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顺。 权义 澎湃资料

三

说来说去，还是得演戏。王德顺的攻略是，在厂里组织与人排戏，争取参加市里职工业余汇演，增加自己上台亮相的机率。

1974年，长春市歌舞团排演大型话剧《第二个春天》。剧组为选角犯愁，意外发现了王德顺。于是文化局借调出他，出演该剧“男一号”。“加上原先不准我们调进长春话剧院的那位领导又走了”——自然，成功扮演那部戏里的“海军司令”，为王德顺迎来了真正的“第二个春天”。

长春话剧院。老演员孙修兰说起王德顺：第一，形象好。他那会演的多是“领导”之类的主角； 第二，用功。一般人准备戏与台词，顶多背十几遍。他却要背上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他自有心得，重复就是加强理解。最后，“他演戏晕倒过。”

“我们这代人最初接受的是苏联斯坦尼倡导的表演体系——演出时，演员要充分调动情感，要做到’我就是那个角色’，要达到忘我的境界。”王德顺还记得，当年发生过的戏剧中的”戏剧”——他扮演《万水千山》里的红军教导员。剧情规定，他要在受伤昏迷后，被通讯员连声唤醒，鼓励士兵们继续前行。“我在台上过于投入，真的昏过去了。通讯员一遍遍地叫着，指导员—指导员，我就是不醒。见我这样，另一个演员背过身去，冲我脸上就一巴掌——王德顺，该你说话了。这一下可把我打醒了，才听到别人冲我小声递词——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等我喊出这句时，大幕哗哗落下。”

当晚，他为自己“学斯坦尼学到家”兴奋至极，他飞速骑车回家，快到门口时，一阵强烈眩晕袭来，他扔下车一头扎进雪地里。第二天，医生告知他，他患上植物神经紊乱。“如果再过动情，保不准会得精神病。”

半年后，时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丁扬忠来到长春话剧院讲授布莱希特的表演理论——“要求演员将情感外化。强调演员要知道，自己只是在表演那个角色，永远不能成为角色。”这一与斯坦尼截然相反的艺术观点，成为了王德顺下一十字路口。

“他载着我骑车去聋哑学校，给学生们表演。”孙修兰形容，那段路程相当于从北京的南骑到北。在那里，王德顺建立了一个“聋哑学校哑剧班”。见他成日折腾，剧院旁边理发厅里的伙计问他，到底为什么。他仔细想了想，“其实就是不搞出东西来，不甘心。”

1981年，王德顺的妻子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这年，奥地利著名哑剧大师扎米·莫尔肖也来京讲学。当晚在剧场演出。他的妻子没票，急中生智给莫尔肖的秘书打电话，央求道，“我丈夫也是表演哑剧。所以这场演出对我很重要……”

回到长春，妻子一五一十给王德顺讲解那晚莫尔肖的演出。“我自个摸索了那么久，一听全明白。”他与妻子决心一个编，一个演，共同做出属于自己的哑剧。这里包括了《人与蛇》的创作由来。

“长春是二人转的舞台，不是表演哑剧的天地。”王德顺夫妇心里清楚。与此同时，剧院领导也对他们的“游离状”有所不满，“我们每年对省里都要汇报演出任务。省里没派你去演哑剧，它不属于任务范畴，没法支持你。”

“我们那个时代，叫你干啥就干啥——你没有选择。”王德顺听着健身馆游泳池扑腾响起的水花声说，自己体内生就不受束缚的“活性因子”，“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家的思维还停留在某一阶段时，我就破壳而出了。”

1985年的夏天。趁着孩子们放暑假在家，他做了一个决定——掷硬币。如果字朝上，一家人上北京。

“可往后，咱们的家在哪里？”见他执意北上，妻子担忧地问。

“要知道，那会还没‘北漂’一说呢。”回想起来，王德顺的眸子变得深邃，“可我们都是疯狂的人。”

那刻，硬币在手中，犹如箭在弦上。只见它抛至半空，落下，摊开再看——是字。

那年，他已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