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施家花厢”传人施克松在家乡崇明岛建起了国内最大的复瓣水仙基地。均本报新媒体中心张挺摄

 

 

 

99%的漳州水仙都是单瓣花，俗称“金盏银台”；崇明水仙都是复瓣花，人称“玉玲珑”。

 

 

 

崇明水仙复兴的火种，主要是施克松在路边沟沿找来的半野生水仙种球。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崇明水仙是唯一载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的上海本土花卉。今天的故事就是关于水仙、崇明以及一个百年家族。过去一个世纪，水仙花落花开，施家起起伏伏。算起来，而今距离崇明水仙遭遇那场大劫难，正好50年。

 

据园林志记载，上海本地曾有四大花草世家：宜川赵家，擅培植菊花；浦东凌家，小盆景做得出名；梅陇俞家，拿手的是香石竹　(康乃馨)；崇明施家，每年这个时候，人们都会想念“施家花厢”的水仙香气。

 

如今，这四家和花的关联大多只剩零星的线索：宜川公园旁有小区叫做“赵家花园”；“凌家花园”在地图上找不到，可有了个新名字———花木街道；梅陇俞家的后人据说在开花店，但再不种花；唯一传承祖业的只剩下崇明施家。

 

今年61岁的施克松正在崇明向化镇经营着国内最大的复瓣水仙合作社。假如时光倒转30年，刚满30的他并没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施家花厢”传人。当时，他忙于生计，每天踩脚踏车在崇明乡村间穿行上百里，挨家挨户收购水仙花。

 

那段时间，崇明水仙正试图东山再起，但相当挣扎。收花人施克松发现，每过一年，能收到的花就越少；眼看要无花可收，他转了行。

 

施克松是个仔细的人，收花的这几年，哪怕再累，他也会把自　己跑过的农户、取得的收成都记录在册。这份无心中的有心，为崇明水仙的崛起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一桶仙、地仙、水仙

 

崇明水仙的兴起，以及它和施家结缘，带有很强的偶然色彩。

 

上海地方志记载，崇明栽植水仙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距今500多年。可明清两朝，水仙大多只是在农户的屋前院后、或是河岸沟沿随意生长。纺纱人有时会取来水仙球茎，割开取黏稠的汁液涂在纱线上。晾干后，纱线会更硬实。

 

在老上海的十里洋场时代，崇明水仙忽然登上了大雅之堂。崇明县编史修志办公室所编的　《崇明经济史话》　记载，合兴镇北有一位叫施谷郎的农民，一次去上海走亲戚，顺手带了些水仙。路上，一个外国人想买他的水仙。因为语言不通，施谷郎伸出两根手指比划，意思是要卖两角;可外国人居然给了他两美元。施谷郎大喜过望，回崇明后，就从田间河岸取来水仙种球种植。之后试销成功，从此出名。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吃苦耐劳的醇厚民风、加上优异的水仙品种，到1930年代初，崇明水仙和合兴镇的那个村子都已誉满中外。因为村里多数人姓施，大家都称其为“施家花厢”。当时，施家花厢种植面积超过500亩，销售的水仙占上海市场的八成。

 

旧时上海市面上鲜花的品种和数量完全不能和现在相比，特别是入冬后，在斜桥花神庙附近的花市　（今制造局路近丽园路），都得靠水仙来撑市面。每天，施家花厢向斜桥花市供切花十几万枝。假如施家的水仙没来得及运到码头，那么，崇明发往上海市区的船就不会起航。施家还把水仙卖到了北平、南京、汉口，并出口美国。

 

施家花厢有二十多户、上百人以种水仙为生，其中最出色的是施谷郎兄弟四人。他们各自开立了一家花卉工场，分别取名“新康花园”、“新隆花园”“新东花园”“新顺花园”。施克松的爷爷施洪福，就是新隆花园的开创者。

 

抗战期间，水仙生意陷入萧条。日本投降后，花市迅速兴旺起来。长辈们告诉施克松，抗战胜利后的那个冬天，是崇明水仙历史上卖得最好的一年。

 

那时，水仙的消费习惯和现在不太一样。大部分水仙球都养在暖棚中，埋入泥土里，直到盛开。之后，一部分花簇连带着叶片被从球茎上剪下，几束花叶凑成一把，送进花店。顾客买回家，将整束水仙花束插入花瓶，其色、香能保持两个星期。施克松说，这种形态的卖法叫“桶仙”。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一束束花、叶在运输时，是被放在加了水的木桶里。

 

更多水仙则是取花不取叶，用别针将花簇穿起来，交给卖花姑娘沿街叫卖。人们买去后，女人可以别在发髻上，男人就佩在胸口———施克松说，这种卖法叫“地仙”，大概是因为这些水仙从来都没离开田地。

 

至于如今的水仙观赏习惯———把球茎买回家，提供清水、卵石和阳光，等其开花，旧时也有，但绝非主流。实际上，这种让买家带球茎回家水培的形态，当年在崇明才真正被称为“水仙”。

 

1949年后，施家继续种花、卖花，崇明水仙也在全国继续受到追捧。1956年1月，正是水仙销售旺季，为了卖花，施慕君告别了即将生产的妻子，离开崇明去往外地。他在北京时，妻子在家里为他生下一个男婴，这就是施克松。2年后，土地改革，“施家花厢”改制成“合兴园艺场”。

 

二四大金刚、八大魔王

 

1950年代末，合兴园艺场、也就是从前“施家花厢”的水仙依然盛开，但施家却感到了不安。那时，家族里唱主角的已是施谷郎四兄弟的下一代，也就是施克松父亲这辈。确认成分时，施克松父亲施慕君被划为富农，压力相对小些;而另几个堂兄弟则被定为地主，人生从此大有不同。

 

施克松堂叔施慕常就是一例。他是“新顺花园”创办者施洪江的独子，被划为地主后不久便失去了自由。施慕常有5个儿子，除了一位早年去世，一位留在母亲身边，剩下3位都被送到了别家做起“上门女婿”，改了女方的姓。

 

在最早打响崇明水仙名号的施谷郎家，他经营的“新康花园”在家族里最为成功，但4个儿子全被划为地主。当时，其中三位已去往上海，无意中远离了风暴中心;唯一留在崇明的儿子受冲击入狱，在服刑期间离世。

 

六十年代初，进驻合兴乡的某“工作组”颇有创意地给施家花厢的灵魂人物们起了个外号。因为施谷郎四兄弟是家族里的“锦”字辈，他们的八个儿子是“慕”字辈，于是就被唤作“四大金(锦)刚、八大魔(慕)王”。

 

尚年幼的施克松，并不清楚长辈遭遇了什么。他幼年的记忆里，水仙暖棚充满温馨和快乐。哪怕是三九天，玻璃暖棚也完全可以把外界的寒意彻底隔离;只要有太阳，暖棚里就暖得像初夏。冬天，母亲常带施克松在棚里洗澡。氤氲的雾气腾起，混杂着水仙的香气，八大“魔王”之一的父亲施慕君就在一旁摆弄水仙。

 

但这段与水仙相伴的欢乐很快就结束了。施克松10岁那年，有人翻出10年前的旧账，说他父亲施慕君当年在北京卖花时，有笔税款一直没缴———他们指控的，正是让施慕君错过儿子出生的那次远行。

 

施克松后来听父亲说起，当时去北京是为帮村里30多户人家卖花。税务所的确提出过要缴税，但花农们据理力争，认为根据当时的政策，农户自产自销可以免税。后来，北京方面也专门发函证明。就这样，税务所开出的税票不了了之，谁知还留下了隐患。

 

那年7月中旬，巨额税单和罚单到了，共2140元。施家被明确告知，这些钱得由带队卖花的两大“魔王”———施克松父亲施慕君、堂叔施慕珩承担，而且要在3日内缴清。为凑出这么一大笔钱，施慕君在3天里把家里的床、橱等几乎所有大家具都卖了。而施慕珩家里，缴税后只剩下两条板凳。

 

种花人遭劫，水仙花也未能独善其身。因为种花栽树是“资产阶级情调”，水仙是“资产阶级黑货”，那年冬天，崇明岛种植水仙的土地全被翻耕，改种水稻，水仙球被扔进坑里沤肥，暖棚变成了鸡棚。经此一劫，土生土长的崇明水仙几近灭绝，只有零星几株重新在沟岸边苟延残喘，自生自灭。

 

此后10年，施克松父亲施慕君持续受冲击。他有几次想结束生命，但都被妻子及时发现阻止。1978年初，54岁的施慕君被查出晚期癌症，90天后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不久，为了给家里增加一点喜气，施克松结了婚。不过，施氏家族里已很难让人感受到锐气和生气。他们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备受打击，在这种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偏谨慎保守，施克松回忆那时的状况说:“说起水仙，我们都怕了。”

 

三老实人家，好花相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崇明。当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崇明人又想到了水仙。10多年前地毯式的赶尽杀绝，让崇明全境都找不到多少水仙球。能不能去外地找一找?

 

许多专家一直坚持认为，“崇明水仙”算不上独立品系。他们说，种在漳州的水仙就是漳州水仙;种在崇明，就是崇明水仙。只要拿来种子，凭崇明的适宜水土和种植技艺，水仙再一次繁盛并不难。

 

施克松说却认为，专家们对种源的判断存在问题。因此，他们动机虽好，但却走错了方向，甚至搞乱了崇明水仙的品系。当然，其中的曲折当时又能苛求谁来悟透呢?

 

1981年，合兴园艺场(也就是原先的“施家花厢”)委托市里的花木公司，从福建漳州、浙江洞头等地买来300麻袋、共5万斤水仙球。采购、运输的过程并不轻松———先是用火车运到上海，再由汽车运到码头，最终装上小船走水路到了崇明。而这批水仙的原产地听说此事后，对有人擅自将这么多种球卖到崇明一事颇有不悦，提供货源的当地人一度被隔离审查了好几个月。

 

这“300麻袋”被崇明寄予厚望，加上本地从大自然里找回的野生球，水仙们被分到村里的花农家。

 

水仙是无性繁殖的，球茎成熟前要在土里培植3年，越长越大;满三年“毕业”后，部分上市销售，部分用来留种———等冬天过后，大球会裂成几个“鸽子蛋”，再开始新一轮的生长。大家期望，几年后，这些水仙种球可以星火燎原。

 

分田到户让施克松有了地，同时分到180斤水仙球。但花农们发现，从外地引进的这些水仙怎么养都长不大:今年种下去是“鸽子蛋”，来年挖出来还是“小笼包”。农户只怪自己种法不对、运气不好。但反复试，依然不见起色。

 

1983年起，每年岁末，施克松都会当一个多月的个体户，骑着自行车去岛上各村收水仙的鲜花。除了自己所在的合兴，他也跑向化、中兴、堡镇、陈家镇等。跑多了之后他发现，绝大部分种水仙的人家，收成都不好;许多人种了半亩，也就能摘上200枝花。可是，偶也有些人家，桌面大小的地里，也一样开出了200枝花。

 

他还总结出一个特别的规律:“脑子活络”的花农，水仙的收成普遍很差;反倒是老老实实的人家，会有好花相伴。

 

这当中的道理，直到20多年后施克松自己全身心钻研水仙后，才想明白:合兴园艺场、以及更多长不大的水仙球，都是外来水仙———总之，自作聪明的农户们自以为能靠引种走捷径，没想到，外来水仙居然水土不服。反倒是定定心心守着一点点本土品种的老实人，才无意中保住了最纯、最好的崇明水仙。

 

无论如何，几年下来，水仙让花农们灰了心。后来，他们大多改种唐菖蒲———同是球根类植物，水仙上市前要辛辛苦苦养三年，而且还很难长大，唐菖蒲只需要三个月就能开花。大家都很现实，于是水仙被彻底冷落。

 

因为养花养得好，1987年，领导看重施克松，提拔他当了园艺场副场长。他兼职收水仙的生涯也到了头。之后15年，施克松几乎没有碰过水仙。

 

四　“玉玲珑”的藏宝图

 

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东西长，南北窄，外形上看，就像靠泊在长江口的一条大船。仔细看地图还能发现，崇明岛的土地上，好像是被人画满了长方形的格子，每根线条都像用尺划的那样，横平竖直，所有的角几乎都是标准的直角，每个格子的大小也都很接近。实际上，勾勒出格子的这些线条，是早年岛民们开凿的一条条运河，可以行船、排水、灌溉。

 

确切地说，崇明土地上的“网格”，并不是百分百地整齐划一，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就像在崇明这艘“大船”的甲板上铺了三块“格子布”，相互间稍稍有一些夹角。

 

施克松解释了这三组运河网格的来历:古时候，崇明其实是三个独立的岛。千百年的泥沙淤积，岛和岛的边界逐渐模糊，最后融为一体。不过，原先三岛岛民各自开凿的河网，却做不到无缝衔接，从而把历史清清楚楚地写在了地图上。

 

施克松给记者讲这段故事，主要是为了证明他的一个信念:崇明水仙是独特的。他说，自己年轻时骑车收花，往西最远只会骑到“堡镇港”———也就是崇明岛东部运河网的西缘;再过去，就没水仙可收了。后来他明白了，崇明水仙一定是在“三岛合一”前就定居在最东边的那块沙洲上，它们高度依赖一方水土，不会任意生长。

 

关于崇明水仙的不少传说，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情节:水仙是因为某次意外　(有的说是沉船、有的说是天神

 

下凡)，才被带到长江口，并成长为第一代崇明水仙。施克松说，虽然崇明水仙最早来自外地，但许多年来，经过大自然的洗礼和筛选，留下的、兴盛起来的都是那些适合崇明水土的水仙。

 

施克松总结过崇明水仙的几大特点:99%的漳州水仙都是单瓣花(俗称“金盏银台”)，而崇明水仙都是复瓣花(人称“玉玲珑”);漳州水仙花开后气味很淡，而崇明水仙的香气就像一片云，浮在叶片上;漳州水仙如果不雕刻　(也就是稍稍破坏球茎的营养)，叶片很容易失控疯长，而崇明水仙不用刻，照样长得优雅而有节制。

 

这些内容，和一些教科书都不一样。施克松说，这也难怪，崇明水仙一直默默无闻，声名鹊起后不久又差点灭绝;除了施家人，又有多少专家能如此懂得崇明水仙呢?

 

2003年，在外打拼了10年的施克松返回崇明。他快50岁了，有了点积蓄，儿子已成年，越来越想在家乡享受“有根”的感觉。而之前10年，他一般只在过年时才回去。

 

留下，总得做些什么。施克松想来想去都拿不定主意。一次，他的堂兄、“四大金　(锦)　刚”施洪江之孙施克州忽然对他说:“小松，你还想种水仙吗?　如果你不种，我们崇明水仙也就这么完了。”

 

施克松听得心痛了，也心动了。在施家后人里，如果说有条件试着白手起家再续祖业的话，他的确是最责无旁贷的一个。

 

要着手复种水仙，第一步得先有种子。施克松想到了自己20年前骑车收花时的笔记本，上面详细记着谁家的水仙开得最盛。一找，这份“藏宝图”竟然还在。

 

五再闻水仙花香

 

在崇明岛东端的陈家镇灯塔村，有间简陋的乡村理发店很适合，让人感怀什么叫做“时光停滞”。屋里是三四十年前剃头店摆设，只是漆面黯淡，墙皮剥落。每天，80岁的王兴昌都会准时从家里过来，他给人理发的收费是六块钱。

 

六年前，因为土地流转，王兴昌和老伴朱一新迁入了几公里外的小区。不知什么原因，理发室一直没拆，保留到现在，这给了老人一个维持生活方式的机会。

 

在这间平房的外面，以及不远处小河边的一小片土地上，12年前，施克松循“藏宝图”而来，连土带泥买走700多斤水仙球。这片土地似乎也神奇地让时间定了格:崇明水仙的精华并未遭遇过什么风雨，一直在这里静度时光。

 

78岁的朱一新看上去似乎才花甲。说起水仙，她满脸笑容。她说自己从小爱极了水仙:“花开的时候，太香啦。”2004年，施克松找上门来要买水仙时，她还有些不舍。说着，老人笑了———的确如施克松总结的，最纯的水仙，就留在最朴实的人家。

 

施克松根据小本子共找到了10户当年卖水仙花的人家，从其宅院边或河沟旁共买了半野生状态水仙2141斤。其中，陈家镇朱一新、向化镇龚欢兰家的水仙占了60%。不仅数量多，几年试种下来，这两家水仙球的质量也最好。信心越来越足，2009年，施克松决定投资200万元重建“施家花厢”，他要大规模复兴祖业。

 

2010年，上海市农委和崇明将施克松的“百叶水仙合作社”列为区域特色农产品基地项目，由两级财政出资，对基建进行大手笔资助。加上向化镇的支持，目前，这个基地占地250亩、栽植崇明水仙种球350多万个，样貌已足以让许多参观者感到振奋和欣喜。

 

2011年，崇明水仙多年后第一次上市。在上海几家主要花市，凭借优雅的气质和醇厚的香气，“施家花厢”品牌成功站稳了中高端市场。而后几年，产销逐步上台阶。到去年销售季，崇明水仙销量超过10万球，金额近200万元。

 

施克松说，他并不指望靠水仙赚钱，而且，短期内也挣不了什么钱。他只是想在家乡留下一点重要的东西，做一点想做的事，争一口必须要争的气。实际上，因为专心水仙而无暇分身，他创立多年的绿化公司处于半停顿状态，每年少挣上百万元。

 

施家花厢和崇明水仙的复兴之路，现在才只起步。目前，漳州水仙每年在沪销量有800万只，相形之下，崇明水仙的市场影响力还很有限。但一些最忠实的爱花人却感动和鼓励着施克松。一次，有位60多岁的老人一早8点就赶来买水仙，问起原因，她说:“我妈妈今年90多岁了，一直记得施家花厢，很想闻一闻几十年来没有闻到的水仙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