车前往君山区钱粮湖镇的渔民新村，约摸40分钟光景。在经过一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指示牌后，车子便一路沿着大堤行进。此时眺望窗外，低矮的湖面间，交错着一片又一片的湿地绿洲，时不时，还有队队越冬候鸟掠过。司机杨师傅告诉记者，这几年，在东洞庭湖打渔的人越来越少，来这过冬的候鸟品种倒是越来越多。

渔民新村，就在东洞庭湖一处名为“旗杆嘴”的狭长转角处。数十幢灰白相间的四层板楼，构成当地一百多户渔民的安身之所。今年40出头的柳正元，是2008年由渔船上岸迁到这里的第一批住户之一。他在洞庭湖打渔，已接近30个年头。从他太爷爷那辈算起，柳正元是他们家的第四代渔民。上世纪90年代初，小学没毕业的他，就跟着父亲离开了老家益阳市南县，登上了洞庭湖的连家渔船。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柳正元再也没住过房子。他说，以前当地有个称呼专门用来形容他们这群外来渔民，叫作“天吊户”———“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户口，终年以船为家漂在湖面，就好像吊在天上。”

“吊在天上”的那段时光，柳正元至今难以忘怀。每逢开捕的那几个月，下午2点左右，他和妻子陈郁芝就要开着连家船，到湖面上去放挂钩，放完已是傍晚。陈郁芝开始做晚饭，自己则帮着做些家务。晚上7点吃饭，8点过后便早早入睡。因为从凌晨2点到天亮时分，便是他们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收网捕鱼，然后到岸边把鱼卖给收鱼的贩子。待一切忙完，往往已是早上8、9点，简单吃完早餐后小憩一会儿，等待他们的又是新一天劳作。这周而复始的单调生活，被压缩在连家船上不足10平方米的逼仄空间里。所能换来的，不过是每年三四万元的微薄收入。而他们和洞庭湖之间的距离，最多也就是一块遮风挡雨的破油布。陈郁芝是个外来媳妇，结婚前从来没坐过船的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婚后会每天在晃如秋千般的渔船上度日，冬天寒风刺骨，夏季闷热难耐，那种苦只有自己明白。

1996年，夫妻俩的女儿呱呱坠地，但柳正元却愈发担忧起来。在女儿的身上，时刻都得系着三样“保命家伙”———脖子上的铃铛和腰上的绳子，铃铛为了方便大人辨别孩子在船上的方位，绳子另一头则绑在船上，以防女儿落水，另外还有自制的小号救生衣。生活在湖面上，小孩落水根本就不稀奇。记得2004年的一天，突然一阵风浪来袭，柳正元的连家船被打得几近沉没。幸亏他始终一手托举着女儿，一路蹬了岸边。从那一天起，“上岸”的念想在柳正元的脑中深深扎根：“哪怕不为自己，也要为了女儿的未来！”

转机在2008年底出现。在当地领导的大力关心下，湖南省启动洞庭湖区专业捕捞渔民上岸定居和住房解困工作。得知这一好消息的柳正元迫不及待报名，成为了第一批上岸者。政府补贴2万元，让他们搬入了100多平米的新房，同时，政府还帮这些“天吊户”解决了户口和医保问题，这意味着，看病和子女上学两个关键问题从此有了着落。

上了岸，到底能做点啥？　柳正元记得，当时镇上搞了好几个转产培训班，但苦于自己连小学都没念完，他并没有勇气去尝试。倒是君山区渔政站站长戴四新几次上门劝说，让柳正元动了自己开店的念头：“戴站长鼓励我说，不学新技术也没关系，可以从熟悉的做起。渔具修补你在行，而且周围养殖户这么多，开个渔具店就不错。”不仅如此，戴四新还自掏腰包2万元，借给柳正元作为启动资金，让他去租门面、进货。就这样，上岸不到一年，柳正元的农机鱼需店就在镇上开张了。

如今，住在店里的柳正元和陈郁芝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便会拉开卷帘门做生意，一直守到晚上六七点，就连渔民新村的家也是逢年过节才有空回去。到了开渔季，柳正元偶尔还会开着船到湖里捞上几把，给家里的冰箱备点“存粮”。同样是起早贪黑，一年到头赚的钱也和打渔时相差无几，最大的改变，恰恰是内心的踏实。“前半辈子一直飘在船上，就时刻都想着能在岸上过安稳日子，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很感谢政府能够给我们机会上岸，还帮助我们转型。”柳正元告诉记者，他并不羡慕那些上岸后外出打工赚钱的渔民，因为人走了意味着家里少了壮劳力，而孩子也将缺失父母的关爱：“我不想自己女儿变成留守儿童，她马上要念初中了，我希望能多陪伴她，努力帮她‘造’好翅膀，等她长大了，想飞多远就能飞多远。”

培训班上悟出“金点子”

同为渔民新村的第一批住户，罗昭立就通过努力，让他两个女儿，成功地“飞”出了渔民新村。他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长沙工作，小女儿最近刚通过司法考试，准备报考公务员。

今年49岁的罗昭立，从小在渔船上长大。他的爷爷30岁时为了解决全家人的温饱问题，从华容县来到了洞庭湖当起了渔民。1984年，高中毕业的罗昭立开始打渔。起初，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捕鱼用具，只能通过训练鸬鹚　(一种食鱼鸟类)　来捕鱼。罗昭立说，那时候全家六口人“日守湖泊，夜守孤舟”，到了晚上，只有冷风与煤油灯作伴。上世纪90年代，“迷魂阵”等打渔手段兴起，罗昭立和兄弟们抓住机遇，也小赚了一笔。1990年结婚的他，7年后在六门闸买下两间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率先把孩子送上了岸：“住在船上总不是最安全，何况孩子要上学，每天船接船送的，也不方便。”

和柳正元一样，罗昭立也是2008年第一批上岸的渔民之一。不同的是，后来镇上办的几个培训班，罗昭立都去挨个儿听了个遍：“我记得当时是在镇上的大礼堂上课，每次都有两三百号人来听。一门课差不多上七八次，也就能明白个大概了。”在罗昭立看来，正是当年的这几个培训班，让他产生了经营冷库的想法，也改变他和家人的命运：“当时很多渔民上完养殖课都准备搞渔业养殖，我就想，做养殖需要饲料鱼，而饲料鱼必须通过冷库来冷冻储藏，当时的钱粮湖镇还没有这样的冷库，是不是可以搞一个？”

2009年，罗昭立拿出前些年攒下的十多万元，又一咬牙问亲戚朋友借了近三十万，在镇上投资兴建了一个冷库。有了自己的冷库，除了可做饲料鱼，还能顺便卖点别的鱼。罗昭立开始走出去寻找并了解市场，什么地方什么鱼好销，什么时候什么鱼价格高，渐渐都映在了他的脑子里。很快，冷库的生意红火了起来。此时，罗昭立又有了个想法：“既然有了稳定的冷库，其实自己也可以尝试养殖，与其一直帮别人做不如帮自己做。”2012年，罗昭立在镇上包下了两片鱼塘，并把家搬到了鱼塘后面的旧屋里。每天凌晨三四点，他就会开着他的小货车到冷库卖鱼，临近中午再回家“伺候”鱼塘里的鱼。这样一年辛苦下来，罗昭立能赚上个二十多万元。

记者采访罗昭立的前三天，他刚从自家鱼塘往四川发了1万多斤的鲶鱼。那时，鲶鱼在当地是3.9元一斤，而批发到四川，可以卖到5元一斤。刨去1万元左右的运输费，差不多有2000元的利润。当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要分给请来帮忙的临时工：“以前大家都在打渔时，谁家有要帮忙的活儿，只要叫一声每家都会出个人来。现在渔民都上岸了，有事做的人根本没空来帮你，而那些闲散在家，找不到更好出路的渔民，不捕渔的时候就靠这样打零工来维持生计，每人每天一百块工钱。”

“靠水吃水”何以为继

向财红便是其中典型一例。46岁的他，是钱粮湖镇土生土长的本地渔民。在洞庭湖里待了二十多年，他的双腿已经患上严重的风湿，无法长时间站立，但他还是坚持要守着渔船。哪怕自己的家早就从破败的连家船搬到了渔民新村宽敞明亮的三室一厅里。

前一晚刚下过一场大雨，第二天中午，向财红便迫不及待地去自己的小渔船上排水。对他而言，渔船仍是自己养家糊口的最重要家当。记者面前的这艘小木船着实有些破旧，经过一晚上的雨水冲刷，舱里已积了约三分之一的水。向财红拿着塑料桶、簸箕轮番开工，前前后后捣鼓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才把渔船里的水基本排完。

这些年，长江及洞庭湖的春季禁渔期越来越长，从最初的3个月已增至如今的4个月　(3月1日到6月30日)，这让向财红有些无奈：“以前打渔，好的时候一年可以赚个四五万，现在一年最多就赚二三万了。7月开始捕鱼，没过多久就到了枯水期，也就没什么鱼可捕了。”开捕之时，向财红和老婆还是会住到连家船上，好好地大干一场。但在一大半没鱼可捕的日子里，除了在镇上寻找打零工的机会，其余时间向财红也只能待在家里睡觉、看电视或者去邻居家串串门。

向财红说，他不是没想过多赚钱。前几年流行搞网箱养殖，他二话没说就“试水”了。但现在政策不允许，这条路也走不通了：“实在是没办法，我们这些渔民，一直都是靠水吃水，除了打渔什么都不会，现在一把年纪，出去打工没人要，又没读过什么书，没能力创业，最多也就能在附近打打零工。今天到这家摘摘菜、明天去帮那家装箱，除了这些，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当初上岸时拿到的三室一厅新房，除了政府补贴的2万元，剩下几万元房款都是他跟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好不容易还完了，子女的学费问题又让他双眉紧锁：“我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学航海，女儿在学动车乘务，他们毕业以后都是要往外跑的。当渔民太苦，我希望今后把子女送得越远越好。”

不过，也有一些渔民的后代，选择了继续留下。六门闸村的“80后”创业代表沈定超，同样来自渔民世家。除了打渔，沈定超还喜欢跟父亲学习研究渔船上的动力装置。1997年，他开出一家小店，专门替当地渔船维修动力。这几年，上岸渔民越来越多，来修船的也越来越少。沈定超和妻子刘晓云一合计，干脆转型做起了风干鱼的买卖。他们将收来的新鲜鱼剖开洗净，然后抹上盐晒干，放入冷库保存后根据订单需求发往各地。刘晓云告诉记者，这四年来，从起初没有客源到如今老客户们的口口相传，她的微信通讯录里足足多了几百号人，好些客户素未谋面，却常抛来一张张大单，这让刘晓云丝毫不敢懈怠：“很多客户都是酒店的采购，一旦消费者觉得酒店的鱼质量不好，酒店就会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始终坚持质量第一。”

尽管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但刘晓云一家人还是坚持亲自操刀上阵。她告诉记者，每天最享受的时光，便是坐在阳光下和家人一起剖鱼。剖完鱼，她会将要晒的桂花鱼、翘白鱼、鳡鱼、刁子鱼等，按照品种、大小，整齐划一地摆放在一个个绿色的晒盘上，一直晒到大堤边。类似的风干鱼店，从渔民新村回城的路上还开了好几家。桂花鱼、翘白鱼、鳡鱼、刁子鱼……从远处望，一盘盘风干鱼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银光，景象甚是壮观。很多过往游客会因此停下车，拍上两张照片，记录下这生态渔村的新变迁，亦或干脆买些风干鱼带走，回家与家人一起分享这来自洞庭湖畔的美味。刘晓云说，尽管每天依旧要从凌晨三四点钟忙到天黑，有时光剖鱼就要剖一千多斤，但她感觉累并快乐着：“从前的渔民世代都漂泊在船上，现在我们能每天在家，脚踏实地地和家人一起做点事，不管钱能赚多少，都已经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