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河

 

张翎

 

袁劲梅

 

陈谦(均本报资料照片)

 

文汇报驻京记者　周渊

 

有时候，离去也是“回家”的一种方式。

 

这些年来，“海外华人作家”这一群体日益成为文学界不容忽视的存在。本届作代会上，九位有影响的海外华人作家作为嘉宾亮相，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身处异乡的作家们，在写作上大都保持着孤独而勤奋的姿态，将对祖国的眷恋、对历史的凝视和对人性的探寻凝聚在一行行汉字中。

 

如今，扎根异乡的痛楚渐渐消淡，新一代华人作家也逐渐跳脱出传统的怀乡情愫，自在地游走于“原乡”和“异乡”之间。关于写作，有人写自己熟悉的人物和故事，有人则认为“自己和当下的中国是最不敢写的东西”，有人打捞历史的碎片，也有人洞察被高科技所环绕的人如何自处……“近年来，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已成为当代华语文学创作重要的构成部分，绝非可有可无，也不是这一领域的某种补白，而是绕不过去的存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资深出版人韩敬群总结道。

 

墙外开花墙内也香，彼岸的观察或许拥有更动人心魄的魅力。从主流文学期刊到　畅销书，他们佳作频现。本报采访了其中四位活跃在一线的海外华人作家，以期还原双重人生所赋予的独特的写作。

 

昨日重现，书写遗忘时光

 

“文学是一种艺术，跟当下贴得太近没有好处。”陈河说。正如托宾的名言“小说是记忆与想象的混合体”，他也认为，小说创作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发酵”。完成了　《沙捞越战事》　《米罗山营地》　两部“身在别处”的抗战史后，陈河再次奉上四年磨一剑的新作《甲骨时光》，讲述上世纪20年代，甲骨文专家杨鸣条受傅斯年所托赴安阳调查、挖掘殷墟甲骨，在充满欲望、阴谋的历史迷宫中开展的一场文化保卫战。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都有真实的依据，比如杨鸣条的原型便是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文中涉及甲骨文内容的部分则由故宫专家“把关”。著名作家麦家在读过之后，赞叹陈河“让艺术的想象力飞上了历史的天空”。

 

泛黄的历史氤氲纸上。陈河坦言：“如果我没有出国，大概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甲骨时光》　中，早期留学生李济用英文书写的　《安阳》、曾在安阳当传教士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这些历史的碎片与身在海外的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当他看到加拿大博物馆里的安阳文物时，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距离感在小说中勾连起一片宏大的国际图景，使得故事的铺陈更为开阔。

 

作为出版人，韩敬群与　《甲骨时光》　颇有渊源。陈河将这部用尽了“洪荒之力”的初稿首先发给他时，韩敬群觉得更像是非虚构的纪实性作品，并提出了丰盈细节等建议。在书写历史之外，韩敬群认为，《甲骨时光》　的文学架构极具现代性。“它最可贵之处在于，为书写历史、激活甲骨文这样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方式。”韩敬群告诉记者。

 

与陈河持同一观点的写作者，还有与他在温州和多伦多两地延续了老乡缘分的张翎。这位享誉国内外、作品曾被知名导演冯小刚改编成　《唐山大地震》搬上大荧幕的作者，至今仍有两样东西不太敢写———一是自己、二是当下的中国。

 

她将这种感觉形容为尘埃落定。2006年，张翎写下　《余震》，尽管距离唐山大地震已过去30年，她仍觉得“太近”而心怀忐忑。“太近”的背后，则是对“局外人”身份心有戚戚。直到近十年，她才试图一点点探进当下，在中篇小说　《死着》　和即将发表的短篇小说　《心想事成》　中，她尝试以“局外人”的视角凝视当下的中国。

 

韩敬群仍记得，八年前初遇张翎作品　《金山》　时那种惊为天人之感，作者写作的踏实、厚重，以及对文学写作基本规则的尊重都深深打动了他。小说以赴加拿大淘金修铁路的工人方得法及其后代的命运为切口，不仅将赴加工人的命运首次引入文学视野，也是一次探讨国际背景下民族身份与认同的史诗式书写。难能可贵的是，在孤立的移民史书写以外，张翎采取了大陆与海外双线展开的结构，清末鸦片泛滥的背景、军阀混战的动荡、抗战所面临的家国危机，以及其后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运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危机竟也一一落在这个飘零于海外的家庭之上。

 

如饥似渴地读完小说后，韩敬群心绪难平，他以一个文学编辑对文本和作者的热情说服了张翎，获得了这部作品的出版权。时隔多年，这位资深文学编辑依然一字不差地记得当时写下的书腰———献给头顶肩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刻下中国人的尊严的所有同胞；献给他乡的拼死挣扎和故乡的深情守望。“捧着这本书如同捧着一件宝物，书腰要对得起作品的分量，我郑重其事地将它推到中国读者面前。”韩敬群说。

 

“我的写作还是偏历史的，历史是一个中性的词，而‘疼痛’是那个年代生活的常态，‘贫穷’是我们整体的记忆，书写历史，这些是绕不开的过去。”对于书写历史的经验，张翎如是总结。

 

书写“被遗忘的时光”，作家们步履不停。

 

张翎的新作　《流年物语》　是对“如何叙事”的实践，在她笔下，河流、瓶子、手表、钱包、麻雀、老鼠、苍鹰、铅笔盒等为叙述者，讲述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对故土的书写跨越千山万水，既关于贫穷和恐惧，也关乎谎言和真相、追求和幻灭。

 

关于抗战的历史也依然吸引着张翎的目光，在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劳燕》中，她强调：“战争本身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重点，我试图探寻战争把人逼到墙角后，人性中迸发出的东西。”

 

陈河透露，他接下来打算书写“抗美援越”的历史。“前段时间我去了越南，了解到当时有‘红卫兵’去到前线，这些往事让我产生了深入历史的冲动。”

 

写小说就像酿酒，发酵不够就成了醋。把当下的社会问题立即变成小说，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文学创作需要一个很大的坐标，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所以写作还是要和现实稍微保持距离，才能触及心灵深处。———陈河

 

彼岸生活，生命更加丰盈

 

在美国初期我遇到了不少文化隔阂，但我在精神上有一种兴奋，希望去学习那些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东西。我的写作也倾向于书写我这一代新移民在新大陆落地生根的过程，我关心的是我们所背负的文化和个人经验对当下异国生活的影响。———陈谦

 

被媒体称为“硅谷驻场作家”的陈谦，是少见的理工科背景的异域写作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她赴美留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硅谷科技公司的工程师，“美国梦”触手可及。而当时硅谷正处于互联网经济第一轮泡沫期，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遍地是一夜暴富的传说。新世纪初，她的首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便试图在此背景下探讨人在“成功”之后应该追求什么。

 

“我没有获得答案，这令我焦虑。”陈谦坦言，正因此，她对硅谷这个第二故乡曾有长达十年的写作回避期。直到互联网泡沫破裂、对物质的追求逐渐“退烧”，新硅谷创业者的理想回归造福人类，她才重新提起书写硅谷的兴趣。于是在新作　《无穷镜》　中，陈谦开始探寻新一代创业者的心路历程，既提出现代人面临的人生际遇选择，也表达对高科技的困惑和反思，是一部读来颇具代入感的作品。

 

陈谦对硅谷的观察也延续下来，她的下一部作品仍然是“发生在硅谷，又超越硅谷的。”对于这种极度贴近“现实”的创作，陈谦向记者解释道：“我在‘文革’后期启蒙，在改革开放最活跃的80年代进入青春期，而真正的社会经验则是在美国获得的。这种杂乱的生活轨迹，让我对个体声音的传达、个人经验的呈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若是描写自己，陈河在异乡生活的经历大概能写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1994年，36岁的他辞去公职，将未发表的小说和用了多年的鱼竿压进箱底，前往阿尔巴尼亚开启了一场人生的冒险。回望当时的选择，陈河仍觉意味深长：“我们这代人看着阿尔巴尼亚电影长大，我一到那里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也见证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经商、经历战乱，甚至被绑架，这种漂泊一直持续到陈河赴加拿大定居、妻儿团圆，写作才被重新拾起，继而回归到人生的主业。“写作一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即便被深埋在心里，也像一颗种子一样，春天到了自然就会发芽。”在采访中，这位人生经验极度丰富的作家最常提及的便是这种“宿命感”。

 

恪守文学与当下的距离，直到去年，陈河才在中篇小说《义乌之囚》中，首次将加拿大经商经历和故乡温州共同织进文字中，成为对“去国”与“还乡”的回顾。

 

而张翎的文学梦则经历了长长的积淀。从赴上海求学，到出国留学、工作，被动荡和漂泊的岁月洗涤，直到她花了10年时间当上听力康复师，为自己挣得了“思维和经济双重独立的空间”，张翎才正式开启了写作。

 

“41岁，我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她笑说，背后的坚持一览无遗。回忆“啃下”英国文学学位的时光，张翎仍觉“苦不堪言”：“为了全额奖学金，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我对英国文学有兴趣，但不想把感性的爱好变为理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又重头来过，读了听力康复学学位。”在她平静的讲述中，求学的艰难、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无根”的孤寂感等等一一浮现，在很长的时光中，文学都是她的慰藉和坚守的理由，直到厚积薄发的每一个字符，留下掷地有声的回响。

 

现在想来，正是这些横斜逸出的经历带来人生极大的滋养———前者逼着她读完了英国文学经典，后者带来稳定的生活之余，还能接触形形色色的人。“我的诊所就像一个小联合国，经历战争的老兵、难民们从每一个战场带回不同的记忆，治疗的过程也是分享，他们给我开启了很多扇观察人生的窗口，我的小说中关于疼痛、分离、贫困和灾难的内容都来源于此，这些灵感可以用一辈子。”张翎说。

 

常因时间不够用而被她诅咒的这份工作，张翎干了17年。观察人生以外，职业本身的感动也令她难以忘怀，她与记者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一个80多岁经历二战而失去了听力的老兵从诊所出来，在门口时他突然停下脚步哭了起来：“数不清多少年没有听到过叶子飘动的声音、鸟叫的声音……”种种情感的交织，都被张翎小心翼翼地收在了作品中。

 

“家国”认同，改变写作姿态

 

我花了这么多年逃离故土，然而时刻书写的仍是故乡。不管离故乡　多么遥远，它始终是我最强大的文化滋养。———张翎

 

和老一辈的海外华人作家相比，几位作家在采访中不约而同谈到了乡愁的远去和淡化。1986年出国留学的张翎记得，当时4加元1分钟的电话费成为与家的最大阻隔。“打电话要通过楼上的邻居转达，母亲接起来便两头一起哭，直到父亲忍不住提醒话费昂贵。通信则往往要流转好几个月，写信时的心绪早已荡然无存。”但很快，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这种阻隔便逐渐远去。

 

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不会察觉怀乡恋土的“乡愁”被直接倾泻于笔端，相反的，字里行间透出克制的意味，更有如袁劲梅者，对于乡愁这种朦胧美，立刻就想把它拆解了、搞清楚。“情感一被分析，就不是乡愁而成了文化评论了。”身兼哲学教授和作家二职，袁劲梅的写作也透着理性的思考。

 

当讲述“家国”成为海外华人作家们不约而同的选择，这或许正是在“去国”背景下对故乡之情的升华。

 

对此，袁劲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她认为，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能像中国人这么自觉地把自己和“家国”当作一体，绝大多数时间，人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系。“想把中国故事讲清楚，不自觉会触到‘家国’题材，而距离让我更冷静、客观地看待人性和历史。”

 

在她的笔下，大浪淘沙的历史碎片撑起了“家国”，在堪比历史调查报告的长篇小说　《疯狂的榛子》　中，她写道：中国老百姓在美空军基地当苦力，他们相信，得了重病就要从降落在跑道上的B-24轰炸机翅膀上的两个螺旋桨之间冲过去，把恶气斩了，就能治好病；航空兵在空战时，看到日本机长叫喊时露出的金牙；中美航空兵弃机跳伞，落在“猎头族”的领域，担心自己的头被猎走……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创作者的身份认同，随着这一群体日趋多元化，在“海外华人作家”的标签下，千姿百态的创作呈现出动人的文学交响曲。

 

袁劲梅表示，文学创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作家首先是个人。“人最起码的特点就是做他自己，作家也一样。文学是用个人独有的方言寻找人性共同点。让每个作家说自己的‘方言’，文学交响曲才好听。”

 

陈谦则说，去除标签是好事，“文学艺术的本质追求就是独创性和不可重复性。作为一种文化生态的存在，它越繁杂越难归类，也就越有生机。”

 

与海外华人作家们交往颇多的韩敬群则提出，在故乡之外，海外华人作家群体还面临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以此为参照，改变了他们的写作姿态。“写作无非是两件事：写什么，怎么写？　展开来说就是你提供什么经验，用什么方式书写经验？　这两方面，他们的风格和特质异常鲜明，得以与国内作家区别开来。总的来说，他们的写作个体性极强，既不属于某一机构，也没有人扎堆抱团，每个人所思所想所经历的俱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海外作家给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什么？　以　《疯狂的榛子》　中的抗战书写为例，除了情愫真挚的　《战事信札》，袁劲梅看了上百本1942—1945年中国战场空中战事的书，并找到许多去过中缅印战场的老兵做访谈，一笔一画勾勒出平民战士的形象———因为“具体的人才会谈恋爱，会受伤，会软弱，会后悔，会在粘连中、战乱后审视暴力”。

 

韩敬群则认为，相比国内有的作家笔下大而无当、面目不清的抗战，袁劲梅的书写方式对当代抗战文学有着重要的启示，“遗憾的是，这方面在文学评论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他补充道。

 

“灵魂回访”，反思人性善恶

 

我写小说，全是在工作之余走到哪写到哪，如果能坐在书房里安下心来写几个月，在我的时间表里是乌托邦。等有时间写作了，就像到后花院里去种花一样，总是很高兴，那是我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时间，而生活的灵感和思维都被种到我的田里来了。———袁劲梅

 

获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博士、现在美国克瑞顿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的袁劲梅，将文学看作是寻找真理的一种方式。作为知名生物学家袁传宓之女，袁劲梅曾以　《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记录老一辈知识分子为刀鱼生存和长江环境奔走呼号，希望以一个物种的消亡和科学家的故事，给疯狂的工业发展浇一点冷水，告诫人们“好好地和自然相处，让子孙后代也能拥有绿水青山”。

 

这种对“人”的关切也持续不断地出现在她的创作中，2010年，她以长篇小说　《青门里志》　反思从“文革”到商业社会阶段的人性故事，并将个人经历的点滴编织其中；中篇小说集　《忠臣逆子》，向人性和社会性发问。

 

到了新作　《疯狂的榛子》　中，袁劲梅打捞起童年伙伴喇叭母亲的故事，原打算写一部单纯的战乱与爱情故事，“可爱情故事一到中国，就单纯不了。”于是，在大量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她以文学手法完成了对二战时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飞虎队”历史的书写。

 

小说以抗战英雄、飞行员范笳河的《战事信札》　拉开序幕，在记录抗战史实之余，也成为记录他与喇叭妈妈舒暧的爱情长卷。在贯穿他们及其后代命运的写作中，袁劲梅的“寻找”从外部背景伸展到人物的内心，以及三代人命运和时代的起承转合。最后的寻找是去了衡阳，“第14航空军当年的旧空军基地成了现代人的练车场，人们不再生活在山村了，开车跑了。红灯停、绿灯行，是过新生活的基本训练。”

 

“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做的一点事，就是‘寻找’。找到一个问题、找到很多故事，找不找得到答案，我不知道。我最多只能把问题讲清楚。”对于用文学寻找真理，袁劲梅如是回应。

 

而她所寻找的文学“原乡”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灵魂不停回访之地”。“它是人性中最深刻的东西，这种东西总是吸引我，让我主动想把它的面貌搞清楚。”袁劲梅称之为“人文主义”。而她的写作也循着这种寻找展开———站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反思人性，反思人造的灾难和踩在人心上留下的脚印。没有一场战争不同时也是内心的战争，而人如果不自己站着，走不到现代文明。

 

在小说艺术之外，反思和寻找成为袁劲梅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特质。韩敬群特别指出，在她身上有着尤为珍贵的启蒙气质，将思考伦理、人的生存、种族的生存视为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人性中的恶从哪来？　如何构建更合理的社会？　这些都成为她永恒的命题，这种启蒙气质在国内写作者中十分少见。”

 

也许，由于地域和经历的优势，海外华人作家拥有更开阔的眼界。具体到四位作者的创作，韩敬群认为，受西方文学影响、作品呈现最“洋气”的是陈河。在　《甲骨时光》　中，陈河有意借鉴博尔赫斯、丹·布朗嵌入了“密码”、“悬疑”一类通俗文学的手法与情节。“除此之外，陈河作品中人物被一股神秘力量牵引，不知命运将走向何处的神秘和不可捉摸之感，也非常具有现代性。”韩敬群表示。

 

但他也指出，相较于奈保尔、毛姆等西方作家的异国行走经历对创作和人生的滋养，我们的海外华人作家“写作视域上的优势尚未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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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陈河：原名陈小卫，曾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1999年移民加拿大，2011年起全职写作。主要作品有　《甲骨时光》　《沙捞越战事》《致命的远行》　等，首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得者、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获得者。

 

张翎：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多伦多。代表作有　《流年物语》《金山》《余震》等。曾获中国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等。

 

袁劲梅：夏威夷大学比较哲学博士毕业，现任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著有长篇小说　《青门里志》　《疯狂的榛子》，小说集　《月过女墙》《忠臣逆子》。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奖新人奖”，美国华文“汉新文学”小说、散文首奖等多种奖项。

 

陈谦：20世纪60年代出生、长于广西南宁。1989年赴美留学，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现居美国硅谷。代表作　《无穷镜》　《爱在无爱的硅谷》　《特蕾莎的流氓犯》　等。曾获人民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