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八路军冀南军区六分区司令员兼新7旅旅长易良品。
②八路军占领娘子关。
③人民群众热烈迎接百团大战归来的英雄。
④八路军在研究怎么攻打鬼子的据点。(均本报资料照片)
这是一个“命硬”的司令。他14岁就加入红军,经历过反围剿,参加过长征,曾随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两次翻越雪山;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骁勇善战,屡立奇功,在日本人的名单上,他的人头价值一千两黄金;每回出征前,他都会和妻子说笑:“我有一颗敌人千两黄金都买不走的头,和多次受伤却打不死的身体。”
然而,命硬的司令最终还是倒在了抗日的战场上,倒在了胜利曙光降临的前夜。他叫易良品,去世时是八路军冀南军区六分区司令员兼新7旅旅长。抗战8年中,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日军血战的同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也以游击战、破袭战的方式,在敌后和日军展开激烈的较量。易良品曾率部队参加过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河北枣强一带攻击日军的交通线,拔除日军据点,是敌人闻风丧胆的“易司令”。
将军一去七十二载,如今讲述他故事的,是他的女儿易珠玲。易珠玲今年72岁了,她是个遗腹子,在父亲去世2个多月后才出生。尽管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易珠玲和亿万中华儿女一样,受惠于父亲留下的遗产——1943年,29岁的易良品去世前,曾嘱咐战友为他“看一看社会主义实现的样子”。今天,烈士的女儿将在阅兵仪式上,亲眼见证先烈们为之奉献生命的理想主义,终得实现。
出身贫苦
易良品殉国时,易珠玲的哥哥易柱华才一岁多,他的名字是父亲亲自给起的:“柱华,就做个中华的柱子吧。”除此之外,易良品属虎,他用自己的属相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小虎”。
两个孩子对父亲都没有印象,这些温情都是他们懂事之后,通过母亲和父亲的战友一点一滴的叙述,慢慢积攒的。在冀南战场,易良品的名气大,日本人听说他儿子出生了,一直在四处寻找。因此,易柱华出生以后,就被父母寄养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直到5岁前,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管奶妈叫作“娘”。
易良品的妻子叫王月庭,出生在河北威县。她1938年入党,此时易良品所在的129师正在河北冀南活动作战,经人介绍,王月庭认识了时任新7旅旅长的易良品,并在1941年与他结婚。
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夫妻俩都身在冀南,却聚少离多。易良品作为指挥员,战事不断,王月庭在妇救会,工作也非常忙碌。在战争间隙,易良品回到村里,第一时间就是去老乡家看儿子。“他把哥哥抱在怀里,亲了又亲,离开的时候总是依依不舍。”易珠玲说。
易良品牺牲时,王月庭怀着7个多月的身孕,腹中的孩子便是易珠玲。这个素未与亲生父亲谋面的女儿,却对易良品怀着极为深切的情感。半个多世纪来,易珠玲总是带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十多年前,她偶尔得知老红军熊登钦是父亲牺牲时,唯一守在他身边的人,易珠玲立即像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去老人的病房看望他,为他忙前忙后,做饭送饭。从老战友那里,易珠玲知道了父亲生前更多的细节。他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麻县易家畈,家里非常贫穷,小时候给地主当过放牛娃。1927年,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当地的党组织举行了黄麻秋收起义,易良品跟随家乡父老们一起打土豪、斗地主。然而,起义很快遭到残酷镇压,13岁的易良品目睹数千名农民被杀,内心从此根植下了革命的火苗。
次年,由于国民党十二军同桂系军阀发生冲突,撤离至河南。由农民自卫队改编的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建立了鄂豫皖红色革命区域,并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31师。14岁的易良品主动要求参加了红军队伍。
那以后,他就跟着红军离开了家乡。
王月庭曾告诉自己的孩子,爸爸生前聪明、骁勇,尤其擅长打夜战,因而有一个外号叫作“夜老虎”。从1928年起,在粉碎蒋介石军队“围剿”战役的过程中,易良品屡立奇功,从一名小战士被迅速提拔为营长。1931年,鄂豫皖地区革命武装部队被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易良品被调任至军总部特务连工作,次年又被提升为团政委。
此时,易良品已经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了。由于红军队伍发展极快,部队急需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易良品根据军队素质、敌军情况和地形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训练工作。在技术上,他强调射击、投弹、劈刺和土工作业的训练;在战术上结合川北道路崎岖,敌军大多居险固守,但害怕夜战的特点,加强了山地战斗、河川战斗和夜间战斗的训练;在政治教育上,他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强调培养坚持持久战、英勇顽强的作风。1934年,易良品被提拔为31军91师的师政委。
此后不久,最艰苦的长征就开始了。
艰难长征
易珠玲说,那个时候,父亲肯定对长征的凶险和艰苦有所预料。当时,他的身边跟着一个14岁的通讯员,姓彭,大家都叫他小彭。长征开始前,易良品把这个小通讯员送到了一户少数民族老百姓的家中,并约定胜利后再来接他。然而红军离开以后,小彭想了想,还是决定要跟随大部队。他带了两袋粮食,追上了大部队,找到了自己的首长。易良品开始还想劝小彭回去,但小通讯员说:“首长,我不走。你看,我带粮食来了,还给你带了一袋。”易良品只好带上了他,一路照顾着他。最后,小彭平安走过了大草原,并一直追随着首长,直到1938年才和他分开。
漫漫长征路,走一回下来便是英雄,易良品却一共走过三回。
第一次是“懋功会师”之后,当时,易良品和全体指战员需要经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原,数百里荒原渺无人烟,没有道路,沼泽遍地,那里的水都含着毒汁,粮食也十分缺乏。经过5天行军,易良品带着红军终于到达阿土坝地区。
第二次是1935年9月。当时,川北地区已经寒风凛冽,许多战士只着单衣,粮食也极为缺乏,要再次经过草地,困难远超之前,许多人被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生命。他们所行军的丹巴、道孚间横亘着连绵的雪山,还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山头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也反复无常,时常狂风夹着冰雹扑面而来,红军就是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一边行军,一边防备着敌军的偷袭。那时,易良品身先士卒,冒着随时可能跌落到悬崖下去的危险,于漆黑的夜晚,在陡峭的山路上刨开冰雪,不懈前行。
由中共枣强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的《易良品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他们上山时汗流浃背,到了山上全身的衣服就顿成冰桶。阴天风卷残雪,他们立脚不稳;到了晴天,冰雪反射的阳光使他们难以睁眼。加之高山缺氧导致的呼吸困难,使人头晕脑胀、腿脚酸软……”
这一次长征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队伍人数由10万人减至不足3万人。为此,部队进行了改编。为了充实基层,易良品被安排到31军93师271团任团长。
从师政委到团长,名义上来说,这算是一次“降级”,但易良品并不在意这些。他的老战友告诉易珠玲:“不管在什么位置,首长都豪情满怀,战斗不息。”
1936年7月2日,红二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于甘孜,随后分为左右纵队,再次北上。在向包座、毛儿盖的行军中,易良品随军第三次穿行在茫茫数百里的草原上,粮食紧缺,就以野菜、草根、皮带、牛皮充饥,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行军中还参与了夺取洮州旧城的战役。那年10月10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在会宁城会师,从而结束了历经艰险,转战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
在四川这段时期,曾与他共事过的93师274团政治部主任袁文,对易良品的印象非常深刻:“每天早晨,他4点多就起床下操。跑步时,他在前面领跑;爬山时,他在牵头带爬。到了山顶,他鼓励战友们用劲快爬、快跑,发动比赛看谁先上来。”
此外,易良品对自己文化学习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小时候没有机会念书,袁文就成了他的文化老师。易良品每天坚持学会三个生字,并要求自己做到“认得、写得、用得”。后来,他已经能写一些短小的文章,总结战斗经验,“成为了一个能文善武的指挥员”。
袁文和易良品的感情很深,在长征时,袁文曾患上伤寒症,无法骑马,是易良品背着他转移的。由于战斗环境,他们俩共事了10个月就分开了,多年没见,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在129师重新会面。袁文说,再见面时,这个老朋友的优良作风,仍然如故。
1936年以后,日本加紧了侵华战争的步伐。“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易良品所在的军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易良品所在的31军93师271团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组织改编后,易良品担任了副团长,他和战士们第一次得以坐火车,由山西侯马到达阳泉,开始在战事吃紧的娘子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英勇战斗
华北沦陷后,易良品又率部挺进敌后,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易珠玲曾听母亲说过,父亲作战异常勇敢,胆子出奇大,什么事都第一个冲在前边。在冀南地区,他清除敌伪的武装、炸毁敌人的铁路,在正面交战中也不落下风。当地的老百姓看到八路军打了很多胜仗,人心振奋,军队经过时,群众纷纷争着抬担架、送开水。
易良品最知名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941年10月,即“武城战役”。当时,他已经是新7旅的旅长了。在攻打县城前,易良品率部扫清外围的日军据点,其中有一个叫刘官屯的据点,被一小队日军坚守着。这座炮楼有4层高,修在公路边,距离县城仅4公里,是通往武城的要道。日军在炮楼四周挖了2米深的壕沟,将土砌成围墙,中间的鹿砦吊桥高高拉起,壁垒森严。
炮楼易守难攻,八路军没有好的武器装备,没有办法强攻。易良品与众人合计,想出了一个将地道挖到日军据点底下炸炮楼的办法。他命两个连战士,从日军炮楼外的壕沟往里挖,先挖明沟,后挖暗沟,两沟并进。日军从炮楼内往外扔手雷,用机枪扫射,却打不着在深沟里的八路军,只能眼睁睁看着八路军将地道挖到了炮楼底下。
那时,他们只有土炸药,是老百姓自己做的,里面加了芒硝,威力远不如正规的火药。安置炸药的时候,有人建议往地道里放五百斤,有人说放八百斤,最后,易良品拍板往地道里放了一千二百斤炸药。
点火前,易良品命令官兵们炮弹齐发,通过佯攻,将鬼子们全部赶到了炮楼内。然后由爆破员点着炸药引线,连声巨响后,炮楼拔地而起,从空中落下,变成一堆碎砖头,躲在里头的日本人也被炸飞。这就是由易良品开创的,让日本炮楼坐“土飞机”的典型案例。战役过后,日军大批高级军官和技术人员来到现场,研究八路军的攻坚战术和爆破战术。
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副参谋长左权联合下达了命令,要求破袭华北日军的交通线。当时,八路军在晋察冀等地共出击了104个团,成为抗战中八路军最大的战役行动,史称“百团大战”。
在“百团大战”中,易良品率队破袭平汉铁路、德石铁路,并在河北故城县西高村,伏击了从德州赶来扫荡的日军一个大队及数百伪军。他出其不意,大败日军,日军溃逃时,丢下了一门“八八”型野战炮及六发炮弹。
当时,八路军装备低劣,部队仅有简陋的步枪、少量机枪和边区造手榴弹。这门“八八”型野战炮,是新7旅拥有的第一门大炮,易良品令军械股长火速从后方调来技术工人,连夜将炮管、炮栓、炮膛、引信等分解,涂上厚厚的凡士林油,用白布紧紧包裹,并调来骡马大车,将炮管拉走掩埋。
一年后,这门野炮果然派上了大用。1941年7月,为打破日军封锁,易良品率新7旅,在清河县王官庄至南宫县大高村的公路发起战斗。那时,日军抽调了皇协军两个团,驻守王高公路中段的马固庄一线,据点外围有两座炮楼,火力凶猛。易良品率部攻了一夜,因没有重武器,无法拿下炮楼。情急中,他想起去年缴获的那门“八八”型野炮,当即让人将拆散的部件挖出来,送到后方工厂连夜擦洗组装。第二天中午,野炮登场了,易良品亲自指挥向马固庄炮楼发炮。谁知第一炮射出去,由于经验不足,没打着。但隆隆的炮声震动了沿线各据点,当时,中日双方谁也没料到,这是八路军的大炮声。
一击未成,易良品命令把野炮拉得离炮楼再近点,第二炮射出去,炮楼起火了,浓烟滚滚,炮楼的半截都被轰去了。易良品乘势率军冲进据点,击毙了日本守军,俘虏了二百多名伪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光洋面就拉了十几大车。
在野炮的威慑下,多个据点内的守军未等放炮便自动投降,激战三天,王高公路沿线十六个据点均被拔除,日军在王高公路的封锁线被彻底摧毁。数天后,当日军携坦克和火炮,从邢台和临清赶来增援时,易良品早已率部转移。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集中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往后一年,八路军部队由四十万骤减到三十万人,对敌全面斗争进入到了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
长眠冀南
易良品在河北平原坚持抗战时,正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生活最困苦的时候。河北还在闹灾,老百姓和战士的生活都非常苦,在非作战期间,易良品就组织战士到芦苇荡中抓鱼虾、青蛙、螃蟹等。
“很奇怪,北方人不习惯吃这个。但我父亲是南方人,他不允许战士们去吃老百姓家的粮,就带他们吃这些老百姓不吃的东西。南方的战士们都很喜欢这些美味。”易珠玲说。
她还听母亲说过一些趣事:父亲在战斗间隙,还有个爱好是照相,不知跟谁学的。那时他留下了不少照片,由于怕这些照片被敌人搜了去,易珠玲的姨妈把它们保存在铁盒里,埋在地下,后来受了潮,就没用了。
易珠玲保存着父亲的一张照片,是当年易良品送给老战友的。老战友生前十分珍惜,舍不得送给任何人,直到他去世后,易珠玲才得到这张照片。
时光倒回至1943年,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八路军的大部队转移了,易良品留下坚守敌后抗日根据地。3月,华北的早春,雾气如冬,易良品开完六分区机关会议后,带分区直属队及警卫部队,在枣南县杨庄宿营。第二天清早,凄厉而密集的枪声响了起来,惊醒的易良品意识到,村子已经被日军包围了。
易良品跳下土坑,冲出老百姓家的小院,果断指挥开会人员与警卫部队分几股应战突围。他自己率一个警卫排边打边撤,这时一颗飞来的流弹击中了他的腹部,易良品顿时倒在了地上。他随身的警卫员见状,顿时惊呆了,这时正见到县大队政委广育带着一个排边打边靠拢,警卫员哭喊着说:“广政委,易司令员负伤了。”当时广育听闻,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牙齿都打颤了。他和警卫员将易良品抬到沟里,看到汩汩鲜血透过他的棉军衣从腹部流出来,警卫员连忙用衣服紧捂住正在流血的伤口。
负伤的易良品轻轻出了一口气,对广育说:“广育,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是死是活,你一定要把我抬下去。”
广育明白,当时日军正在悬赏捉拿易良品,他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于是点头道:“放心,有我在就有你在。”
他们决定将易良品抬到比较安全的村庄中救治,侦察员找到了住在油古村的分区医疗所所长熊登钦。熊登钦听到消息,思前想后,决定将易司令员接到底阁村里救治,那个村落比较大,好掩护,有情况也便于疏散。为怕走漏消息,他让侦察员进村,将村长带出来。在村外,熊登钦吩咐村长安排一户可靠的老百姓,将易良品送到那里去。
易良品被抬到老乡家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村里没有灯光,只有远处的狗吠声。熊登钦在大白杨树下守候,不多时就看到一团黑影,那是村长、担架队员和两个警卫员,抬着易良品匆匆地来了。
担架上的易良品面色苍白,已经半昏迷了。在检查伤口时,熊登钦发现他的肚子很胀,估计是子弹伤到了膀胱,排不出尿,于是就用了一根小皮管为易良品排尿。尿排出来了,里面都是鲜血,熊登钦心里一沉,知道易良品伤得很重。在条件艰苦的敌后,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奇缺,熊登钦也只能用盐水再清洗一下伤口,并涂上一点红汞。
熊登钦知道,此时,只有手术才能救司令员。然而,当时路上五里一碉,十里一堡,处处沟壑。敌人已经知道易良品受伤,转院便是把他送到敌人手中。于是,无法转院,又无法救治,易良品的伤势一天比一天重,他开始发高烧、吃不下东西,时而昏迷、时而苏醒。7天后,易良品在河北枣南县李家侯滩村老乡家的土炕上停止了呼吸,时年29岁。
易良品临终前,将熊登钦叫到身边,说:“我知道你为了我费了不少心,你不说我也看得出来。如果你能把我救过来,我们一起看看社会主义多好。”
易良品去世后,战士们清理他的遗物,发现他身无分文,只有一块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手表。战士们上满弦,对好时间,郑重地戴在了易良品的手腕上,将他下了葬。第二天,怀着身孕的王月庭才赶来。于是战士们又打开了棺木,让易良品与爱妻诀别。打开棺木后,王月庭看到丈夫已然长眠,手腕上的表还在滴答走动,不由悲痛欲绝。
易珠玲有记忆后,就知道父亲在冀南地区是个很有名的人物,“是鬼子的克星,老百姓的保护者”。那时,母亲因为抗日工作,北上延安,她和哥哥就在老百姓的保护下长大。这对遗孤,“躲在麦垛里,藏在青纱帐中”,东躲西藏地长大了。“没有冀南的老百姓,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易珠玲说,“他们说的话很朴实,这是易司令的后代,一定要保护好。在我的心中,永远感谢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长大的冀南人民。”
本报记者 张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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